王定国，1913年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定国七岁那年，就已经懂得帮家里种地、推磨、喂猪、养蚕。因为家贫，她的童年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度过的，没能上学是令其抱憾终身的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家中的日子更加清贫，年幼的定国不得不早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幸好有舅舅时常接济，日子总算能勉强支撑下来。舅舅每次到她家，总带着一些陌生人。舅舅和朋友在屋里开会，会让定国到门口把守。后来，王定国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共产党，他们是奉命到安化乡组织农会，发动群众，为红军攻打营山县做准备的，而王定国的家就成了他们的秘密联络点。在这些来人中，有一个叫杨克明的卖布商人，他人很和蔼，总是给王定国讲一些新鲜事，比如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裹脚等。在杨克明的鼓励下，王定国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那时王定国还不知道，这个卖布的大叔就是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

一天晚上，舅舅又带人到家里来，机灵的小定国自觉跑到门外放哨。过了一会儿，舅舅把她叫进去，让她往丰登铺送一封信，定国出色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在丰登铺的团防局就被农会端了，团总跑得快没被抓到。团防局被打散后，团总不死心，在仙女石召集人马企图卷土重来。我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组织农会准备彻底将其消灭。仙女石离安化乡有二十多里，途中有一座桥，敌人就在桥那边。送信的任务又落在了王定国身上。

那天夜里，王定国独自一人去送信，路过阴森森的坟地时，有些害怕。这时，她听到一声猫叫，想起来大人们说过，听到猫叫就是自己人。王定国安慰自己：“有咱们的人保护，怕什么。”大着胆子继续走，圆满完成了送信任务。三天后，仙女石的团防局被农会彻底消灭了。

受舅舅和杨克明影响，王定国积极投身到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斗争中去。

1933年10月，红军解放了营山，王定国因表现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上派王定国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在为期三个月的学习中，主要课程是讲党的基本建设、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队伍等。王定国不识字，全部知识都要靠脑子记忆。学习结束时，学员要进行演讲考试，王定国以优异表现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她也因此被调到保卫局工作。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加强宣传力量，成立了一个在当时红军队伍里规模最大的文工团，天性活泼、能歌善舞的王定国被选入。

在文工团，除了每天和男同志一起行军、做宣传，女同志还肩负着做饭等任务。部队每到宿营地，王定国等女同志还要去找粮食做饭。王定国个子小，年龄也不大，在文工团里非常活跃，跳舞也很卖力气，有几次一不留神，就把本来不太结实的草鞋甩出去老远，引得战士们一片大笑。

在历经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困难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后，中共中央决定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继续北上抗日。

经过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卓克基。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住在山下，离她们不远就是干部修养连。一天，王定国与文工团的战友们从干部连路过，一位老同志拿着两件衣服走过来，对王定国说：“小同志，马上要过雪山了，你们有没有针线，能不能帮我个忙，把这两件衣服合在一起加厚一些。”王定国爽快地答应了。当天夜里，她把两件衣服缝到一起，又把从老乡那里找来的羊毛塞进两件单衣中间，用针线缝合。第二天，一件厚厚的“羊毛衣”便送到那个老同志的手上。这时候，这名老同志告诉王定国，自己叫谢觉哉，是干部修养连的。

1935年9月，红军到达四川阿坝准备继续北上。这时候，张国焘却公然分裂党中央，带着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重过雪山草地，逃避抗战，结果遭到严重挫折，被迫退到四川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继续北上，王定国又随大部队三过雪山草地。三个月后，终于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中央决定一部分人到陕北，另外组织一部分人过黄河到河西走廊，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争取得到苏联红军的援助，建立河西根据地。于是，王定国又随文工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五军、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来到人烟罕至的河西走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西路军”。

两万多人的西路军一过黄河，便遭到马步芳、马步青数万匪军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但仍旧伤亡惨重。12月底的一天上午，王定国与战友们奉命从永昌到红九军所在地二十里铺去慰问演出，途中遭遇马步芳部队，王定国一行人在政委的带领下迅速抢占一座闲置的碉楼，用仅有的武器与敌人战斗，同时派人与总部联系，请求支援。下午，得知消息的总部派一个骑兵连前来支援。但骑兵连的战马大都是刚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的，和战士们还不太熟，敌人一吆喝，那些马就拼命把战士们从马背上甩下来，跑到敌人队伍里去了。那一仗打得异常激烈，政委和许多战士都牺牲了，王定国和战友们顽强地坚持到天黑，最后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她与30多个战友不幸被俘。

敌人把她们从凉州押到青海西宁的一个破庙里。面对残暴凶狠的敌人，王定国与战友们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大家约定上刑场时，一定要昂头挺胸高呼口号，要让老百姓知道国民党的罪行，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要在生命最后一刻再做一次宣传。可马步芳下令暂不处死她们。王定国和战友们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对当时许多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展开营救。

1937年，蒋介石在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迫于压力，不得不暂时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党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并在兰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而负责人就是过雪山之前请王定国缝衣服的谢觉哉。那时候，王定国和战友们已被押往张掖三○○旅韩起功旅部。不久，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委托一个叫高金城的人来到三○○旅，很快与王定国她们取得联系，并出面找到韩起功，把王定国借到自己开办的福音堂医院做护士，王定国终于逃出虎口。

在高金城开办的福音堂里，王定国等人以行医为掩护，四处寻找失散的西路军战士，先后有300多人被营救出来奔赴延安。

王定国、高金城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韩起功派人找到高金城，企图把王定国要回去，让她嫁给自己的一个部下做老婆。高金城得知这一消息后，寻找机会送王定国离开张掖。在高金城的安排下，王定国从张掖赶往兰州，经过一番辗转，终于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到了兰州办事处，王定国见一个人很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倒是谢觉哉还记得这个几年前为自己做“羊毛衣”的川妹子。王定国向组织表示，自己想先去延安，到延安抗大学习文化，但谢觉哉却不同意她的想法。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失散的西路军战士找回来送到延安。可是兰州办事处几乎没有女同志，加上正赶上国共两党合作，八路军那时是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全部是国民党的编制，军装也是国民党军服。那时，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受到重创，急需补充人员和干部。基于上述原因，谢觉哉找王定国谈话，希望她留下来，因为她本身是西路军的人，好多战士都认识她，只要看到王定国，西路军的人就会找到办事处。就这样，王定国服从组织的安排留在了兰州。没多长时间，就接了五六百名西路军失散人员，办事处把他们都一批批送往延安。后来，为了找到更多的西路军人员，王定国又化装成护士，潜回张掖高金城办的福音堂医院，以护士身份做掩护，与高金城一起寻找失散的西路军人员。

一天，福音堂医院来了一个叫马合年的病人，此人是当地的县长，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脱党。王定国了解到这个人的情况后，开始做他的工作。她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现在你虽然脱离党了，但你起码还是一个中国人吧，共产党抗日的主张你总归是赞成的吧，你那个县政府不要随便抓人，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听了王定国的话，马合年表示：“在我的地盘上，我可以不抓人，但马步芳抓了好多共产党的干部，寄放在我那里押着不让放，怎么办？”王定国说：“你找个理由，把他们都放了。”后来，马合年果然把马步芳寄放到他那里的人都给放了。

这个情况让马步芳察觉到了，王定国不得不回到兰州。这一阶段，在高金城的掩护和帮助下，他们共找回失散的西路军近两千多人。可是不久，共产党的老朋友高金城却被敌人秘密杀害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多次来到兰州高金城墓前，看望这位共产党人的挚友。

回到办事处两个月后，组织找王定国谈话，希望她可以照顾谢觉哉的生活，对她说：“你照顾谢老生活，谢老教你学习文化，这样可以互补。”王定国觉得这也是革命需要，就同意了组织的建议。

结婚后，王定国在谢觉哉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工作十分出色。当时担任“八办”主任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对王定国有这样的评价：“根据谢老的指示，这位浑身充满热情和朝气的女青年主要从事妇女界、特别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家属的联系。别看她出身农家，又没有文化，可很快就学会了一套同女界名流以至国民党官僚太太、小姐打交道的本事，以自己的纯朴和热情感染她们，并通过她们去影响各自的姐妹和父兄，使其了解和赞同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支持抗日活动。”

与谢觉哉结婚后，王定国除了忙工作，还要照顾谢觉哉的工作、生活。有时，谢觉哉让王定国帮忙拿一下报纸，由于她不识字，总出差错。这件事对王定国触动很大，她下定决心学习文化，谢觉哉知道后非常支持，亲自教妻子识字写字。

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路过兰州，王定国向周恩来倾诉，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回延安。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因为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加上国民党也常来找麻烦、制造摩擦，中央决定撤销办事处。就这样，王定国与丈夫谢觉哉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谢觉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王定国给他做秘书，工作之余，谢觉哉教妻子学文化，王定国则把丈夫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孩子也相继诞生（二人共有三女五男八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担任内务部部长，1959年当选为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谢觉哉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定国一直在丈夫身边辅助他的工作。任内务部机要科科长的时候，部里所有的文件都由王定国组织发放，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十分努力、负责，对下面的同志要求也很严格。

在王定国眼里，谢觉哉既是丈夫又是先生。在谢觉哉的指导下，王定国不仅学会了写字，还学会了作诗。1953年5月15日，在谢觉哉70岁寿辰之际，王定国给丈夫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谢老：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二十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花长好，月正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您万寿无疆，祝您青春永驻。

王定国还让人把她写给谢老的生日贺辞一针一线绣出来，用镜框装裱好挂在墙上。

王定国生日时，谢觉哉也赋诗一首回赠给妻子：

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

几经沧桑君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

后乐先忧心上事，朝耘暮饲院中天。

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

平日，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多由王定国管，但遇到孩子思想上有问题，她就会告诉丈夫，并和谢觉哉一起针对孩子的问题进行教育。

有一次，他们最小的儿子亚旭放学回家，问姐姐爸爸的官到底有多大，爸爸的车是什么牌子的。姐姐问他为什么问这个。亚旭说，同学们都在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坐的是红旗牌小轿车。王定国知道后，和丈夫商量给孩子们开个家庭会，对他们进行教育。谢觉哉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不论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给车是为了工作需要和方便。什么牌子不重要，官大官小也不重要，你们小孩子不要比这些，要比就比谁学习好，谁的进步大，谁将来对国家有贡献。”

“文革”中，谢觉哉受到了冲击。王定国首先想到的是谢觉哉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及讲话稿，那是谢觉哉几十年革命实践的体会和心血，绝不能受到损失。她把家里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考虑过了，还是觉得不放心，最后王定国把家里的一个长沙发掀起来，将这些文稿放到沙发下面。那时候，谢觉哉因病已经瘫痪在床，王定国让谢觉哉白天躺在沙发上，以免抄家时文稿被翻出来。不久，王定国被扣上了“叛徒”的罪名，受到错误审查和关押。

1969年的一天，中南海西门门口来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王定国的丈夫谢觉哉。谢觉哉此次是要求见周总理，请求放王定国回家。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和关心下，王定国终于回了家，回到了谢觉哉身边。

王定国回到家，看到谢觉哉孤零零地躺在沙发上，一阵心酸。问罢谢觉哉的身体状况，她又检查了沙发下藏匿的文稿，看到它们都在，王定国的心才踏实下来。这时，电话铃响起，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询问王定国回家没有，并嘱托她照顾好谢觉哉身体。这之后，王定国经常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询问谢觉哉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这让他们十分感动。不久，谢觉哉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住进了北京医院。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王定国不无感慨地说，是周总理救了她，救了谢觉哉。

1974年4月，王定国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有了结论，一切强加在她头上的罪名都被推翻。王定国立即重新投入工作，参加谢觉哉遗著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她在动乱年代保存下来的谢觉哉文稿终于有了一个归处。

1984年4月，王定国将丈夫一生收藏的两万多册非常有价值的书籍捐献给了中央档案馆。

晚年的王定国并没有满足于享受天伦之乐。只要身体好，她总是要自己找些事做。在一次去长城游览后，她看到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古长城以及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十分着急，到处奔走呼吁。她先后参与和创建了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中国长城学会，为保护中国古老文明做了大量工作。

多年来在谢觉哉身边耳濡目染，使王定国闲暇之余喜欢写诗做画。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她挥毫写下这样的诗句：

遵义会议挽危舟，航船正舵战神州。

扫尽乌云红日出，相通皓月大江流。

越过难关乾坤转，又逢狭路叠嶂稠。

祖国山河开伟业，一轮甲子写春秋。

如今已经100多岁的王定国老人，还是那样充满活力，在一些大型公益活动和会议中，仍然能够看到她硬朗的身影。这个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女红军，在人生的道路上从来不曾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