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四名女性委员之一，原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她的革命生涯极富传奇色彩。1927年5月，钱瑛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1年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赤卫队队长韩英的原型。1933年，钱瑛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狱。1945年至1949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局、南京局和上海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她多次组织、指挥全国性的大规模学生运动。1947年5月，毛泽东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称之为第一条战线，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称之为第二条战线。钱瑛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狱中组织绝食斗争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三个月后，红军被迫撤出洪湖地区。钱瑛化装成农村妇女，混在群众之中，在沔阳通海口镇被敌人扣留审讯。后来通过其姐夫童勉之的关系，请当地的王福记药铺出面作保，方才获释［1］。

1932年9月，钱瑛来到上海，为防止敌人的追捕，化名彭友姑，出于保密需要，隐瞒了在洪湖地区闹革命的经历，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周超英的秘书。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后叛变，带着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去抓捕钱瑛。面对敌人的枪口，钱瑛毫不畏惧，冲上去打了周超英一个耳光，遭到特务们的毒打［2］。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临时羁押后，钱瑛被移送到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

钱瑛决心以丈夫谭寿林为榜样，抱定必死的信念，誓与敌人斗争到底。谭寿林曾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拒绝出卖组织和同志，在受尽酷刑后英勇就义。

敌人通过特种刑事法庭对钱瑛进行秘密审判。钱瑛就抗日等问题当庭和法官进行辩论，弄得法官张口结舌。7月12日，钱瑛被判有期徒刑15年，移送江苏第一监狱服刑。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被关押的犯人名义上每月有4元的伙食费，但经过层层克扣，吃到的只能是发了霉的米饭，里面有很多稗子和沙粒，菜里也很难找到一滴油花。牢房密不透风，几个人挤在一间号子里，马桶臭气熏天，晚上蚊子成群袭来，让人根本无法入睡。

钱瑛入狱后被关在2号牢房，共产党员帅孟奇、何葆贞、夏之栩和熊天荆等人被关在3号牢房。在此之前，帅孟奇等人已经为争取干净的洗澡水进行过一次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2号和3号牢房关押的都是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因此很快成了监狱斗争的领导核心。

为保持各牢房之间的联系，钱瑛等人在狱中发展了两名年龄较小、刑期较短的“小交通员”，以便及时传递消息。一天，“小交通员”报告，关押在狱中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正在进行绝食斗争，牛兰的夫人汪德利珍已绝食5天，随时有生命危险。

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等人商量后，决定组织绝食斗争，向狱方提出四条要求，前三条要求改善生活，第四条提出支援牛兰夫妇的绝食抗议。绝食斗争坚持到第7天，大家都已经气息奄奄。狱方怕闹出人命，被迫答应每天早晨增加一顿米粥，每月吃三次肉和一次咸蛋，每月可以购买一次吃、用的东西，允许向外写信，可借阅除《水浒传》《红楼梦》以外的古书和外文书籍，钱瑛等人领导的第一次狱中绝食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个多月后，全国互济总会派人给何葆贞送来饼干，狱方违背允许“政治犯”接受监外食品的承诺，未经何葆贞同意就把饼干退了回去。何葆贞是刘少奇的夫人，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隐瞒了其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的真实身份。

钱瑛等人商量后决定找狱方说理。当第二科科长来查监时，何葆贞质问他为何答应了外面可以送东西进来，又把她的东西退回去。第二科科长火了，把何葆贞拉出牢房，并喝令她跪下。钱瑛在牢房里看到后挺身而出，大声喊道：“‘政治犯’不受辱！不许罚跪！不许打人！要打就一起打吧！”5号牢房里的“政治犯”也一起喊了起来。第二科科长找来几名男看守，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竹板子，将7个牢门全部打开，把“政治犯”叫出来逐个毒打。为抗议，钱瑛等人开展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三天，狱方答应不再打“政治犯”，大家才同意复食。数日后，互济总会派来探望何葆贞的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何葆贞的真实身份。1934年秋，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3］。

1935年1月，钱瑛放风时看到了在黄埔军校时的战友彭镜秋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这才知道她也被捕了。隆冬时节，牢房里四面透风，钱瑛担心孩子受冻，托熟悉的看守给彭镜秋捎去一床厚被子，岂料这名看守贪图小利，用狱中的棉被替换了这床棉被。几天后，另一名看守查监时，发现彭镜秋多了一床棉被，细看又发现被里是用黑线缝合的，这是监狱棉被特有的标志。看守认为是有人偷了狱中的棉被送给彭镜秋，便把彭镜秋带到看守长那里审问，问不出结果就气急败坏地打手板。彭镜秋忍着疼痛一句话不说，第二科科长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她铐起来送回牢房。

钱瑛知道后，对第二科科长说：“棉被是我送的，天气这么冷，她带着孩子，谁能没有恻隐之心。” 第二科科长恼羞成怒，把钱瑛也铐了起来。钱瑛回到牢房后宣布绝食，此事激起全体女“政治犯”的怒火，大家决定一起绝食。两天后狱方被迫让步，去掉了钱瑛和彭镜秋的手铐，狱友们才复食。

狱方对这三次绝食斗争十分恼火，一直伺机报复。一次，一名狱友与看守发生争执，第二科科长趁机下令，今后除规定的放风时间外，不许犯人走出牢房，连洗衣服、倒马桶等都由普通犯代做。为了维护前三次绝食斗争的成果，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等人决定再次进行绝食、绝水斗争。

在约定的时间里，7个号子的女“政治犯”全部躺下，交出饭盒和水杯，到第五天有人开始呕吐，大家纷纷表示宁可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狱方担心真出了问题不好向上面交待，由典狱长亲自出面找钱瑛谈判，后宣布一切恢复原状。

二、反省院里拒绝“反省”

1935年后，国民党将历来奉行的对逮捕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的政策，改为诱骗自首和长期监禁。1936年秋，位于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建好后，宪兵司令部将江苏第一监狱里的30多名女“政治犯”全部转移到该院。敌人妄图对“政治犯”从思想上进行感化，从生活上进行软化，动摇其革命意志。

晓庄首都反省院根据文化程度把女“政治犯”分成甲、乙、丙三个班，夏之栩等人分在甲班，钱瑛分在乙班，同在乙班的还有薛迅、张越霞、汪淑敏等人。钱瑛在晓庄首都反省院里带领大家，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进行斗争。

一段时间后，敌人见感化和软化无效，便撕下了伪装，把钱瑛、薛迅等7人关进小号子里。小号子远离女监，是专门关押重犯的地方，每天吃喝拉撒都在号子里。即便如此，钱瑛也绝不妥协，她用头发和拆下来的袜线在衣服上绣梅、兰、竹、菊，用指甲和发卡在墙壁上刻下自己喜爱的诗词，对着牢门上碗口大的通气孔做深呼吸，在号子里原地跳跃、踏步、做操，坚持锻炼身体。三个月过后，院方无计可施，又把钱瑛等人送回了女监。

国民党规定一个反省期为六个月，第一期满后如果不反省，转入第二期继续反省，第二期满后还不反省，转入第三期继续反省，如果第三期仍不反省，就送到雨花台处以极刑。高压之下绝大多数女“政治犯”经受住了考验。晓庄首都反省院保留的档案真实记录了钱瑛在狱中的表现。在反省人员一览表中，彭友姑（钱瑛）的名字下边注明“隔别训管”，“从十一月起个别训话”，结论是“思想顽固，言行不良，继续留院反省”。

就在钱瑛等人在晓庄首都反省院顽强抗争之际，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保外就医的女“政治犯”回到晓庄首都反省院，带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钱瑛等人兴奋地偷偷传递着这一喜讯。

1937年8月18日上午，反省院通知全体“政治犯”到礼堂开会，一名看守悄悄地对钱瑛说：“今天有你们喜欢的人来这里。”当大家看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出现在礼堂主席台时，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周恩来和叶剑英是应国民党邀请，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他们利用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国共合作之机，多次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8月16日发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依据这个办法，周恩来迫使蒋介石同意，亲自到反省院看望和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接出了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王根英（陈赓夫人）和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熊天荆，并明确表示今后还要来继续接人［4］。

夏之栩、熊天荆出狱后，汇报了晓庄首都反省院的情况和钱瑛等人所用的化名，叶剑英亲自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要人。经过激烈斗争和反复交涉，9月25日，钱瑛和晓庄首都反省院里最后13名“政治犯”离开了这座监狱。

三、指导“一二·一”运动

长期以来，由于保密规定，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情况一直不为人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蒋管区第二条战线斗争的绝密文件和电报解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批研究成果，这一段历史才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抗战初期，国土沦陷，内地高校纷纷南迁。1938年5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钱瑛意识到西南联大是一块重要的阵地，从1942年初开始，她就将西南联大作为重点联系单位，多次在重庆红岩村与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人见面，及时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传达周恩来“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指示。

有的同志想离开国统区去延安工作，钱瑛知道后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其讲清国统区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坚持下去，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她的传奇经历、领导水平和工作作风深受大家敬佩，大家都把她视为贴心人，亲切地称她为“陈大姐”（钱瑛当时化名陈萍）。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意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国统区广大人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钱瑛因势利导，指挥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在学生中开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西南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国民党军警鸣枪滋扰。此后三天，全市三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宣布“无期限罢课”。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派遣大批特务等袭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学校，致使4名师生遇难，数十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5］。

对此，云南省工委先后派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袁永熙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钱瑛对昆明广大师生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运动初期提出的“无期限罢课”的口号不够策略，要求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使群众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地下党适时提出“停灵复课”的口号。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一二·一”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一次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形成了被毛泽东称之为“在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的雏形。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钱瑛等人率领中共代表团部分同志，乘马歇尔的专机到达南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

同年7月，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北方，恢复为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也随学校回到北平和天津，袁永熙、王汉斌到南京梅园新村向钱瑛汇报工作。钱瑛告诉他们：“蒋介石向我们全面进攻了，敌人必然会在国统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你们一定要警惕。北平的情况和昆明不同，北平的进步力量一时还比较薄弱，你们要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要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学会在群众中隐蔽自己。”钱瑛叮嘱袁永熙、王汉斌要团结广大教师，联大的教师绝大多数是要求民主和爱国的，“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师生并肩战斗，这个经验十分宝贵。钱瑛还指出，联大地下党组织虽然随学校搬到了平津，但组织关系不能转到北方，仍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并规定了以后的联系方法，及时理顺了平津（南系）党组织的隶属关系。

当时，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即将破裂，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夕，安排留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领导人有计划地向上海、香港等地转移。钱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转移到上海前，先安排地下党员张述成打前站，到上海虹口区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再派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带着5岁的孩子到上海，与张述成开办一家茶庄。11月上旬，钱瑛秘密转移到上海后，张文澄扮作茶庄老板，钱瑛扮成他的嫂子，张述成当会计，以临时家庭为掩护指挥地下斗争。

四、组织全国抗暴斗争

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一定高度。

同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钱瑛领导的北平学委（南系）与刘仁等领导的北平学委（北系）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滚出去”“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撤出美国驻军［6］。

12月31日，中共中央电示叶剑英、刘晓、钱瑛等人：“北平学生因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声亦将响应”，“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7］ 。

在钱瑛和刘晓等人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军队，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钱瑛等人领导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董必武、刘晓（转钱瑛）等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运动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 ［8］。

抗暴运动以后，袁永熙到上海向钱瑛汇报。为防止敌特破坏，钱瑛十分警惕，谈话没有固定地点，有时在咖啡馆、饭馆，有时就在僻静的路上。钱瑛指出，抗暴运动打响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国统区学生大规模反蒋、反美斗争的第一炮，对配合和支持解放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运动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符合战术上速战速决的方针，起到提高群众觉悟、壮大进步力量的目的，使运动一浪高一浪地继续向前发展”。钱瑛向袁永熙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他们今后要积极主动开展斗争，特别要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加强北平学委与上海学委的配合，钱瑛决定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会，她带袁永熙到上海先施公司，与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接上头后，在一个弄堂的小阁楼里开会，袁永熙与上海学委吴学谦等人交流了学生运动情况［9］。

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刘晓（并转钱瑛、张明）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了《关于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系统的方案》，要求“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钱瑛原管之组织，除西南（川、康、滇、黔）由重庆分局直辖外，余均划入上海分局，仍由钱瑛直接或间接管理之。刘光原管之青年组织及其外围亦交钱瑛领导”，“上海分局以刘晓、钱瑛、张明（如张明不能来沪即不参加）及另由刘晓从上海党委中推荐一人组织之，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党工作”［10］。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

五、指挥南京“五二”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钱瑛和刘晓等人决定在南京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钱瑛向上海、南京、平津（南系）、西南方面学生工作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在5月份内形成斗争高潮。

5月上中旬，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学生走上街头，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的高压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19人重伤，90余人轻伤，20余人被捕。

“五二○”血案后，在钱瑛等人的领导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等60多个大中城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11］。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场学生运动，他在5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五二○”运动取得胜利后，钱瑛召开上海局青年组会议总结经验。她强调贯彻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是在蒋管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胜敌人、积蓄力量、发展革命群众斗争的关键。“有理”就是要及时抓住敌人理屈之处进攻，题目选好，师出有名，就好大做文章；“有利”就是要选择有利时机进攻，每次斗争要有收获，从而提高群众斗争的热情和觉悟，并使进步力量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一定不要硬碰；“有节”就是要适可而止，波浪式地发展运动，不能无限期地采用最尖锐的斗争方式，也不能坚持不可能达到的过高要求，使自己陷于被动。

“五二○”运动后，华北学联未经党组织同意，决定把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在同一天举行罢课、罢工、罢市。钱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和刘晓研究，决定在这一天学生不上街游行，只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并电告中央，中央复电同意，并向各地转发了上海局的请示电报。

此后，钱瑛等人又领导了“反美扶日”“七九请愿”等多次学生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6月，先后发生学潮109次，共计506天。全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密切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为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4月，钱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移到香港，把上海局的联络点改为干部学习班，分批抽调川、滇、湘、鄂、黔和上海、南京、武汉的地下党以及平津（南系）学委负责干部参加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总结工作经验，确定今后任务与斗争策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迎接全国解放的准备。

1949年4月，钱瑛奉命带领一批干部乘船离开香港，从烟台登陆后进入解放区。钱瑛为开辟党在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值得铭记！

注释：

［1］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0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2］刘克境等：《钱瑛传》，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18页。

［3］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5］［6］［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79—881页，第913—915页，第946—947页。

［7］［8］［10］《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0页，第216—217页，第220—221页。

［9］仇学宝、于炳坤：《刘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226页。■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