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天津攻坚战，被毛泽东同志称作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的“天津方式”。而战前，为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按照中央军委和平解放平津的方针，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曾积极谋求天津的和平解放，号召双方进行谈判，并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虽然后来因陈长捷等人的破坏，天津谈判没有成功，但在天津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国统区社会各界中产生了极大反响。

天津作为国民党平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对敌我双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天津攻坚战发起之前，在与我军的谈判中，傅作义始终将天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图捞取最后的资本，而解放天津必然加速我军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因此，双方都在为使局势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努力。

“天津谈判”的酝酿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确定了解决平津问题的总方针，核心是以解决国民党的兵力为原则，无论是用战争的方式，还是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都要从这个原则出发。为使天津这座有着200多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免遭战火破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寄希望于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以利于解放后恢复生产，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各在野党派利益的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在当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参议会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部分参议员长期与人民为敌，深感前途难测，遂携家眷南逃。另一部分参议员于11月12日，接连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陈长捷和市长杜建时分别到会，通报情况，试图为参议员打气。参议会议长杨亦周以及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焘等代表的实业派，力主谈判，以使天津免遭战火。

事实上，杨亦周早在担任北洋法政学院院长期间，就与我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抗战全面爆发后，曾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积极资助我陕甘宁边区药品、棉布等大量物资。担任天津市参议会议长后，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引起我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地下党“迎接天津解放委员会”成立后，加大了对杨亦周、以及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焘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工作力度。天津解放前夕，地下党负责人黎智、王文化等人经常到杨亦周在新疆路的住宅与其商谈，通过多次会见，宣传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政权灭亡的必然性，鼓励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迎接天津解放。在他们影响下，大批工商金融界人士和参议员没有追随国民党南撤，使大批生产和生活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稳定了天津工商业和金融市场。

1949年1月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致电天津市长杜建时，认为“目前在政略上，只有采取和平攻势，以待全局变化之一途。……天津为华北惟一工商都市，务请促工商界人士，基于此种理由，除通电外，并派代表向共方奔走和平，使共区与政府区人民为和平共鸣，庶可望辟一蹊径。[1]”

同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开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指出，在放下武器的前提下，对“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同时表示无论哪一级将领代表前来接洽，都“一律欢迎”[2]。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致函陈长捷、刘云瀚、林伟俦等人，进一步指出，我军即将开始解放天津的战役，为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受破坏及民众不遭受战争的损伤，盼望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同时，“希望你在我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3]。陈长捷等接到信后即刻约来杜建时紧急磋商。但由于彼此之间平素互相猜疑，“谁都说不出内心的实话，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仍在“等待北平傅作义整个华北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顾虑“如果天津首先放下武器，是不是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并想到长江以南仍属蒋介石，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演变”[4]等等。

当时蒋介石在党政军机关大搞特务统治，“各军和军事机关都设置了‘侍从室’，直接派出的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军机，随时向蒋通报”。据陈长捷回忆，蒋介石派到天津的视察官为程子践，并在每晚向蒋介石汇报情况，“这种特务恐怖确实慑服了许多部队长”。出于这种心理，与会人员都只说愿意同解放军谈判，谁也不敢带头说“可以放下武器”[5]。因此，陈长捷在给我军的复信中声称“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以上磋商复函的经过，陈长捷随即向傅作义做了汇报，并询问北平和谈进展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则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由于陈长捷采取拖延观望态度，同时又坚决执行傅作义的指示，因此，和平谈判迟迟未能进行。

在此前后，为保护天津工商业和200万人民免遭战火，以杨亦周为首的市参议会做出很大努力。其间，杨亦周、李烛尘等多次到警备司令部询问局势，阐述和平主张，敦促陈长捷早下决断。但陈长捷始终未予明确答复，只是推说邓宝珊到了北平，傅作义已在同共军谈判，并慰之平、津一体，傅不会置津于不顾。出于多种考虑，陈长捷还让市参议会派有关代表到北平向傅作义请愿。

与此同时，参议员杨云青、王芝村、赵友梅等也纷纷向杨亦周提出和平建议，请求尽快派人出城谈判。在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和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下，杨亦周毅然决定以市参议会的名义出城与解放军谈判。1949年1月7日，杨亦周主持召开了参议会会议，具体研究和平谈判的步骤。会后，杨亦周立即与陈长捷进行协商，得到了他的同意。尔后，参议会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具体出城方案。此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人民解放军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华北人民受到巨大鼓舞，要求早日解放天津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天津已被围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已做好攻城的一切准备，国民党守军绝难抵挡。

1月7日，杜建时致电北平市长刘瑶章，指出当前拟“策动工商界、参议会奔走和平，参议员丁作韶等拟赴杨柳青向共方呼吁。工商界仍盼明悉总座解决时局决策，期能作有效奔走”。“来电所示（笔者注：1月5日华北“剿总”给杜的电报），以待全局变化，弟深以不能久待为可虑，际此和平运动弥漫全国，应否以平津情形不同其他地区，先行设法进行局部停战，以缓危机”[6]。但他的这种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傅作义将天津作为筹码的真实意图，杜建时此时是全然不知的，直到天津解放后，才悟出内中玄机。

“天津谈判”缘何无果

1949年1月8日下午3时，市参议会四位代表按照规定出城。1月12日《大公报》有报道说“穿越火线，赴共军呼吁和平，恳求停止军事，以保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四人顺利到达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所在地，10日受到刘亚楼司令员的热情接见。刘亚楼在谈判中耐心地讲解了我党的政策，希望陈长捷等人在谈判上要有诚意，认清形势，早作决断。并具体提出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四个条件：第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避免遭受战争破坏；第二，一切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第三，人民解放军停战二十四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第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能按照小城市或乡村中战斗被俘的军官同等对待。

11日上午10时，四位代表经黑牛城入林森门返回城内，立即向杨亦周报告了谈判详细经过和刘亚楼的四点意见，请他迅速转达陈长捷。中午，杨亦周分别向杜建时和陈长捷报告了呼吁和平的结果，并探询意见。陈长捷认为我军的四点意见过于苛刻，没有作明确答复。但他对杨亦周等人说：“我指挥的军队可按指示办理，但是中央直系军队我指挥不了，要求解放军从天津至塘沽开辟一条狭道，让中央直系军队离开天津去塘沽，我在天津办理降服手续。”下午3时，杨亦周召集四位代表继续商讨出城谈判事宜。下午5时，四位代表秉承杨亦周旨意，再度经林森门由黑牛城出城[7]。当他们向刘亚楼转述了陈长捷意见后，立即受到我方的严词拒绝，并指出只有按照四项条件进行谈判，才能获得和平解决。同时，要求陈长捷必须在13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我军将立即发起攻击。

11日晚7时，杜建时致电华北“剿总”，报告四位代表第一次谈判情况，说：“天津人民团体发动和平运动，参议员丁作韶等，先行探询对方意旨，拟再由工商士绅代表进行折冲，今日上午丁等回津，据称在杨柳青已晤林军参谋长刘亚楼。刘云：一、共军对津已完成合围，态势势难停战。二、请中央军放下武器。三、天津物资产业，应由人民呼吁保全，并述及共军力厚，天津防守困难。窥测共方谈话，似亦愿和平，并了解我方放下武器事不可能。但适当条件，在彼方亦苦于寻求。拟促由工商、文化有力人士，再行前往。惟乏既定方针（惟不得总座指示），恐亦徒劳呼吁，仅能籍以缓兵（将无具体效果。嗣经过陈司令介山、杨议长一再斟酌，倘总座具体指示，再由人民代表据以折冲，或得早有结果。仍拟由工商界要求共方先行停战，然后呈由总座指示，我方军队出处，天津或可得免涂炭。如往返折冲，虽无成议，但可达成总座采取和平攻势，以待全局变化之旨趣）。”[8]在此，杜建时充分暴露了天津守军呼吁和平是假，以拖待变是真。

就在四位代表往返当日（11日），天津市参议会发表《丁作韶等四参议员初步呼吁和平结果》，虽然也是四点意见，却只字未提其中重要的核心内容，令人遗憾。

1月12日下午2时，四位代表与杨亦周“密议良久，并分与有关方面联络，最后决定暂时留津，等候各方面有利情势出现后，再返共区继续呼吁”。当晚，林伟俦也同丁作韶等人谈话，询问谈判具体内容，但未有明确表态。其主要原因是存有戒心，怕吐露“投降”二字，承担后果。在参议会看来，这次谈判“较上次为具体，但仍有相当距离，故各参议员暂时留津，再图进一步努力”。13日，陈长捷没有按照刘亚楼规定的13日12时前答复的期限予以响应，从而最终关闭了和平解放天津的大门。在此情况下，四位代表更无再次出城的必要。

中共中央对天津谈判予以高度重视，为此，1月12日毛泽东明确指出：“（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尚好（笔者注：指1月11日发表的《丁作韶等四参议员初步呼吁和平结果》）。（二）天津即有单独谈判，既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9]。周恩来为此协助毛泽东直接指导刘亚楼进行谈判。但是，由于陈长捷等人一再拖延，使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小。

面对拒不投降的敌人，人民解放军只能用战斗的方式解决。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我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至此，陈长捷才如梦方醒，急忙召集会议，决定停止抵抗，并准备15日上午派杨亦周、李烛尘出城谈判。随后，天津广播电台播出了拟于15日上午出城与解放军再次举行谈判的消息，15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立即以重大新闻予以重点报道，并称“津局入明朗阶段”。此外，在同时发表的《社评》中，不无信心地指出：“以当前情势论，以李先生等的地位名望论，我们深信，此行当有圆满结果。我全体市民可稍安毋躁，静候局势豁然开朗的报道。”

尽管此时我攻击部队已进入市区作战，但仍未放弃谈判的最后一线希望与可能，并对这个“迟到”的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14日23时30分，林彪、罗荣桓致电刘亚楼，以及第九纵队、第七纵队并报中央军委，指出：“（一）天津广播说他们将于明晨派人自南面出来接洽放下武器的事。（二）他们代表到时，你们应作如下表示：（1）我们热望天津能得到和平解决，免工商业及居民遭受伤害。本军为此曾一再推迟总攻击时间。但天津守军始终不愿放下武器，故本军不得不开始总攻击。（2）目前我军已攻入城内，无论守军是否抵抗，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全部歼灭他们。（3）目前能迅速放下武器，因而减少对城市的破坏者，本军仍采取宽大政策。对于顽固到底者，战斗结束后即按罪论处，绝不姑宽。（三）在敌未放下武器以前，你们应坚决攻击，但对某些不妨碍我军战斗发展的工厂、学校，可多采取喊话劝降方法解决，以求减少破坏。但对妨碍我军战斗发展之任何地点（包括工厂学校），仍一面劝降一面坚决攻击。”[10]但由于此时战况激烈，出城道路已被战火阻绝，谈判计划根本无法实现。1949年1月15日，我军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一举解放了天津市，歼敌13万余人，活捉陈长捷等敌军高级将领。

“天津谈判”形成了强大的

政治攻势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天津守敌发出和谈建议后，在国民党天津军政当局及社会各界中引起强烈震动，各种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分化组合。与此同时，由于我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一大批上层民族资产阶级、文化界和知识界，及敌党、政、军部分人员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天津谈判”开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天津的《民国日报》《大公报》等主要报刊，均在头版位置报道了谈判消息，介绍了我党和平解放平津的主张。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也纷纷报道了这次谈判的消息，并评价“四代表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尚好”。对此，长期处于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天津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天津《大公报》在1月13日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四位代表第二次进出城防情况，并称：“据丁氏等谈：这次由共方派吉普车接送，且路径已熟，故往返迅速。丁氏等自称：曾在共军处效秦廷之哭……据这几名参议员表示，这一次对方表现较上次热烈，握手时用双手，并急切地盼望各位参议员能尽快回到共区，接续谈判。四位参议员于十二日正午离共区，至火线后仍徒步返津，经历两小时行程。”四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就和平解放天津举行的谈判，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1月11日，就在四代表结束第一次谈判返津后，1月12日《大公报》报道：“津电台即播出此项消息，市民纷向各方探听真相，参议会实呈热闹，且有不少团体、人民，纷纷要求加入，下午二时津市工会要推派代表至参议会，探询四参议员此行经过。”

“天津谈判”对天津的国民党守军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多年以来，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广大中下级军官与士兵对此厌恶至极，对蒋介石的全面内战政策深感不满。我军和谈建议发出后，守敌广大官兵厌战情绪迅速蔓延，并促使陈长捷、杜建时等天津国民党军政首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慎重考虑我军建议，以致在强大攻势面前，最后关头做出“迟到”的放下武器决定。因此，我军发动总攻后，不少官兵停止了抵抗，从而加速了天津战役的进程。

“天津谈判”在国统区亦产生了较大反响。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十分恐慌，认为继北平和谈开始后，又有“天津呼吁和平”，给本已紧张的局势更添“烦扰”。国统区一些新闻媒体从保护天津重要的工商业基础出发，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国民党当局能够迅速与人民解放军举行和平谈判，使人民尽早脱离战乱。1月11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平津这两个大城市，一是文化故都，一是工业基地，向为北方的重心。……天津则是工业城市区内外，烟囱林立，在中国仅次于上海而属第二位。例如纺织厂，天津就有七个厂，五十多万锭子，此外还存许多重型工业。至于附近的塘沽，更是著名的久大、永利两公司所在地，在近代民族工业上，有辉煌而又辛酸的历史。这一点点工业基础，是几十年来无数的心血铸成的，建设艰难破坏易，岂能一旦毁于炮火？……现在天津市参议会派代表拿着‘天津市民代表呼吁和平’的旗帜，出城求见共军司令，恳求停战，并前往北平向傅作义总司令作同样请求。这是促成和平的一条途径。”国统区人民渴望和平，急盼结束战争，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假和平蒙骗人民，从而使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希望愈发渺茫，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清了国民党的伪善面目，对其丧失了任何希望。

注释：

[1][6][8]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解放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第422页，第424页。

[2]何东、陈明显：《北平和平解放始末》，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3]林彪、罗荣桓致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信，原件存天津博物馆。

[4]林伟俦：《天津战役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90页。

[5]陈长捷：《天津失守被俘记》，载《纵横》1984年第1期，第59页。

[7]关于天津谈判具体地点问题，一直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就在杨柳青镇；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津西郊大南河。从《大公报》披露的四代表往返路线—经由黑牛城、林森门出入情况来看，四代表与我军谈判地点极有可能就在大南河。从距离分析，大南河与黑牛城相距较短。因而在此谈判应具有一定说服力。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10]《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页。■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