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文本研究，发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写作与发表过程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文以考证的方式将这些细节呈现出来，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纲领性文献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

毛泽东受国共两党委托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926年12月28日，长沙《大公报》有一则报道称：

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将赴宁乡、新化、衡山、衡阳、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六项内容会同考察。

这六项内容是：“（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三）解释米禁问题。（四）指示民食问题具体方案。（五）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在尚是军政时期。（六）宣传中央联席会议的决议案。”[1]

从报道看，毛泽东应该是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巡视党务状况”，考察农民运动只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托进行工作之一。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接受斯诺的采访。《西行漫记》这样写道：“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2]至于被哪个党派往湖南，则没有交代。联系上下文看来，应该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不过，笔者查证后发现：董乐山在翻译时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英文原文如下：

In Shanghai I directed the Peasant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from there was sent to Hunan, as inspector of the peasant movement.(for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3]

被删除的部分特地强调了毛泽东既是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视察员，又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视察员。毛泽东特意和斯诺谈到这一点，显然是为了纠正当年《大公报》的片面宣传，进而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

董乐山为什么将这段补充说明删除？应该是为了便于这部著作在国统区顺利出版。正如将“红星照耀中国”曲译为“西行漫记”一样。

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首次考察。

1926年10月毛泽东在《向导》周报发表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中提到：

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情况之谈。我们试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只算我们近来得到的一极小部分材料，然足以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4]

尽管江浙农民运动规模小而分散，但毛泽东通过考察已经得出了与“常识”迥异的结论。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促成毛泽东长沙之行

1926年12月3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

敝会已于东日（1日）开幕，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12月17日“由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准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5]为什么邀请毛泽东与会？请看《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6]

从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公认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不仅领导过韶山的农民运动，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而且刚刚考察过长江一带的农民运动。

在长沙，除了参加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还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他曾这样记录道：“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7]

不难看出，长沙的所见所闻使毛泽东“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正是在长沙的所见所闻促成毛泽东准确选择了考察农运的突破点。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经过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前往湘潭。当晚，他在县城组织召开了中共湘潭地委、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县农协等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1月5日，毛泽东赶往银田寺，连夜召开当地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会后，又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

1月6日上午，毛泽东先赶往韶山。和前两处不同，在韶山，除了召集农民协会干部座谈外，还多次召集普通群众座谈。

1月9日—14日，毛泽东赶到湘乡唐家，召集部分老农座谈后，又赶往湘乡县城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座谈。接着赶往横铺萧家冲召集当地农协负责人座谈。

1月15日—23日，毛泽东在衡山县进行考察。衡山县是他的考察重点，时间最长，考察也最为细致。在白果，毛泽东召开了区农协干部座谈会。接着到岳北农工会调查农民自卫军组织情况。随后，又去了解农民纠察大队人员和枪支情况。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白果前往福田铺。在福田铺，出席农协召开的群众大会。

1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农协所在地召开座谈会。下午，赶往世上冲。毛泽东一到世上冲，就召开群众会议。由于发生争吵，毛泽东当即宣布散会。晚上，毛泽东再次召开群众会议，讲解国际形势和农民运动。会后，又召集部分党员和农协干部及纠察队员座谈。

1月20日，毛泽东赶往衡山县城。在衡山县城，毛泽东召集了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座谈，细致地询问了农民武装情况。毛泽东两次视察衡山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将考察到的情况和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在考察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出席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举办的欢送会，并且发表长篇讲话，热情赞颂衡山农民运动和妇女的革命行动。

1月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汇报。随后，在党校、团校各作一次报告。

毫无疑问，要向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汇报，以及在党校、团校的报告，毛泽东必须对三县的调查情况进行系统总结，并进行相当程度的思考。可以断定，此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初步成形。

1月27日—2月3日，毛泽东又到醴陵考察。

在县城，毛泽东邀请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县农会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关于醴陵县农民运动情况的汇报，并进行深入交流。

随后连续三个晚上，毛泽东召集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座谈，主要了解全县入冬以来开展农运的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还对身为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长李味农关于农运过火的观点进行了严肃批评。

在东富寺考察的三天中，毛泽东参加了三次会议：一是有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自卫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二是三区区委扩大会；三是出席有各方面负责人及东富寺附近农民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并讲话。

2月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长沙农运情况。

2月5日，历时32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原计划还要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成行。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区委又作了几次报告。每一次报告，都使得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深化一步。

考察报告的写作大纲与时间安排

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信件的核心内容如下：

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已经有所改正，其重要点：（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再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建设一个联合战线。（四）农运分三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度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五）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历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六）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能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七）阻谷问题是各界的怨府……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全是农协的责任……（八）农村间各种冲突……均必须抬出KMT（国民党）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共产党）的招牌去解决……（九）农民问题时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十）在湖南的许多县农民在乡村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农民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行到另一个革命了……依我的考察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十一）因此无论（A）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B）准备不久要进行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十二）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十三）妇女与儿童在乡村起来的形势极佳，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上列十三项，举其要目，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8]

对于毛泽东曾经在2月16日给中共中央写信的事，知道的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份信件实际上是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和写作计划。

该信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考察报告内容应该相当丰富，而且应该是在2月20日之前完成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毛泽东的考察“所得材料颇不少”，而且在考察过程中和考察结束后，几次与湖南区委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就农民运动问题作了几次报告。在正式起草考察报告前，毛泽东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剩下的工作，是如何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整理与完善。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2月16日致中共中央信以及考察报告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写作考察报告时，毛泽东主要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所得，同时也运用了不少间接资料。在论述农会组织情况时，毛泽东这样写道：“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如益阳华容等县……大部分尚未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

在论述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家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9]

在论述农民武装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因农民起来形势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力量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华、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的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

在批评个别地区因为打菩萨引起不良后果时，毛泽东还引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乡湖北阳新二县最近都发生了地主利用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10]

诸如此类的表述，涉及的大部分县份都不在毛泽东考察的范围之内。故而这些未曾造访县份的情况，毛泽东只能从间接渠道了解。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该表在考察报告中占有很大篇幅，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战士》文本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此表并非自己调查所得，而是湖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11月的统计。

正因为毛泽东在使用自己调查所得材料的同时，也大量使用间接材料，才使得考察报告内容极为详实，从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有学者认为：在考察报告写作过程中，杨开慧可能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秘书角色，考察报告的观点提炼、遣词造句甚至章节安排，毛泽东都很可能尊重甚至采纳了她的相关看法和建议。[11]

其实，这种说法的“演义”色彩过于强烈。

按照2月16日给中共中央信中的说法，考察报告的完成时间也应该不晚于20日。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的时间是2月下旬。可见，在杨开慧到达武昌之前，考察报告就已经写作完毕。既然如此，杨开慧也就无从参与考察报告的具体写作。

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农民

是中国革命的主力

人们通常聚焦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支持，至于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则关注不够。其实，毛泽东不仅受到了农民运动的影响，而且影响很大。

1925年底到1926年初，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12]；“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13]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地主阶级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

虽然到1926年9月份，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14]；“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5]。但直到12月20日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仍然这样说：“现在还不是打到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16]。而毛泽东参与制定的决议案则规定：“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17]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希望农村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其出发点显然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通过考察，“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的几个颇大的错误”[18]。毛泽东大声疾呼：“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所有反对农运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的错误处置，都必须迅速变更”“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他强调指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王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毛泽东这样强调：“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毛泽东极为乐观地估计：“不久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19]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

不难看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正因为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报告才会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因为在考察中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毛泽东才会在几个月后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可以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

考察报告在《战士》发表时

已经被删节

《毛泽东年谱》写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20]可是，《战士》第三十九期在“全文”结束的时候，特地声明：“第三节完，全篇未完。”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仔细阅读“全文”，笔者发现文本存在明显漏洞。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这样说：“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囤积居奇的也绝迹。此事曾引起地主、富农、商人以至政府的大不满，但这是占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广大群众所为，在他们目前的利益上他们认为应该如此，这件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解释还待后面再说。”[21]“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账的事，此是农村一大问题，详细当待后段论列。”[22]笔者反复查找，始终没有发现相应内容。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漏洞？是毛泽东的疏忽还是发表时被删节？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作者的写作动机。

《毛泽东选集》题解这样写道：“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在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23]从这个题解来看，考察报告就应该是这个长度。《毛泽东自传》的说法明显不同：“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24]由此看来，考察报告还应有其他内容。《毛泽东自传》出版于30年代中期，《毛泽东选集》出版于50年代初，从记忆的角度看，《毛泽东自传》的说法应该更为可靠。

如前所述，毛泽东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实际上是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只要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信件中的前几点内容在考察报告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而剩下的内容却在考察报告中消失了。只要略加推敲，我们就不难发现消失的内容正是“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的部分。由此看来，《战士》连载的考察报告也并不完整。《战士》声明“未完”却未能刊载的部分正是对“新路线”展开论述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考察报告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

《战士》为什么没有将考察报告刊载完毕？来自陈独秀的压力应该是主要原因。

毛泽东告诉斯诺：“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25]《毛泽东选集》题解特地强调：“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26]

由此看来，《向导》仅仅刊登一小部分内容，时间上也晚于《战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笔者推断，《战士》应该收到了考察报告全文，但迫于陈独秀的压力，发表时已经进行了修改，语气远不及2月16日致中央信尖锐，甚至没有使用“土地问题”的字样，只是使用了较为模糊的“经济问题”。即便如此，《战士》也未能将考察报告刊登完毕。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考察报告，实际上只是手稿的一个部分，且并非核心的部分。

考察报告应该还存在

提供给国民党的文本

如前所述，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等情况。对此，毛泽东不可能不有所回复。

由此推断，考察报告还应该存在一个交付国民党的文本，这个文本与提交中共中央的文本大部分应该大部分内容相同。

请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收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27]

这样的行文方式针对的是“革命当局”，针对的时“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这些内容显然是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报告中可以通用的部分。

不过，提交国民党的文本与提交中共中央的文本肯定有很大差别，特别是有关“新路线”的那部分内容。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3月2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副刊》刊载的考察报告部分内容。与《向导》周刊、《战士》周刊明显不同，《中央副刊》将以下部分内容都加上着重号：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28]

这些着重号是《中央副刊》转载时添加？应该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过，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在提交国民党的文本上已经添加了着重号，而《中央副刊》正是根据毛泽东提交给国民党的文本刊发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只能留待以后进一步查考了。

注释：

[1][5][6][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第171—172页，第173页，第181页。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英汉对照），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4]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23][26][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第12页，第12页，第12—13页。

[8][16][18]《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内部资料，第207—208页，第148页，第207页。

[9][2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战士》，1927年第38期。

[10][2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战士》，1927年第39期。

[11]余欠东：《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研究》，南京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11年，第180页。

[1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

[13]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载《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

[14][1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第37页。

[1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0页。

[1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战士》1927年第35、36期合刊。

[24][25]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汪蘅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第69—70页。

[2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中央副刊》1927年第7号。■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