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筹帷幄：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中的

重大战略决策

194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已通过地下党的情报系统获知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军事计划，便开始准备撤离延安。12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以东附近的王家坪。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分头撤离延安。19日，毛泽东、周恩来转移到清涧县的徐家沟。20日，周恩来到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商议中共中央转移的方向及安全问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联合致电贺龙、李井泉：“（一）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二）贺炳炎旅暂向离石、柳林线开进，其电台即与我们联络，将来西渡后归我们指挥。（三）在辛关渡准备少数船只，紧张时供我们从河口渡河之用。”25日，任弼时发电给毛泽东说：“敌正准备北进，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间须东进。”[1]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也表达了“也许不久会过河”的意思[2]。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军队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其战斗力尚不被中共所了解，故最初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转移的方向定在晋西北。蒋介石也判断，“国军攻占延安后，共军必无法在陕北负隅，只有往绥德、米脂一带流窜，或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区”[3]。

青化砭之役的胜利使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青化砭战役胜利的同天，即1947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王家坪与先期在这里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会合。3月2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以及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已经表达了不离开陕北的意思：“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4]3月29日至30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如何行动时，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弼时同志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5]。会议最后决定：组成由刘少奇主持、朱德参加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行使中央、中央军委权利指挥全国革命战争；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书记，中央机关大部分都随该组到晋西北。为保证安全和行动有效，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照军事编制，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下属4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二大队负责情报，三大队为通讯电台队，四大队为新华社。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陆定一代号郑位，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转战陕北的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命名为昆仑纵队，司令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因胡宗南部来势汹汹，陕甘宁边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全边区一百五十万人口，到后来敌人将全部县城占去，只剩下二十万人口了”[6]。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就在陕北这个狭小的空间与十余万胡军周旋。中共中央从3月18日撤出延安，到次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陕北度过370个日夜，转战12个县，住宿过37个村镇，行程2100华里[7]。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以及全国战略反攻等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转战陕北期间做出的。

中共中央会议后，3月31日，昆仑纵队转移至子洲县枣林坪；4月2日，转移至子洲县高家塔；3日，转移至子长县涧峪岔；4日，转移至该县石家湾；5日，转移至靖边县青阳岔；13日，转移至该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中央纵队改名为“三支队”，在这里驻扎了50余天。蟠龙战役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在陕北的消息公开后，5月25、26日，蒋介石作出“既毛泽东尚在陕北，陕北兵力暂不南调”的决定，并作出“生擒毛泽东”的计划，“以一部配合骑兵装甲车，向绥德以西，毛泽东驻地突袭，并配合空军。晋西以三十师主力退守河西，确保小窗窝、桥头堡，而以陕州集中之第十师，用汽车运送宜川附近渡河，配合第三十师向匪攻击”[8]。这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所经历的最危险的一刻。6月8日，胡军进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刘戡的追击部队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当天夜里下着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9]。杨尚昆回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10]16日，经历了重重危险的“三支队”从天赐湾再次回到小河村。

从王家湾到小河村，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做出了战略反攻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是基于国共两军各个战场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在华北战场，4月9日至5月4日，晋察冀解放军发起正太战役，歼敌3.5万人，切断了山西与河北之间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完全孤立了战略要点石家庄，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经开始改变”[11]。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于6月3日结束，歼敌5.17万人，“胜利完成南、北满主力的会师，使主力更加集中，作战回旋余地更加扩大，并使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在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为尔后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夺取更大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2]。解放军中原部队一直坚持的陕南、豫西、湖北和湘西地区，“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13]。晋冀鲁豫解放军“东配合山东，南配合中原，西配合陕北，北配合晋察冀”，不但有力地支援了各战场的作战，而且在晋南、豫北展开局部反攻。从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已整1年，中共共计歼灭国军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加上其他杂牌部队共计120万人”[14]。使国民党军作战能力大为降低，“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蒋军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若从质量说，则实不止降低三分之一”；“三月至六月敌攻势已成弩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均转入反攻”[15]。所有这些均改变了国共战略态势，使转战在陕北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开始思考举行战略反攻的问题。

羊马河大捷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预见到国共两党战争开始发生转折。5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提出了战略反攻的问题：“今年1月开始的拉锯式的战争形势，由蒋介石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二十三个旅……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16]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高岗、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反攻的突破口是中原地区，刘邓大军“六月间可以十万大军渡黄河向中原前进”[17]。关于刘邓大军渡黄河的时间，6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指出：“（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军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各区之地方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力。（三）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18]14日，毛泽东在对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进行分析后，指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19]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刘邓率领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反攻的序幕。国民党“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评论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的战略选择时说：“政治意义重于军事意义，经济意义重于军事意义。”白崇禧低估了刘邓渡河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战或经济战”[20]。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没有能够清楚地判断出刘邓渡过黄河的真正战略意图。

刘邓渡过黄河，预示着国共战争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为中央小河会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刘邓大军揭开反攻序幕后，下一步棋怎么下？尤其是陈赓兵团在结束晋南战役后，这支部队如何使用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必须思考的问题。早在5月初，陕北战局吃紧时，中央曾考虑陈谢兵团“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习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21]。随着陕北战局好转，中央军委开始思考陈赓兵团用在哪里最适合，并向各主要战场指挥官征求意见。6月20日，毛泽东就给彭、习和陈谢发电报征询意见：“依西北之敌情、地形、补给等条件来看，边区野战军与陈谢集团在数个月内似宜分开行动，而不宜集中行动……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谢来中央集会。”[22]特别是刘邓大军揭开了全国反攻的序幕后，7月4日，毛泽东再次征询彭、习意见：

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陈赓七日可到军渡（部队仍在曲翼整训待命），在绥德停一二日，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23]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16日，彭、习到小河村；19日，陈赓也奉命到小河村。毛泽东告诉陈赓：“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24]同日，中央军委就决定：“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赓）谢（富治）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25]中共中央原计划将陈赓兵团调入陕北参加对胡宗南的作战，毛泽东在小河村改变了原计划。究其原因：一是考虑到西北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浩繁；二是通过3月到7月的作战，彭、习完全能够应对胡宗南的军事进攻，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三是陈赓率部挺进豫西和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对展开全面反攻是十分有利的。从战争进程看，陈赓兵团的这步棋完全走对了。

为讨论战略反攻问题，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陈赓、陆定一、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西北局、野战军和地方领导人。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部署战略进攻中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从全局讨论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一）关于战略部署的调整。“西北战场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纵队两部集中起来打胡宗南，现在决定分开打，这样在战略上和粮食供给上都有利。今年我们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二）提出了解放战争的时间表。“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但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对此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毛泽东还强调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经济与金融等问题，尤其是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改；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失去农民，就会失去了战争。[26]

这次会议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围绕着毛泽东的发言讨论陕甘宁、晋绥和西北局的工作，彭德怀讲了厉行节约和在前后方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贺龙讲了两个根据地的财政与行政统一的问题，“如果不统一，就很难支持目前的战争”；习仲勋就土改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27]。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成立了两个机构以加强对陕甘宁晋地方和西北战区的军事领导。一是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以“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二是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组成人员有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以讨论政策与执行战略任务”[28]。这两项决定是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贺龙负责协调后方根据地，彭德怀戏称“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

小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和刘邓大军已经揭开反攻序幕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意义，如金冲及所言：“在这次会议前后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并开始具体部署解放战争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29]

小河会议后，中共的战略反攻开始初期，曾一度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是在陕北，胡宗南根据国民党军事机关的电台测向和空军侦察，命令刘戡紧紧咬住中共中央机关不放，迫使中央机关8月1日离开小河村，在靖边、绥德、米脂、佳县等地不断转移，经过19天的艰苦行军，8月19日到达米脂县梁家岔，24日转移到佳县的朱官寨。二是在中原的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从各战场抽调兵力约28个半旅30余万人，企图在刘邓军立足未稳之际实行合围，并扬言决黄河大堤淹没刘邓，“时值雨季黄河水位猛涨，决堤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陕北和中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使毛泽东“心情极不平静，在陕北是‘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在中原是‘前有淮河，后有追兵’。刘邓大军的处境也像陕北一样十分险恶”[30]。

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在转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思想。所谓“两翼牵制”，分别指陕北和山东战场。即在陕北战场，为吸引胡军北上给陈谢兵团渡河做准备，8月初，“西野”发动了围攻榆林战役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减轻陈赓兵团渡河的压力。在山东战场，为配合刘邓大军渡河，华东野战军东兵团由许世友、谭振林指挥在胶东发起攻击，把国民党军吸引到海边，以配合陈毅、粟裕渡河作战。所谓“三军配合”主要是指陈谢、陈粟与刘邓三路大军相互配合。8月9日，中央要求“陈谢集团应提前于未灰（8月10日）至未删（8月15日）间渡河，首先控制潼洛段山区，再看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31]。22日晚到23日拂晓，陈赓兵团取得渡河成功，实现了中央从晋南渡河反攻的战略目标。9月2日，中央军委指示其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作战原则是“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32]。上述指示对陈谢兵团在豫西站住脚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山东战场，随着刘邓大军在中原的展开，中共中央预见“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中央要求在鲁西南打开局面，“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33]。24日，中央要求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又称外线兵团）“攻占鲁西南薄弱县城，并大举破袭汴徐线。第二步准备向路南行动，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34]。因刘邓大军在南进大别山过程中，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使其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的可能，形势十分严峻。27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目前几个星期内是重要关头，望你们……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35]次日，再次致电陈粟：“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士渠）唐（亮）、叶（飞）陶（勇）会合，在九、十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否则两头失塌，刘邓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36]30日，又催促陈粟：“刘邓有不能再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37]9月3日，要求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38]。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5日，陈、粟率华东野战军6纵队与炮纵渡过黄河与西兵团汇合，从鲁西南转入外线作战。11日，陈粟野战军在山东菏泽与郓城之间的沙土集歼灭国军整编五十七师，该役“奠定了该军扩大根据地至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在该区内继续歼敌之有利地位”[39]。粟裕对此次战役也有很高的评价：“沙土集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40]换句话说，沙土集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设的战略目标。至此，中共中央在陕北从5月提出和开始谋划的反攻战略，经过多次战略思考和转变，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品”字形战略布局最终形成。

中共的战略反攻完全打乱了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布局，“共军陈毅部复由鲁北、鲁中西窜扰；陈赓部则由晋南渡河向豫西、陕东窜扰。分股流窜，分散国军，使不能集中；疲劳国军，使无法解决战局”[41]。9月中旬，“我军在大别山、豫西、鲁西南、豫皖边区及陕北，业已完成战略展开任务”[42]。说明中共中央“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实施反攻的战略意图完全实现了。到10月间，战局完全朝着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十月攻势可谓竭其全力以资发动全面攻势，南至广济、黄梅与团风、望江，西至卢氏、商洛，北至榆林，我军十至十二团以上被整个消灭，损失不为不大，而且刘匪（伯承）大别山根据地已逐渐形成，此为最大之顾虑。惟陈毅仍徘徊于鲁豫边境与陈赓逗留于陕豫之间，以掩护刘匪之侧背而并未有被何发展，但陕北我军主力撤退已陷于被动，故榆林更陷于孤立悬如被围矣。”[43]蒋介石已经没有了发动重点进攻和“视察”延安时期的骄纵之气。及至1947年底，面对中共反攻所形成的军事态势不得不发出失败的哀叹：“本月（1947年12月—笔者注）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乎如雪片飞来，不能有一刻之闲暇。”“运城失陷实为军事上之重大损失，郑州、许昌、开封间，陇海、平汉二路之中心完全被匪拆毁，军事上更蒙重大之打击……东北、华北形势皆甚吃紧，本月份之军事最为不利。”[44]

陈谢兵团在豫西站住脚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28日，中央军委给各战区刘邓、陈（毅）粟（裕）、许（世友）谭（振林）、陈谢、彭、习以及朱德、刘少奇转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45]这份电报要求今后各战场要以歼灭国民党“整旅”“整师”为主要作战目标和达到该目标的方法。月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46]。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实现小河会议上“五年消灭国民党政权”的战略目标，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9月21日，中共中央离开朱官寨；23日，转移到佳县神泉堡，前后住了39天。在神泉堡期间，中共中央认为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时机成熟了。9月28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做了关于时局的报告，他说：“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而是有根据的。”周恩来回顾了自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国共两党的战争和国内局势，认为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从国民党方面看有3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从中共方面看有3个优势，一是“我军愈战愈强”，二是“土地改革”，三是“扩大解放区”。通过比较，周恩来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47]周恩来在中直单位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该口号在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形式向中外正式宣布，这一天正是南京政府的“国庆”日。其指出：“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行，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宣言明确宣布了中共的各项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统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战争。”[48]这篇宣言既是“讨蒋檄文”，又全面阐释了中共建立新政权前夕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提出，是中共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解放战争的进程按照中共中央的预设顺利发展着，但“因为陕北的战争还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央决定仍坚持在陕北”。为了顺利过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量中央机关向南转移，驻扎到居住和供给条件比较好的米脂县杨家沟。11月2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转战至米脂县杨家沟。中共中央在这里度过了陕北最后4个月，直到次年3月20日。

尽管中共中央依然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却进展顺利，国内局势随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了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来，总结内战爆发以来的经验，解决解放战争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扩大会议，又称之为“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林伯渠，中央委员陆定一、贺龙、王明，中央候补委员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以及张德生、甘泗淇、李维汉、谢觉哉、李井泉、赵林、李涛等西北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发表时改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他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更多地关注解放战争的进程和未来的发展，谋划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应解决的问题。在军事方面，提出解放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在土地改革方面，“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9]该报告被认为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有纲领性文件”[50]。此外，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了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中共与国民党军队力量对比的变化，指出“我军各条战线无例外均转入主动”[51]。彭德怀发言说，“预计西北军事形势1948年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使胡宗南完全丧失机动力量”[52]。林伯渠、王明、贺龙、任弼时、习仲勋等都在会上发言，从不同角度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还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事迹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53]

十二月会议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中共在实现战略大转变后夺取全国胜利，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政策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共中央已完成了转战陕北的战略任务。

四、结语

1947年是国共两党军事较量发生转折的一年，以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起点。蒋介石和胡宗南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从抗战时期都已经有所准备，抗战结束后胡宗南又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国民党全面进攻受挫后，蒋介石错误地认为，只要占领延安或者把中共中央机关赶出陕北，就可以改变战局甚至逆转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蒋介石和作为重点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指挥官的胡宗南都错误地认为，陕北的中共军队不堪一击，因此，最初进攻陕北时来势汹汹，企图在3—6个月内把中共中央指挥中枢和解放军赶出陕北，以便实现两翼夹击的战略目标。但结果是，胡宗南在陕北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新华社评论说：“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54]胡宗南在1947年被西北野战军拖在陕北战场，“使其十多万的部队，被牵制在陕北战场无法脱身”[55]。由于胡宗南被西北野战军牵制在陕北，陈赓兵团不仅取得了晋南战役的胜利，而且顺利渡过黄河，在豫西地区站稳了脚跟，为国民党在1947年的“挫折”埋下了伏笔。

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初期，中共领导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就认为“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56]。周恩来也认为“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牵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57]。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到了从容应战，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积小胜为大胜，先后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每次胜利在解放战争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青化砭战役的胜利，坚定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心；羊马河战役的胜利，不仅改变中共中央对陕北战局的看法，也改变了对全国战局的看法，开始思考由防御转向反攻的战略思考；沙家店战役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失败。西北野战军的一系列胜利，为中共中央战略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粉碎胡宗南军重点进攻过程中，西北野战军积极配合中共中央战略反攻的各种决策，把胡宗南集团主力吸引在陕北，发动了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积极地配合了陈谢大军渡过黄河向豫西进行反攻的战略决策。因此，西北野战军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而其作战方法和经验也被中央向其他战场进行推广，要求其他战场解放军向西北野战军学习。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占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容应对。一方面，从战略全局思考来部署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另一方面，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思考战略反攻的问题。特别是羊马河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改变了对战局的看法，开始思考和部署进行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一个个小山村运筹帷幄，根据战局的发展和变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5月1日，在王家湾，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传递出了举行战略反攻的信息；6月3日，在小河村决定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在月底展开反攻；7月又在小河村逐渐形成了全面反攻的战略思想。小河会议成为开始具体部署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随后在从小河村到朱官寨的转移过程中，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反攻战略决策。10月，随着这一战略部署的实施和完成，中共实现了1947年由防御到反攻的战略转折，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8—539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3]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4][26]《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第266—271页。

[5][9][3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2页，第491页，第502、503页。

[6]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7]《习仲勋文集》（下），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5页。

[8]蔡盛琦、陈世局编校：《胡宗南先生日记》（上），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652、653页。

[10][29]《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第253页。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12]四野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征求意见稿）》，1996年版，第180页。

[13][14][17][18][19][22][23][25][31][32][33][34][36][38][39][42][45][4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7页，第133页，第78页，第91页，第102页，第109页，第125页，第143页，第181页，第232页，第189页，第207页，第214页，第236页，第251页，第251页，第216页，第226—227页。

[15][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0页，第398—407页。

[16][54]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1960年7月印行，第15—16页，第15—16页。

[20][55]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第148页。

[21][27]习仲勋：《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中召开的小河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52辑，第8—9页。

[24]穆欣编《陈赓兵团在豫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8][35][37][50]《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第207—208页，第223页，第223页，第260页。

[40]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页。

[4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册），1947年9月15日，1978年10月印行，第558—559页。

[43][44]台北“国史馆”等：《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第779—780页，第830、831页。

[48][4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1238页、1239页，第1243—1260页。

[51]《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41页。

[52]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53]中共中央党校教研资料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56]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4页。

[5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陕西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