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又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新四军在抗日战争这个广阔的舞台上，积极充分、灵活机动地运用毛泽东指示的三大法宝，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成效卓著，富有传奇色彩。

做好上层士绅统战工作

新四军组成后，即在政治部门设立了民运工作机构，专门做群众工作尤其是上层士绅工作，团结、争取他们共同抗日。

陈毅率第一支队两个团2000余人挺进到江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毅首先对纪振纲展开统战工作。

纪振纲是湖北英山县人，生于1885年，1904年考入南京讲武堂学习陆军知识，后来当过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和冯玉祥的军事参谋，因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而逃往东南亚经商。1917年回国后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在金坛县茅山购地数千亩，创办了茅麓农林场（茅麓公司）。经过20年的经营，他的茶园分布在茅山周围一二百里，其势力范围内的区长、乡长、保长大都是他的人。淞沪会战后，日寇侵占了苏南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纪振纲收罗散兵游勇三百多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有三十多挺机枪及迫击炮等重武器，其装备远远优于新四军。

有人提出解除纪振纲的武装来装备新四军，而陈毅却认为，新四军初到江南，面对“日伪顽”的夹击，必须团结、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为友。特别是纪振纲，有财有势，担任着金坛、丹阳、镇江、句容四县“防匪委员会”主任之职，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头面人物，在整个江南也小有名气。他不抗日，也不与国民党为敌，对初来乍到的新四军也不得罪。陈毅指出：“中间道路是暂时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陈毅主动上门拜访了纪振纲，后来又派作战科长吴肃与纪振纲联络，再加上新四军连续取得了对日寇作战的胜利，纪振纲便开始向新四军靠拢，并支援了新四军服装、弹药、枪械。经过进一步做工作，纪振纲还答应出任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敌总会”主任。但他只挂了个名，未到任，而由新四军第一支队民运科长王丰庆任副主任并负实际责任。四县“抗敌总会”是个半政权性质的机构，纪振纲同意当主任，这表明他不仅抗日，而且倾向于新四军。后来日寇占领了茅麓农林场（茅麓公司），拘捕了纪振纲并威胁他，要其出任伪职，被纪拒绝。国民党也在极力拉拢纪振纲反共，但未达到目的。最后，迫于形势，当纪振纲不得不离开茅麓公司的时候，他将两百多名自卫队员和两百多支步枪、三十多挺机枪及迫击炮等装备，悉数交给陈毅。自卫队长李安邦参加了新四军，后来还当上了警卫营长和副团长。

对纪振纲的成功争取，使许多原先对新四军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士绅逐渐消除了顾虑，开始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曾任国民党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巫恒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林以及金坛县著名士绅陈湘甫，拥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王成龙、王成凤兄弟等，都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有的还参加了新四军，从而使只有两个团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很快在江南打开了敌后抗战的局面。

针对苏北名绅，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江浙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韩国钧、黄炎培等均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著名代表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央要求新四军领导人把针对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提到党的策略原则高度来认识，把搞好这一工作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要研究和考虑争取与他们长期合作，并经他们去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的正确政策和方法。

新四军挺进苏北后，陈毅随即展开对上层士绅韩国钧和朱履先的争取工作。

韩国钧字紫石，清末翰林，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时期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不少门生故旧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他虽已年届九十，在海安老家赋闲，但正如陈毅所说，韩国钧“德高望重，万人仰赖”，政治上仍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在苏北上层士绅中威望很高，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人物。

陈毅通过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与韩国钧早就鸿雁传书。新四军挺进苏北后，陈毅亲自到海安登门拜访了韩国钧。韩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经过陈毅多次做工作，韩国钧终于从对国共两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改变为真诚支持新四军抗日了。他大骂韩德勤：“贼子无信，天必殛之。”他两次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揭露韩德勤在苏北“不顾御侮、只图内战”的罪行。他对前去拜望的管文蔚说：“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新四军真是深得人心的。”并亲笔书写对联一副相赠：“暴雨袭神州，哀鸿遍野；狂风卷巨浪，砥柱中流。”

由于争取了韩国钧站到新四军一边，苏北的大批上层士绅也就转到了我党我军方面。韩德勤虽拥兵十万，但在政治上已极端孤立。新四军将士英勇作战，苏北局面逐渐被打开。

陈毅在苏北第二个重点争取的上层士绅是朱履先。朱曾留学日本，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曾委任他担任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举行第一次阅兵时，朱履先是阅兵总指挥。何应钦曾在他手下当过营长。汪伪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台后，拟请朱履先出任“苏北委员长”“苏北招讨使”等职，被他严词拒绝。他对新四军的情况早有耳闻。新四军开进黄桥后，他亲眼看到新四军严明的军纪，而陈毅、粟裕亲自登门拜访，更博得了他的好感。他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反顽。当韩德勤进攻黄桥时，他主动上街做支前工作，发动群众给新四军送黄桥烧饼。后来，当新四军供应紧张时，朱履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一次就筹集了五万元（约合大米七万五千斤）送给新四军。

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开辟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路经七个县，几乎每到一个集镇都要做士绅和商人的工作。经争取教育，不少士绅、商人为新四军捐粮捐款，解决了军队的部分供应。

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十分注意争取士绅参加抗战。曾任国民党永城县县长的鲁雨亭，是当地有名的士绅。他还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军法处长、第四十一军驻京办事处主任等职务。1938年他返回家乡，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下辖三个中队，鲁任大队长。经过我党争取教育，鲁雨亭进步很快。1939年8月20日经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和张先舟介绍，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鲁雨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29日，鲁雨亭率领部属966人加入新四军，被编为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鲁任总队长。该队年底扩编为两个团。1940年4月1日，在反击日寇“扫荡”时，鲁雨亭率部血战，不幸以身殉国。这一事例说明，爱国士绅经过教育，完全可以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前驱。

第五师及其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在李先念、陈少敏、郑位三等同志的领导下，对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开展得也很有成效。每到一地，李先念等领导人总要用一定时间召集上层士绅开会，阐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与到会士绅共商合作抗战事宜。在豫鄂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过程中，为确保以开明士绅为代表的中间派占1/3，凡共产党员超过1/3，即使只超过一人也要进行重选。1939年6月，李先念在赵家棚曾亲自召集安陆、应山两县的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县党委部负责人及各区区长开会座谈，征求意见。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经过做工作，乐于和新四军合作。由于第五师重视了这方面的工作，许多开明士绅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持第五师抗日。

湖北爱国士绅杨显东（解放后曾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应城县县长孙耀华（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副市长）等人，经过陶铸等同志的争取，由他们出面开办汤池训练班，新四军武汉办事处派出教员，共办三期，培养了600多人，其中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

做好宗教界统战工作

宗教在我国源远流长，拥有众多的善男信女。华中地区寺庙林立，犹如杜牧诗所云，“南朝四百八十寺”，许多寺庙香火鼎盛。在开展工作时，新四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注意做好宗教界的统战联络工作，争取僧侣参加抗日斗争，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宗教信仰者投身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来。

1939年3月7日，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政治部主任肖国生在反击日寇“扫荡”的战斗中壮烈殉国。镇江、句容数千群众在元庄、薛村聚会追悼。由于新四军一年来的统战工作，茅山乾元观的几十名道士敬仰新四军的英烈，结伴下山到会，连做道场七天，并慷慨陈词：虽出家，未出国。要求发枪给他们，开展抗日斗争。

镇江的佛教一向十分兴盛，仅焦山岛上就有寺庙18处。金山寺更因《白蛇传》的神话传说而闻名遐迩。众多的僧侣是镇江不可低估的一支社会力量。日寇侵占镇江前后，著名佛教圣地焦山被日寇狂轰滥炸成了真正的“焦山”。规模宏大的张王庙、楞俨禅寺等均被日寇纵火焚烧。日寇还威逼焦山僧侣上百人长跪受辱。东岳庙被日寇付之一炬，清静和尚师徒三人惨遭杀害。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僧侣对日寇的憎恨情绪。

1939年秋，陈毅拜访了镇江北固山佛寺的老方丈，动员佛教界僧侣加入到抗日救国行列。后来，该寺僧侣法启多次暗中与新四军交往，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

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法启受组织委派，后来到兴化县的法华庵当住持。他利用这一公开身份，“云游”各地，与各寺庙的住持频繁接触，开展联络工作，鼓励僧侣抵抗外侮。不久，法启组织的“僧抗队”在兴化县土享头庙召开了成立大会，有五十多位僧侣参加，公开打出了抗日的旗帜，提出了“自筹经费，建立武装，保国护庙，团结抗日”的战斗口号。

“僧抗队”成立后，得到了三十多个寺庙的响应，纷纷捐款出资购买武器，组成了两个大队，法启任总队长兼河东大队长。他们抓汉奸，除敌探，袭击伪警察。在一次伏击战中，击毙日军两名，击伤三名，声威远播四方。

1944年冬，“僧抗队”已发展到100余人，他们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周庄战斗中伏击日寇的“小火轮”，迫使敌船缴械。日本兵看到面前并非新四军而是一群手持武器的僧人，连忙跪下叩头，请求“神兵爷爷”饶命。

从1943年至1945年，这支“僧抗队”先后参加和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作战二十多次，不少僧侣血洒疆场，为抗击日寇侵略献出了生命。

后来党组织将这支“僧抗队”改编为三个中队，直属溱潼县委领导。抗战胜利后，一部分队员编入新四军部队，还有一部分队员包括法启在内，又回到佛门为僧。

在镇江，由于苏南党组织和新四军对佛教界的统战联络工作做得深入，金山寺方丈自觉地献出寺产松树数千株给新四军作为抗日经费。1941年9月，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来到镇江东乡的山视察。这里是沟通大江南北的一个战略要地。山半山庙的梅初和尚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他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热情接待谭震林，并向谭介绍不少情况。

经过统战联络工作，山的尼姑们也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她们为新四军打探敌情，帮助新四军人员打埋伏，作掩护，甚至让县长赵文豹带领部队到尼姑庵中躲藏，以躲避敌人的“扫荡”。这种甘冒风险的牺牲精神令新四军指战员十分感动。

为了保证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根据谭震林的指示成立了长江工委。书记彭炎大力展开了对镇江城区和地处长江中的焦山、世业洲、和尚洲中僧侣的统战联络工作。争取到焦山佛学院院长兼定慧寺方丈静严，后来还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帮助新四军做了大量抗日工作。后因叛徒告密，静严被迫离开了焦山。但继他担任焦山佛学院院长和定慧寺方丈的雪烦法师，经过我党做工作，继续与新四军秘密联系。他曾冒着危险，派一名和尚携带捐款送给在茅山进行反“清乡”斗争的新四军。

镇江白衣庵、麒麟庵的尼姑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新四军抗日。1942年10月28日，长江工委负责人凌菲坐镇白衣庵，在尼姑道纯的掩护下，指挥部队消灭了敌特赵成章的部队。战斗后，道纯等尼姑还帮忙做处理掩埋血衣等善后事宜。

更为巧妙的是，由于斗争需要，苏南区山北县军事科科长马文钦隐蔽到一个观音庙里当了和尚。当家和尚青山为马文钦换上僧衣僧帽僧鞋，和自己同睡一床加以掩护，从而保证了隐蔽在敌伪眼皮底下的抗日干部的安全，使马文钦胜利完成了锄奸任务。连云港云台山一寺院400多名和尚在“出家不出国”口号鼓舞下组成游击队，与日军作战后全部牺牲，寺院被烧。

对于四处流浪的算命先生等江湖人士，新四军也开展统战工作，吸引他们参加抗日斗争。1940年初，陈毅在管文蔚处结识了一个自称“管半仙”的算命先生。按辈分，这人是管文蔚的族孙，年纪却比较大。陈毅对他说：镇江城里有个日军联队长，迷信得很，求神问卦，十分虔诚。你如果能去镇江，一定能得到他的信任，我们就可以在鬼子“心脏”里建立一个战略情报站。开始，“管半仙”不愿答应，后经过管文蔚再三做工作，他终于前往镇江。不久后，他取得了日军联队长的信任，甚至日军有什么军事行动，也要事先向“管半仙”请教是凶是吉。因此，他先后为新四军送来不少情报。后因联络员被捕叛变，“管半仙”不幸被日寇杀害。

做好海外华侨统战工作

新四军组成后，曾以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向海外广大华侨致意，并吁请华侨捐钱捐物支援新四军抗战。1938年10月，旅居南洋的45个华侨团体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筹款筹物组织，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担任主席，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旅美华侨成立了纽约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由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担任领导，也向新四军捐赠了财物。旅美华侨李兆焕从卢沟桥事变开始至抗战胜利，共向八路军、新四军捐款17000余元。旅居吉隆坡的惠州华侨把捐款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家乡抗日游击队，20%作为家乡难民救济费。

新四军敌工部干部陈子谷，原是旅居泰国的华侨。他的养祖父陈峥嵘在曼谷有很多家产，陈子谷是长房长孙，本来可以过安逸富裕的生活，但他却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学业，辗转投奔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后来叶挺又派他去海外向华侨募捐并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以扩大新四军在华侨中的影响。陈子谷不辱使命，完成了军首长交给的向华侨开展统战联络工作的任务，而且募集到了六万元巨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在泰国继承到的20万元遗产，回国后也全部上交给新四军。当时这笔巨款相当于新四军全军两个月的军饷，为此受到了通报全军的褒奖，叶挺军长称誉他是一个“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

广大爱国华侨还为新四军大力募集药品、医疗器械、衣服、汽车等种种紧缺物资。菲律宾华侨捐款两万元，购买了一批医药用品和冬服送给新四军。此外，华侨们还筹款购买了两辆救护车和一批急救药品，其中一辆救护车和两名司机及部分药品支援了新四军。

通过宣传和统战工作，海外华侨更加崇敬和仰慕新四军，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及其他各地的不少华侨青年，远涉重洋回国参加新四军抗战。1938年1月，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28人在沈尔七率领下辗转到达福建龙岩，参加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奔赴前线抗日。1939年初，受新四军军部委派，沈尔七回菲律宾，组织了第二批华侨青年回国抗战。8月上旬，沈尔七和以王西雄为团长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组成的慰问团22人到达新四军军部，慰问活动结束后全部参加了新四军。沈尔七因作战勇敢，表现突出，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新四军第二支部还授予他“模范军人”的光荣称号。后来军部又委派他去菲律宾宣传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辉煌战果，开展募捐和扩军。他再次携带大批捐款、药品和军需物资，并率领第三批爱国华侨回国抗日。不料正值皖南事变爆发，他无法回到新四军，遂去广东参加了东江纵队。后来沈尔七不幸在一次反击日寇“扫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皖南事变中，有些参加新四军的归国华侨不幸被捕。国民党对这些华侨百般虐待，施以种种酷刑，威逼他们写自首书、悔过书和反共文章。越南归国华侨黄迪菲参加新四军才两个月，被俘后，特务迫令他写一篇所谓“新四军叛国真情”的反动文章，被他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能说抗日就是叛国，这样的文章只有汪精卫之流才写得出来。”特务恼羞成怒，对黄迪菲拳打脚踢，还剥去他的衣服，将他打得遍体鳞伤。黄迪菲在法西斯淫威下坚持革命气节，坚决斗争，终于在赤石暴动中逃出虎口，转入敌后抗日战场。陈子谷也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关押在集中营里受到种种非人折磨。他坚持斗争，参与领导了1942年的茅家岭武装暴动，和二十多名难友一起冲出牢笼，又历经千难万险到上海找到了地下党。上海地下党同志通过秘密渠道向新四军军部汇报时，将陈子谷说成了“陈谷子”。陈毅对陈子谷有很深的印象，当即指示说：“如果是陈子谷就送他回来。”表达了新四军最高领导人对爱国华侨的深切关怀。

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是菲律宾华侨，早年回国参加革命，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了新四军高级领导职务。他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后，在牢狱中建立秘密党支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被残酷杀害。

参加新四军的归国华侨，还有人血洒抗日疆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由于新四军开展了统战工作，广大海外华侨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纷纷发表通电和文章，对国民党进行谴责。如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人于1941年1月8日致电蒋介石，“代表我全美洲十万洪门侨胞”，对国民党“下令新四军移防，以及国军二十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等“兄弟阋煮豆燃萁”这样的摩擦事件表示严重忧虑，抗议当局“自坏长城，自促亡国”。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于1941年1月15日发出通电，指责国民党当局“严惩贪污之令尚未见诸厉行，而调防移防之事乃先成为问题”，要求蒋介石“收回调防成命”，“彻底严惩贪污，爱护忠良”。针对国民党诬蔑新四军“违抗军令”的谰言，华侨团体严肃指出，“无论军令如何尊严，还是国家民族至上、抗战胜利第一”。此时，有31个华侨社团共同通电表示：“誓死反对内战，拥护各党各派抗战到底。”菲律宾六个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叶军长等，共同对外”。古巴七个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和平解决纠纷，永远团结抗战，驱逐日寇，肃清汉奸贪污害国之徒”。菲律宾九个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力陈“解散新四军，影响团结甚大”，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军长，以利团结抗战”。缅甸18个华侨团体于1941年1月28日发表宣言，严正声明：“我们的立场，是统一战线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我们拥护统一阵线彻底抗战……我们的态度，也是非常坦白，就是反对分裂，坚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广大爱国华侨在物资上、人力上、道义上对新四军的巨大支持，既是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生动体现，也说明了新四军对华侨的统战联络工作成效显著。

做好国际友人统战工作

为了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四军十分注意与国际友人建立友好关系，加强联络，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新四军成立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取得的抗战业绩竭力加以贬低、抹杀和封锁，因而国际上对新四军的有关情况或有误解或知之甚少。为此，新四军通过各种渠道，与各国新闻记者沟通了联系，先后有三十多名外国记者写了有关新四军的报道，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大美晚报》《每日译报》《大美报》《上海周报》，香港出版的英文《保卫中国通讯》，美国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以及《亚细亚》《美亚》《今日中国》等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以及伦敦维克托·高伦茨出版的爱泼斯坦著的《人民之战》等报刊和书籍上，从而使新四军的声名远播海内外，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舆论封锁。

新四军还接待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杰克·贝尔登，英国记者杰·布鲁斯，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著名外国记者到部队和根据地进行采访活动。

著名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于1938年到1940年先后访问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皖中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等部队。

史沫特莱于1938年底到达军部后，叶挺、项英会见了她，向她介绍了新四军的有关情况。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向全世界客观公正地介绍了新四军。她写道：“项英是组织训练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使得新四军成为敌后最有战斗力、思想最进步的武装力量。我们四个人到达新四军的当晚，他站在军部一张军事大地图的前面介绍敌我兵力分布情况”，“半年多时间的战争，新四军游击队消灭或争取了敌人‘封锁区’里的大多数的伪军反正。伪军和伪政权龟缩在日军严密防控的城高堑深的大城镇里。敌人的交通受到严重破坏，车辆船只无武装护送不敢通行……有些伪军政人员考虑到将敌人情报提供给游击队是生命保险的事”。

1940年1月，史沫特莱到豫鄂边区采访，她在采访陶铸后写道：“为首的一个共产党组织领导者是一个瘦个子、永不休息的人，名叫陶铸。”她看到新四军医药奇缺，立即请两个游击队员化装到汉口找她的朋友和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援助。由于日军严格控制，她的朋友只能筹集一笔钱买了一些奎宁、消毒剂和纱布送到新四军第五师。后来，她在武汉的朋友又筹募了600元钱，买了一些医疗药品送到第五师师部。她还亲自写信给留在鄂中敌后的爱尔兰神甫保罗，请他援助新四军。通过保罗，新四军又得到了法国、瑞士神甫们的支持，收到了他们陆续送来的药品。她还通过教会关系，在武汉动员医务人员到豫鄂边区工作。这位美国女记者对新四军和中国抗日军民表现出了很深的感情，她感慨地说：“坐在小船上，湖宽天地。看美国杂志，想中美之间的悬殊差别，真使我忍受不了。”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于1938年12月随上海民众慰劳团访问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驻皖南部队，写了许多报道。1939年1月上海出版的《大美晚报》刊登了他写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一文。文中说，“就我个人所见的而论，新四军与其他部队的主要不同点，不在他们作战的更英勇，也不在他们生活的更穷苦（因为别人对这两点也许有不同的见解），而在他们有一个政治部。这政治部在作战中的确有着极大的作用。政治系统是这个军的生命线。全军接受，而且拥护这个政治的领导。”“政治指导员的死伤比率特别高，他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时常负伤或阵亡（政治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

英国记者杰·布鲁斯于1938年11月访问了新四军，著有《新四军印象记》一书。其中部分章节先后发表在上海《译报周刊》等报刊上。他满腔热情地赞扬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精神，指出：“新四军，那支名震江南的新四军，在成立后的三个月内，据说已经和敌人作战一百多次了。”“新四军是不从他们的同胞身上派款或拉夫的，同时他们还尽力扶助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布鲁斯用他亲身采访到的事实，有力驳斥了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的谎言。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曾于1938年11月访问了皖南新四军军部。1941年5月新军部在盐城成立不久，希伯和他的妻子秋迪通过层层封锁来到军部，访问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写了大量的通讯和文章，热情歌颂了新四军。5月30日，在新军部召开的纪念五卅惨案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希伯讲了话，他说，“自从重庆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以后，它向各方面宣传新四军已经不存在……我此次到了贵军以后，亲眼看到了这些，我回去不但要向全世界报道新四军仍然存在，而且还更强大地生长了起来”，“你们的胜利也是世界一切爱好自由和平人士的胜利，你们的斗争也是与他们配合在一条反帝战线上的斗争”。

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曾被纳粹德国当局逮捕和关押。他于1938年冬来到上海后，就从多方面听说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英勇抗战的事迹，后来又结识了受陈毅指派到上海招收知识分子的新四军卫生处处长沈其震。听了沈的介绍后，罗生特得知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抗战，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毅然要求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安排和掩护下，罗生特带了一大箱医用器械，化装通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于1941年3月21日到达新军部驻地盐城。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罗生特。在盐城期间，罗生特不仅以他精湛的医术为新四军伤病员治病，还参加了盐城县参议会、抗大五分校举行的大会、五卅运动纪念会等大型集会，发表了演讲，赞扬了新四军和苏北根据地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他还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和诗歌。为了培养新四军医务卫生工作干部，罗生特多次到华中卫生学校讲课，从医学基础理论到生理解剖、内外科、泌尿科、妇产科（罗生特是这方面的专家）以及药理、护理、战时救护等等，都精心讲解，一丝不苟，深受学员欢迎。

陈毅对罗生特十分关心，多次看望他并与他交谈，还向他讲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根据罗生特的请求，他于1943年初被吸收为中共党员。陈毅曾热情地给罗生特写信说：“你以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由于罗生特的贡献，他被誉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曾经支援和帮助过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外国医护人员还有加拿大外科专家铁尔逊·莱孚·夏理逊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尤恩于1937年底参加白求恩大夫领导的医疗队来华。1939年1月受史沫特莱委托，从上海把国际友人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带到了新四军。她还热情帮助新四军培训了医务人员。■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