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加紧制造华北危机，阴谋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数省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1935年，日本利用第二次华北危机及所谓“何梅协定”，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其所管辖地区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事端，强行侵占了丰台。接着，在卢沟桥附近持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到1937年，北平的北、东、西三面都已经被日军控制，只有西南方的卢沟桥及宛平城，还能作为北平唯一的对外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因此，日军一直处心积虑，企图夺取卢沟桥及宛平城，进而侵占北平，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华北局势日益严峻。

当时，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二十九军。作为冀、察两省，包括北平、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军长宋哲元有爱国思想，面对日寇的蚕食，他大力扩充部队，整军备战。

华北民众把保卫国土和民族尊严的希望寄托于第二十九军，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

与此同时，凭借《辛丑条约》获得的侵略特权，长期在天津、廊坊一带驻扎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也将驻守丰台的日军部队换防为所辖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第三大队，大队长是一木清直。

一木清直是个狂妄好战而又诡诈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根据上司指示，进行各种攻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驻军的准备。1937年1月初，他得知宋哲元委任王冷斋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就以祝贺为名，一改平素骑马的习惯，带着一个化装为卫兵的炮兵观测员，步行5华里，从丰台驻地来到宛平城里的县衙。其实，他是让那个炮兵观测员进行方向和距离的测量。

北平城内外，多种政治势力并存，犬牙交错；中、日两军对峙，近在咫尺。北平城西南的卢沟桥和宛平城，成为中国抗日的最前线。

1937年5月中旬，宋哲元离开部队，回山东乐陵老家祭祖。临行前，他任命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负责军事指挥；同时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面授机宜：“对日交涉，凡有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冲突，亦不要谢绝。”这不接受和不谢绝，反映了宋哲元当时的两难处境和复杂、矛盾、焦灼的心情。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一、中国抗战最前线的枪声

1937年7月7日晚近11时，宛平城城门紧闭，气氛紧张。驻防城里的中国守军官兵警惕地注视着城外的动静。因为近日来驻防丰台的日军常常日夜不停地演习攻城战术，时时枪炮齐鸣，践踏良田，寻机挑衅；这天下午，日军又荷枪实弹到卢沟桥地区演习，异于往常。

突然，在宛平城的东方响起了数声枪声，在暗夜中显得特别刺耳。中国守军发现，演习的日军已对宛平城取包围攻击之势，同时派来一名翻译向宛平守军喊话，声称日军丢失一名士兵，听到枪响，疑被宛平城内的中国兵捉去了，要求入城搜查。

原来，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卢沟桥以北、紧靠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在晚7时30分，开始冒雨演习。到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在演习中，正摸向中国假想敌阵地时，突然传来枪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疑被中国军人劫持，遂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这段时期，宛平守城官兵奉命在每天日落之时，即关闭城门，非经第二十九军军部许可，绝对不许任何人在夜间进城。驻守宛平城的第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婉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指挥所部严密戒备，并当即将情况报告上级。这时，宋哲元已回山东乐陵老家，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正在保定，都不在北平军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指示宛平守军：“可等到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搜寻，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当夜12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秦德纯，声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突闻数声枪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士兵一名。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士兵，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宛平城。日军要入宛平城搜查”。秦德纯以时值深夜，日军士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为由，予以拒绝。

事后证明，那个被称“失踪”的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因闹肚子，归队时迷了路，耽误了时间，但于0时15分就归队了。然而，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所部隐瞒此事，仍以士兵失踪为借口，一面派员与中国方面交涉，坚持要求进入宛平城，一面鸣枪示警，部署战斗。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秦德纯，称，现日方丢失士兵虽已经归队，但为查明原因，日军一定要入宛平城搜查。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宛平城搜查。

此时日军已向宛平城外大量增援。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于7月8日晨2时许，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占领宛平东北的沙岗，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战火一触即发。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只得与松井商定，双方派代表连夜赶赴宛平城谈判。

7月8日凌晨4时许，中国冀察当局派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为代表；日方以冀察绥靖公署的日籍顾问樱井德太郎、辅佐官寺平忠辅、秘书斋藤为代表，赶到宛平城内县署大厅谈判。日方提出惩凶、向日方道歉、中国军撤退、日军入城等无理要求，王冷斋严词拒绝。双方代表决定出城到实地调查。

7月8日凌晨5时30分左右，双方代表刚离开县署大厅，还未出宛平城，日军突然发动炮击，第一炮就准确地击中县署大厅。显然，这与一木清直此前已对宛平县衙进行过步行目测有关。

日军向卢沟桥和宛平城中国守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攻击，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在卢沟桥下令所部打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第一枪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作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利用日军的特殊军规，即现地指挥权，以战场现地指挥官的权力，命令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发炮攻城。牟田口廉也因指挥所部在卢沟桥打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第一枪，后来被天皇裕仁亲授金鹰三级勋章，晋升少将。到1944年，已经成为日本进攻缅甸的第十五军司令官的牟田廉也曾得意洋洋地回忆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他在笔记中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反击，连续击退日军三次进攻。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的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是该军中对日强硬的代表人物，第三十七师被日方认为是“二十九军中反日思想最强烈”的部队。冯治安下令坚决抵抗，对官兵说：“牺牲战斗，坚守阵地，卢沟桥与宛平城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尺一寸国土，不得让与敌人！”守卫宛平城与卢沟桥的第三营官兵喊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不畏牺牲，多次打退日军进攻。双方激战至7时50分。金振中将日方代表樱井等带上城墙，让他们向日军喊话停止攻城，但无效，谈判无法进行。日军的枪炮声越来越密，宛平城的东城门即顺治门被击毁。卢沟桥以北的铁路桥、宛平城北的龙王庙被日军抢占，已对宛平城构成威胁。守卫铁路桥头阵地的三营十一连的两个排60多名战士同日军拼杀，全部战死。日军见守军顽强抵抗，一度同意停火谈判，但到中午11时，日军再度攻城。宛平谈判结束。

7月8日午后，冯治安指挥第三十七师进行有力反攻：派出援兵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夹击宛平城外的日军，重创敌人；入夜，又组织100多人的大刀队，由营长金振中亲自率领，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在夜幕掩护下，悄悄摸进铁路桥与龙王庙之敌阵，大刀挥舞，寒光闪闪，出其不意地将日军一个中队全歼，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当时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5、6月间，日本东京盛传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传着这样的消息：‘七七’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但是，日本当局在卢沟桥制造第二个柳条沟事件的阴谋失败了。

二、抗日救亡热潮席卷全中国

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卢沟桥抗战更给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抗日救亡热潮席卷全国。

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进行外交交涉，另一方面进行抵抗侵略的战争准备。蒋介石在庐山得到秦德纯的报告后，于7月8日至10日，连电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其速从山东赶赴保定，坐镇指挥全军，固守宛平城，全体动员，限期完成国防工事，以备事态扩大。7月9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又派员与日本驻华使馆进行多次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违法背信行动，不要扩大事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7月10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国防会议，为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作准备。7月12日，蒋介石在命令第二十九军就地抵抗的同时，令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两个师、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第三十九师，以及驻保定的万福麟部，兼程北上增援。

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之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第二十九军……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号召“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北平群众首先行动起来，组织“各界抗敌后援会”，迅速形成支持第二十九军抗战的热潮。许多学生和社会青年踊跃参军，拿起刀枪，投入战斗；长辛店、宛平地区的工人、农民，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为部队送饭、送弹药，救护伤员、修工事；农民把新摘下来的西瓜送到阵地上劳军。全国各地与海外华侨的慰问信、慰问品以及声援的函电纷纷送达北平前线。来自广州、上海、天津、北平等地的慰问代表团，带着丰富多彩的慰问品，到战地慰问抗敌官兵。各报社记者云集卢沟桥，以炽热的爱国之心进行火线采访，冒着敌人呼啸的枪弹，在前线摄影，记录下日军的残暴与第二十九军官兵的英雄事迹；通过报章，把日寇侵略的真相与中国军民的斗争精神迅速传遍全国及全世界。

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期庐山暑期谈话会仍于7月15日至20日如期举行。全国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158人参加了谈话会。席间，张志让、王云五、王亚明、江问渔、杜重远、朱经农、吴贻芳、蒋梦麟、曾琦、张君劢等各界知名人士20多人自由发言，共同表示，在国家危亡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这种为救亡图存而呈现出的政治协商气氛，令人鼓舞。7月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讲话，申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表示决不允许把北平变成第二个沈阳。如果争端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牺牲与抵抗”；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卢沟桥抗战牵动着每个炎黄子孙的心。

三、在战与和之间

1937年7月8日晨5时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10时20分，日本内阁和军部得到日“华北驻屯军”的详细报告，就如何处理此事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发布了第400号令，要求日“华北驻屯军”避免扩大战争。这是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代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拟稿而发出的。石原莞尔是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扶助伪“满洲国”的核心人物，因此“功”，被破格从中佐晋升少将，提拔到日本陆军中枢担任要职。但这时，他却主张对卢沟桥事变持“慎重”“不扩大”的态度。他认为，此时日本还未做好立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日“华北驻屯军”只有约5000人，远少于第二十九军。如对中国开战，日本将要大量增兵，必须出动50个师团的兵力开赴中国，耗费55亿日元的军费，这在当时的日本是很难做到的。他主张应先巩固“满洲国”，对苏备战，对华要采取逐步“蚕食”的方法，因此要暂时避免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他说：“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备战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他指出，日本对华开战，将如拿破仑对西班牙战争那样，有陷入长期战争泥沼的危险。他甚至主张：“可以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州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以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

但很快，这道命令就被在当时日本军政上层占有压倒优势的“强硬论”者推翻了。

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三课，即作战课课长的武藤章，把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当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幸事与开端，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他“主张通过一击结束战争”。

日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在军部讨论是否向华北增兵时，说：“船一开到大沽海面，不用登陆，中国就会举手投降。”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机会。”

驻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对陆军参谋本部发布的第400号令表示强烈不满。

被日本上层戏称为“傻瓜元”“便所扉”，即遇事无定见、随风倒的陆相杉山元，在“强硬论”的影响下，很快改变了他最初主张“避免扩大战争”的态度，转而支持向华北增兵、扩大对华战争，并成为扩大派的领头羊。他对天皇说，征服中国，只须派遣1个师团、3艘军舰，最大限度，发动一次保定会战，短期内就能把中国的抗战击败，“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

7月7日下午，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田中新一，没有请示上级，自行草拟了派遣3个师团前往平、津地区增援的计划。第二天，即7月8日，杉山元便批准了这个计划。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杉山元在会上宣称，日“华北驻屯军”兵力太少，极力主张迅速派兵增援。军部的势力和影响巨大。内阁会议通过了紧急派遣陆军占领华北平、津地区及建立战时体制的通盘计划。下午，首相近卫文携带这份内阁决议，匆忙觐见天皇，请求批准。经天皇批准的这份内阁决议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纲领。近卫刚把这份批件带回，日本各报纸便迫不及待地刊登号外，以惊人的标题报道：“日本决定出兵华北！”“四个师团将立即开拔！”7月11日下午6时25分，日本内阁正式发表声明，声称卢沟桥事变是中方蓄意的反日行动，中方必须为此道歉；同时宣布向中国平、津地区派兵增援。

7月12日，日本军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方案》出炉。日本陆、海军剑拔弩张，军阀、财阀紧密勾结，迅速调集大军，部署平、津间的全面大战。

因此，在7月8日到12日，日“华北驻屯军”一面派代表与冀察当局在北平谈判，曾几次达成停战协议，声言就地和平解决争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一面将5000份华北军用地图紧急下发到各级部队中，并几次违约，用大炮、战车反复攻击中国守军阵地。铁路桥、龙王庙几得几失。守卫卢沟桥、宛平城一线的中国守军第二一九团伤亡很大，营长金振中、团长吉星文均先后负伤，但仍然坚守阵地。同时北平城内中国守军也紧急动员起来，构筑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关闭各城门，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然而，第二十九军上层大部分将领却对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抱有幻想。

当时，宋哲元远在山东乐陵。第二十九军由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三人为核心，“会商应付办法”。他们大部分人对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抱有幻想，认为日本目前还不至于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只要我方表示一些让步，尚有转圜余地，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他们希望这次事变也能像往次一样，就地谈判，妥协解决。宋哲元指示部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第二十九军上层大部分将领也认为“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为上策。7月9日凌晨2点，中日双方初步达成一致，双方军队后撤，停止射击。

7月11日晚6时，宋哲元返回天津。此前，蒋介石已数次致电，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第二十九军备战，不要回天津或北平，遭日军要挟。但宋哲元仍执意到天津与日方谈判。他见局势趋向和缓，情绪乐观，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派遣援军北上平、津，进入他的第二十九军防区。

7月12日，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抵达天津就任，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与此同时，日本当局迅速从伪“满洲国”、朝鲜与日本国内，向平、津地区调兵，其中原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秘密开抵唐山、天津一线，关东军的3个旅团进入北平的北郊、西郊，形成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另有8个师团约16万人的日军后续部队，沿不同路线，向平、津地区集结。日军原在华北的数量劣势很快逆转。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掀起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狂潮。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关于华北用兵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决定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7月14日，宋哲元在天津的公馆里召开第二十九军的高层会议。会上，对和与战的意见争论不休。宋哲元得到日方向华北紧急增兵的情报，感到情况复杂、事态严重，因而一方面备战，于7月16日，下达战字第一号作战命令，任命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为北平军事总指挥；7月17日下令南苑守军在大红门和军营内修筑工事，给学兵们提前发枪和大刀，请来许多民间的磨刀师傅，为官兵们日夜磨刀。但另一方面，他仍对以妥协换取和平解决心存幻想，于7月18日，带领张自忠，在天津同香月清司及其代表进行了会晤与谈判。最后，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战协定六条“誓文”。

7月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后，一面把驻防察哈尔的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召来北平，密商万一与日军大打后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他竭力营造和平的气氛，下令拆除北平城内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和路障，打开已关闭数日的各城门；谢绝各地汇寄来的大批捐献；命令主力部队撤离宛平城，而以保安队进驻；并按与日方签订的妥协协定，宣布将担负北平城防的第三十七师刘自珍旅的第二二一、二二二两个团调离北平，因为这是两个抗日意志最强的团，曾在喜峰口夜袭中使日军闻风丧胆；以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的独立第二十七旅进驻北平换防，任命该旅旅长石振纲为北平警备司令。其实，宋哲元是让第二二一、二二二两个团的官兵换上保安队的服装，继续留在北平城内，而将战斗力较弱的真保安队调出北平城。7月20日，宋哲元再次发表“主张和平”的书面谈话。对此，北平军民议论纷纷。

日本当局利用第二十九军将领的幻想，迅速加紧实施其全面侵华计划。7月21日，日军即撕毁停战协定，炮击宛平城、卢沟桥，进犯大红门。两军再次展开激战。

血的事实残酷教育了第二十九军将领。7月23日，宋哲元终于意识到，第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平、津地区的战争不可避免，他必须认真地准备战争，保卫平、津。为了鼓舞士气，他指示于7月25日，在第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南苑军营举行盛大的阅兵，邀请各界人士参加观礼。届时，宋哲元亲临阅兵场，并发表了讲话。

南苑守军从7月17日就在大红门和军营内修筑工事。一直驻守在南苑军营、兼任学兵军训团团长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下令给学兵们提前发枪，并为每人配发了大刀。

7月25日，日军完成了部队集结，进一步扩大战争，突然袭击廊坊，并出动飞机狂炸中国军民，形成“廊坊事件”。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一部被迫从廊坊撤退。

7月26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下最后通牒，狂妄地宣布：“由于你军在廊坊攻击我军，我军认为贵军没有和平的诚意，请贵军第三十七师撤离卢沟桥、八宝山，并于明日中午撤到长辛店附近。另第三十七师在北平城内的部队，请撤出北平城，连同西苑驻军，于本月28日中午之前，一并撤到永定河以西，然后再撤到保定。否则，日军将采取行动，后果由贵军负责……”香月清司把南苑选择为“能使敌胆战心寒之伟大结果”，即可致第二十九军于死地的日军打击的“最适宜的目标”。他甚至通过“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潘毓桂，向宋哲元传递了日军将在28日进攻南苑的消息。香月清司有恃无恐地认为，在兵力、装备、火力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日军已经四面包围了南苑军营，第二十九军南苑守军若敢于顽抗，则必将全军覆没，因而很可能会不战而逃、迅速撤离。这是日军当局惯用的以武力威慑与精神笼络相结合的方法。

其时，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已切断了平、津交通，从廊坊进攻团河、黄村、通县、南苑；在7月26日，日军数百人强行进入北平广安门，被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六七九团歼灭殆尽，形成所谓“广安门事件”。

7月26日晚22时，香月清司向所属各部日军下达了总攻北平、天津的命令。日本当局盼望已久的“平津之战”即将打响。

宋哲元在接到日方通牒后，立即在铁狮子胡同（今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的“进德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抵抗日军的侵略。宋哲元会后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固守北平，誓与古城共存亡”，请求中央迅速增兵援助平、津。同时，调整兵力部署：于7月26日下令原驻防南苑的第三十八师董升堂的一一四旅调进北平城里，缩短战线；另调派驻河北省中部大名、河间的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迅速北上，除以一个团进驻北平外，主力集中于南宛，协同原驻南苑的第二十九军军部各机关人员、军官教导团、卫队旅孙玉田部的两个团、郑大章的一个骑兵团以及军训团的学兵，共约7000人，共同防守南苑军营，任命赵登禹为南苑临时总指挥。

随后，宋哲元下令将第二十九军军部从南苑转移到北平城内。

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自卫守土、誓死保卫平、津的决心。这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降临！

 四、激战南苑，血染大红门

1937年7月28日，一场空前激烈、残酷、血腥的大战降临在南苑军营。

南苑军营位于北平古城的东南部，与位于北平古城西南部的宛平城、卢沟桥，互为犄角，构成北平的南大门，第二十九军军部原设在这里。

南苑守军原来以第三十八师董升堂一一四旅为主，有3个整团，步、炮、骑兵种齐全，装备精良；其次是第二十九军卫队旅孙玉田部的两个团；再次是骑九师师部和1个团，以及军官教导团和没有战斗经验的学兵军训团。

7月26日，赵登禹接到军部要其率部到南苑接防的命令后，立即率第一三二师从河北省中部的大名、河间出发，向北平急进。

赵登禹自幼习武，刚毅正直，嫉恶如仇。1914年春，他投奔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赵登禹加入新组建的第二十九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登禹与第二十九军许多爱国将领共同喊出了“枪口不对内”的响亮口号。1933年春，赵登禹任第二十九军一九旅旅长，参与长城抗战，3月12日，在喜峰口指挥所部，以大刀、手榴弹和手枪等轻武器，夜袭日军炮兵，近身作战，歼敌300多人，一战成名。

但在这次进军途中，赵登禹部出师不利。隐藏在第二十九军上层的汉奸、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平津绥靖公署高等顾问的潘毓桂，在参加了第二十九军的军事会议后，立即向日军秘密提供了第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以及赵登禹部北上的时间、路线等各种机密情报。

潘毓桂早年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留学，毕业后归国。日本制造华北危机期间，潘毓桂伙同石友三、白坚武，在1935年6月发动“北平自治”，成立“华北自治军”，策动武装叛乱，阴谋建立“华北国”。伪“满洲国”的著名电影女演员李香兰是他的“义女”。1935年8月，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因与潘毓桂是两代世交，宋之父曾做过潘之父的幕僚，因而关系很深，遂聘潘毓桂任平津卫戍司令部的高等顾问；1935年12月，宋哲元任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潘毓桂任政务处处长，得以经常参加二十九军的高层会议，并成为宋哲元与日方的中间联络人。

潘毓桂的出卖使得第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在到达南苑以南两公里之团河时，遭到日军伏击，两个团全军覆没。赵登禹率零散部队突出重围，于27日下午到达南苑军营。一三二师接防南苑失败，第三十八师董升堂的一一四旅等部未能从南苑撤出。

这时的南苑已经是万分危急。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许，日军以陆军与航空兵协同作战，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北苑、南苑等第二十九军各阵地发动全面进攻。

日军进攻的重点在南苑军营，相继投入步兵3个联队、炮兵1个联队、战机30余架，共约4万余人，从3个方向包围了南苑。日军先以第二十师团40门重炮的猛烈炮火，猛轰南苑军营阵地，然后在战机、大炮的掩护下，以牟田口廉也的第一联队向南苑阵地推进。牟田口廉也极其狂妄，轻视南苑第二十九军守军的战斗力，未等与其他日军部队取得协同，就抢先发动进攻。他仅出动了其联队的一个大队，即第三大队，担任主攻，以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为前线指挥。日军依据汉奸潘毓桂提供的情报，首先集中猛攻南苑军营南面的军训团学兵据守的阵地。因为这里是中国守军的薄弱环节，这些学兵都是北平、天津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36年年底，抱着抗日救亡的热诚，投笔从戎。他们才受训半年，还没毕业，在南苑保卫战发生的前几天，学兵们才领到枪。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懂。战斗一打响，日军先以猛烈的炮火猛轰学兵据守的阵地，许多学兵倒在血泊中。随后，日军冲向南苑被轰塌的围墙。令日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这里踩响了连片的地雷，死伤惨重。残存的学兵们宁死不屈，与冲入阵地的日军展开白刃战，以一腔爱国热血，用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展开肉搏。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后退。佟麟阁率军官教导团与卫队旅一部挥舞大刀，赶来增援。他们最终把日军赶出了军营。只是他们的牺牲，仅使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几个小时。

28日上午8时，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对南苑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日军进攻的主力换成了第二十师团，前线指挥官也由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代替了一木清直。

进攻日军遭到了南苑守军主力部队的顽强抗击。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军训团的男女学生与第二十九军官兵并肩战斗。南苑堪称教范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稍高，以火力凶猛的捷克式机枪为核心的火力配置几乎没有死角，仅半天的时间，便迫使日军的伤亡远超过卢沟桥战斗。张自忠下令：南苑虽战死至最后一人，也要守！日军伤亡惨重，再次败退下去。

日军恼羞成怒，出动战机对南苑狂轰滥炸。第二十九军缺少重武器，也几乎没有有效的防空武器。南苑只是建立在华北平原上的一座军营，无险可守，多年建筑的工事迅速被日军炸毁。南苑形势危急。

7月28日下午1时，南苑守军接到第二十九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赵登禹下令，全部守军放弃阵地，分南、北两路撤退：南路由孙玉田率卫队旅一部，过永定河，会合当地守军，撤往保定；北路由赵登禹、佟麟阁率领，以郑大章的骑兵开路，经大红门，撤回北平城内。

赵登禹师长根据军部的命令，乘汽车赶回北平城内的军部开会。他刚登上汽车离开南苑，隐藏在他身边的汉奸、少校参谋周思靖就用电话迅速报告给日军。当赵登禹师长的黑色轿车开到南苑北部天罗庄方向时，遭到日军的伏击。轿车被一匹死马卡住车轮，进退不得，日军的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进车内，端坐在后座的赵登禹师长全身被打成马蜂窝。这位四年前率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奋勇杀敌、威名远扬的将军，还没有来得及抽出他的大刀，就因汉奸的出卖，倒在日军的子弹下，年仅39岁。

赵登禹师长的牺牲揭开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悲壮一页。

汉奸潘毓桂向日军迅速提供了第二十九军军部关于南苑守军的撤退命令、撤退时间、撤退路线等各种机密情报。日军前线指挥官、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立即下令从承德起飞的日军战机加大空袭力度，另令驻通州的日“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部队赶往大红门公路两侧的田野和村庄里设伏。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守军突围的北路部队到达大红门一带时，遭到日军重兵的伏击。日军的轻重机枪与迫击炮等各种武器猛烈扫射，日军的战机也赶来狂轰滥炸。撤退的守军们由于没有掩护、没有接应，战斗变成了日军单方面的屠杀，伤亡惨重。佟麟阁与军训团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刘又生率领没有作战经验的学兵们，分左、右两路突围。指挥左路的刘又生负重伤，肚肠被打出来，仍高呼“打啊！打啊”，壮烈牺牲。在右路指挥的佟麟阁副军长腿部中枪落马，鲜血染红了裤腿和鞋袜。为了掩护学兵突围，他拒绝部下的救护，依然奋勇向前，带领士兵们拼死搏杀，大义凛然地喊道：“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他的行动深深地感染了在战场上的官兵。不久，敌机嚎叫着又俯冲下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佟将军头部受了重伤，在大红门的青纱帐里殉国，时年45岁。

中国军人的鲜血染红了大红门！这是平津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幕。军训团所属1500多名学生兵中，活着回到北平的只有600人。南宛守军7000多人，伤亡多达5000多人，多是倒在大红门。学兵王彦周原是个大学生，在撤退途中腿部中弹，弹片夹在两个骨头间，血流不止，影响行走。他向战友要来一把刺刀，咬着牙，自行将弹片挑出，得以随战友一同撤退。第三十八师学兵队的轻机枪手付锡庆为掩护战友，身中数弹，爬行了20多个小时，沿途靠喝地沟里的血水维生，终于突围。

另外，向南突围的董升堂与孙玉田部杀开一条血路，最终成功到达保定。

五、第二十九军撤离平津，

张自忠留守北平勉力维持8日

7月28日晨，当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时，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如何？盼立复”。宋哲元回电，明确表示，即刻设法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7月28日傍晚，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战死的消息传入北平城内。当时，宋哲元正在进德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军长秦德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和第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张维藩，共5人。他们受到很大的震动与打击，紧急商讨应对措施，最后做出决定，为保存军队实力，改变前一日誓死保卫平、津的决定，下令第二十九军各部即刻撤出北平城，前往保定；宋哲元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北平城内仅留下第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第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维持治安。开始，宋哲元要求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留下，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北平维持局面，控制局势，与日方周旋折冲，做好善后工作，掩护大军撤退。秦氏知道留下来没有好结果，遂称自己没有实力，不如留张自忠，他既是直接带兵的师长，又与日方的关系相对和缓，更能收平津和战一盘棋之效。宋哲元深以为然。

张自忠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也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宋哲元当即写下手渝，任命张自忠为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代理冀察绥靖主任、代理北平市市长，任命李文田为代理天津市市长，任命张允荣接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等。

7月28日夜，宋哲元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将领，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同时命独立三十九旅留驻北苑，独立二十七旅驻防北平城内，随张自忠留守北平，维持治安。行前，宋哲元、秦德纯派张璧为使，以接受保安队维持治安及留张自忠善后为条件，与日方接洽。日本人对张自忠产生幻想，以为对张自忠可以拉拢和利用，遂同意了宋哲元、秦德纯的条件。

7月29日凌晨3时，宋哲元一行抵达保定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职今晨三时转保，秦市长德纯、张局长维藩偕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并通电全国：“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宋哲元在保定，通过电报和电话，与张自忠保持联系，要求张对日折冲，他负一切责任。

北平的战事暂时沉寂下来。但在平、津地区其他地方，中国军民仍在奋勇顽强地打击日军。

7月29日凌晨0时，通县“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数千人，在张砚田、张庆余的领导下，乘驻防日军调离之机，举义反正，消灭了剩余日军，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在遭到日军反扑后，向北平西部撤退。

7月29日凌晨2时，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在接到张自忠的密电后，指挥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一部与市保安队，向日军发动攻击，先克天津总站，转攻海光寺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东局子机场，血战15小时，重创日军，后因日本援军在大沽登陆，全部退到津南静海、马厂一带，回归第二十九军。

但是，在7月29日早晨，天亮后，北平人民打开家门时发现，中国军队大部已经弃城而去，只留下少数部队维持治安，由张自忠署名的安民告示则四处张贴。于是舆论大哗，民众都误以为张自忠已降日做了汉奸。

日军的铁蹄于7月29日踏进了北平，于7月30日占领天津。

日军当局要求张自忠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遭到张自忠的断然拒绝。日方决定立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踢开张自忠，由今井武夫出面，邀请北洋军阀余孽江朝宗等人组织伪政权。7月30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伪“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日本方面为谋求早日稳定时局起见，要求解散“冀察政委会”。

7月31日，留守北苑的第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部被日军包围缴械。张自忠感到情况危急，于8月1日召见驻守在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位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10时，独立二十七旅奋勇突围成功，冲出了北平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张自忠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但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优势部队截击，只得返回城内。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他只得先将家眷送往天津。而自己则困处北平城内，东躲西藏，一日数迁。他在椅子胡同的私宅被日军查封。8月5日，张自忠致函冀察政委会，声明“辞去代理职务”。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现为北京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占领北平的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

香月清司立即下令搜捕张自忠。张自忠先在友人的帮助下，从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转移到东单喜鹊胡同3号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寓所中。9月3日凌晨，张自忠以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回到天津，后赴南京。

六、中国全面抗战的开端

平、津陷落了。但是中国人民神圣的全面抗战从此拉开了大幕。

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天津后，到河北省固安集结，被南京国民政府整编扩充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司令。

宋哲元因失守平、津，一直背着很大的心理包袱，心情郁闷，疾病缠身，不得不离开部队，到四川绵阳休养。他受到多方的指责。陈诚后来在总结这段抗战史时，指出：“首先开辟的是北战场，但这个开始实在不够良好，以致半年之间，随着平津的失陷，冀、察、晋、鲁，以及豫省北部的许多名城，都相继沦入敌手。身当冀、察军政之冲的宋哲元氏，对此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宋哲元应当负啥责任呢？陈诚说：“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错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但蒋介石当时发表谈话，为宋解脱，称：宋哲元在北平的一切对外措施，都是依中央的指示办事，一切问题都由中央承担。这使宋哲元感到些许宽慰。1940年4月5日，宋终因积郁成疾，患癌症去世，终年仅54岁。

在卢沟桥事变中牺牲的赵登禹、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最先为国捐躯的两位将军，在第二十九军官兵与全国军民中引起极大的悲痛。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北平民众在永定门外找到了他们的遗体。当时，只见两将军浑身血迹，面目都几乎辨认不出来。目睹这一悲壮的情景，人们都不由失声痛哭。全国各界纷纷举行祭奠悼念活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发布褒恤令：“陆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陆军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精娴武略，久领师干……此次在乎应战，咸以捍卫国家保守疆土为职志，迭次冲锋，奋厉无前，论其忠勇，询足发扬士气，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围，死于战阵，追怀壮烈，痛悼良深！佟麟阁、赵登禹均着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而励来兹。此令。”

中共人士吴玉章在1937年8月5日法国巴黎《救国时报》第115 期上发表题为《悼赵登禹、佟麟阁诸烈士》的社论。社论说：“赵、佟两将军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两将军抗敌守土，奋战至最后一滴血，光荣地完成了保国卫民的天职，足为全国军人的模范。两将军为国捐躯的忠勇的气节，足以打破怯懦退缩、贪生怕死的心理，更加激发我无数健儿杀敌致果的决心。除赵、佟两将军而外，我二十九军将士奋不顾身，阵亡敌人炮火之下的，还不知有若干。这种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实在是我国军人的最优秀的代表。”

1943年1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又举行了“表忠盛典”，宣布抗日殉国的将领佟麟阁、赵登禹等应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忠烈祠。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北平市政府及各界人士，于1946年3月29日，在八宝山忠烈祠举行了隆重的入祀大典，将西城区两条街命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登禹将军之墓经人民政府拨款重建后，屹立在宛平城东门外铁路桥侧，更加庄严肃穆，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北京市政府将西城白塔寺东侧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与民族文化宫前的佟麟阁路相连，以表示对抗日烈士的永远纪念。

潘毓桂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任伪北平市公安局局长；1938年1月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1940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华北垦业公司董事长。抗战胜利后被捕，解放后继续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61年11月12日病亡于监狱。

那个被称“失踪”、成为卢沟桥事变导火索的日军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在事变后没有受到日方任何惩罚，而只是退役，被遣送回国。后来他再次应征入伍，被编入日军第十八师团，参加太平洋战争，1944年10月，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击毙。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聚生著《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5.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6.郭景兴、蒋亚娴著《七七事变追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李惠兰、王勇、明道广主编《七七事变探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

8.梁贤之撰《蒋介石、周恩来同悼宋哲元》，载《团结报》1993年11月6日。

9.君心撰《中共推动29军抗战记》，载《团结报》1997年7月19日。

10.佟兵撰《将军浴血殉南苑—缅怀先父佟麟阁》，载《团结报》1998年5月28日。

11.赵学芬撰《“誓死救国”—缅怀抗日名将、我的父亲赵登禹》，载《团结报》1998年7月9日。

12.冯炳瀛撰《他是二十九军的一名军人—缅怀我的父亲冯治安将军》，载《团结报》1998年7月21日。

1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等主编《民国人物传：张自忠》，中华书局2005年版。■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