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抗日名将张甲洲。他曾是我国最有名的两座高等学府的优秀学子；他曾投笔从戎，创建了东北第一支人民武装，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第一枪”。

1932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问题中，提出了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以罗登贤为首的中共满洲省委根据这一指示提出“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的号召。4月6日，罗登贤又在《中共满洲省委紧急通知（省急字第一号）》中，提出建立工人义勇军和反日会义勇军的政策主张。张甲洲响应满洲省委的这一号召，建立了由中共领导的第一支工农反日义勇军队伍。

求学时代的张甲洲

张甲洲，字震亚，又名张进思，190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6岁时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接受到一些革命启蒙教育后，他心里便埋下了投身革命的种子。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为了扩充兵力，张作霖派人从学校招兵。张甲洲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反抽丁，烧日货，被开除学籍，随后转入奉天文华教会中学就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张甲洲领导学生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运动，再次被学校开除。1926年，张甲洲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入学半年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不久又因闹学潮再次入狱。被营救出狱后，张甲洲与他的同学于天放、魏祖舜结伴到北平。1928年，21岁的张甲洲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在预科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北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世界语学会。1929年开学后，张甲洲转入物理系一年级，在这里接触了北大党支部组织委员喻德渊和宣传委员文艺陶，受他们的影响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并于同年夏由文艺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北京市委决定动员学生和群众举行“五一”节飞行集会，不幸致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党员学生多人被捕。为了营救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李光伟，4月21日晚上，张甲洲和文艺陶等人在北大二院大礼堂召集了有50人参加的集会，研究商量营救方案，结果遭人告密，包括张甲洲在内的32人当场被抓。在狱中，他结识了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冯仲云，二人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冯仲云向张甲洲讲了不少清华大学的革命活动，这使张甲洲对清华十分向往。经过反复考虑，他转而报考清华的政治系。9月，自北大退学，张甲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政治系第六级。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立三路线，中共北平市委恢复西郊区委，任命张甲洲为区委书记，胡乔木为团委书记，负责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新农业学校等的高校党团工作。11月初，徐子佩接任西郊区委书记，张甲洲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

在清华政治系，张甲洲组织成立了“朝曦社”，团结进步学生开展革命斗争。他还编辑出版了《时代青年》《大众文化》《北方青年》等进步刊物，担任清华学生会主办的《清华周刊》“言论栏”编辑，并经常用“火花”“震亚”为笔名发表时论文章，宣传反帝救国的革命道理。张甲洲还对顾衡和葛春林在大地社创办的《现代中学生》杂志十分关注，予以指导和投稿。在党外，他以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身份公开进行活动，并以学生会社会部的名义，成立了一所民校，招收校内的工友和保姆、校外人力车夫、失学青年和附近的农民，共有学员40多人，在清华一院一楼南面的教室里上课。张甲洲安排胡乔木任校长，于天放、陶赢孙、唐明照、张立森等任教员，讲授科学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同时编印《民众教育》半月刊，邮寄给河北省各市县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并在西单商场进行零售。

张甲洲在清华以擅长演说闻名，同学中流传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胡乔木曾这样回忆：当时张甲洲是党员，我是团员。他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诚，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他的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很有活动能力。

成立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

1931年的中共北平市委，充满着“左”倾、分裂、叛变和牺牲。由六届四中全会引发的争议导致了何孟雄、林育楠等党的一大批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牺牲。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制造的这次政治危机，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中共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而中央的政治风波牵连到各地党部，北平市委党部也未能幸免。1931年6月，北平市委遭到破坏，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委书记。期间，险些被当局抓捕。逃出险境的张甲洲到哈尔滨找到了自己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冯仲云根据张甲洲的北平市委身份，建议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他说：“你去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吧，可以找‘姥姥’接头。”上海劳动大学是中共中央的代称，“姥姥”是接头党组织的代称。

在上海，张甲洲首先找到了上海籍的女同学陶瀛孙。随后到劳动大学找到了以“姥姥”相称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并很快得到“姥姥”的工作指示。具体任务是派张甲洲参加国际特工队，回东北做国际的情报工作。按照这一指示，张甲洲又回到东北，由冯仲云介绍到松花江下游，和王一飞一起做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进攻苏区，并纵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张，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汹涌澎湃。以学生为代表的抗日救国会、日货调查团、抗日宣讲队等纷纷成立，并积极举行罢课、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首都南京，一时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各地学生组织选派代表成群结队地前往南京，举行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张甲洲来到北平时，正好遇到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他立即投入到了这次请愿斗争中去。

12月初，北平请愿团南下。蒋介石对全国各地学生请愿要求虚予应付，声称学生中混进了共产党，派军警包围了珍珠桥及围困中央日报社的学生，大打出手，肆意捕人。张甲洲和东北籍学生张文藻在混乱之中，抢下了军警的两支手枪，掩藏起来，迅速带回北平。这是两支德国造的20响大肚匣子，国民党当局极其重视这一事件，下令追回手枪。他们只知道枪是被北平的学生抢去了，让被捕的北平学生排成两队，逐个搜查，始终没有查到两把枪的下落。最后，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公然派兵夜围学生，武装押送至下关码头，强制性遣返。

这次革命斗争，使张甲洲深切地感受到在反日民族革命斗争中，国民党的力量是不可靠的。三万学生的游行请愿，换来的是30多位爱国学生的热血横流。一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政策，一边是被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的东北老家，张甲洲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1932年4月，张甲洲同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的夏尚志、张清林、张文藻、于天放、郑炳文等在北平的东北籍大学生回东北组织反日武装。

回到巴彦，他亲眼看到日寇的暴行，感慨之余奋笔疾书，赋歌一首，名为《反日大同盟歌》。歌词是：“痛哉痛哉，死者真可怜！愤哉，慨哉，生者有何憾？起来起来，起来上前线，起来起来，起来去迎战。”

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已经结婚生子的张甲洲以筹备婚礼为名，将大家联络起来。5月16日，在一口井前，张甲洲带着来“参加婚礼”的200多人，举行了誓师大会，巴彦游击队正式成立，他担任总指挥。根据当地的习惯，张甲洲为这支队伍起名号“平洋”，意为平灭东洋鬼子。这是我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巴彦游击队艰难生存了8个月零2天

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是夺取地主大排的武装。张甲洲没有执行这一指示。当时，七马架东山边的大烟沟，有一股报号“绿林好”的土匪武装，有30余人。张甲洲主动前去联系，共商抗日大计。“绿林好”不同意改编，只提出要“拉顺线”（匪语“联合”之意）。张甲洲也不勉强，双方随即达成联合协议，平时单走单住，打仗时联合支援。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这支反日武装的领导，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这支队伍中任参谋长。赵尚志化名李育才，因其年少，个头又矮小，人称“小李先生”。6月初，赵尚志来到张甲洲的队伍时，武装人员已经有200余人，编为三个大队。各大队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来自北平的大学生党员。因此，这支队伍又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学生抗日队”。

为了把这支队伍建成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赵尚志提出“建立中心队伍”的建议，张甲洲完全赞同并支持。通过中心队伍带动、影响了整个部队，推动了巴彦游击队向工农反日义勇军的转变。“模范队”即由各队抽调出二十名年纪轻、品质好、体格壮的战士，将中心队伍组织起来。模范队军纪要求特别严格，战斗中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战士干部不许说土匪黑话，长官不许有军阀作风，官兵不许损害群众利益。全队要处处发挥先锋作用，成为全军的中坚和榜样。

7月上旬，部队攻打了龙泉镇；中旬，火烧王四窝堡。1932年夏，淫雨连绵，松花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巴彦县沿江地区遍遭水淹。在水灾、匪患、饥饿及日伪统治下，农村经济破产，许多农民揭竿而起；此外，一些地主大户，“烧锅”、油坊的武装也不甘屈服于日本人的统治，纷纷打起反日旗号。在这种形势下，不少破产农民及小股武装纷纷投向工农反日义勇军。义勇军西渡少陵河时仅有200多人，一半为马队，一半为步兵。等东归以后，部队已增加到600余人，且全部变为马队。模范队也有很大发展，由原来的20人增至100余人。8月中旬，部队返回七马架。群众在村头鼓乐相庆，热烈欢迎工农反日义勇军胜利归来。

游击队经过西征，名声大震，兵强马壮。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扶植起来的伪县政权，振奋民众反日斗志，指挥部决定联合其他反日武装共同攻占巴彦县城。

1932年8月，处于日伪统治下的巴彦县城萧条冷落，加之松花江水泛滥，广大灾民流落于街头巷尾。饥饿、瘟疫、暴涨的物价，市民们人心惶惶。往日的“巴彦苏苏—富饶之乡”，已徒有虚名。当时巴彦城内驻有伪军步兵营、警备队各二百余人，商团五十余人。8月下旬，工农反日义勇军指挥部派人与活动在巴彦东北老黑山的抗日武装马占山部所属才鸿猷团和在木兰蒙古山活动的土匪部队“绿林好”取得联络，决议三方联合，在8月30日，以鸡叫头遍为号，共同攻打巴彦县城。

8月30日晨，东方的天色尚未发白，就在雄鸡刚叫头遍，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工农反日义勇军、“才团”“绿林好”按预定计划同时向巴彦县城发起进攻。义勇军在张甲洲、赵尚志率领下从南门攻入城内，“才团”在城东北角向城里进攻，“绿林好”从东南门攻城。激战至天亮时，巴彦县城终于被反日部队攻破。驻守在城东北部的伪军步兵营营长沈某被击毙，伪县长程绍濂从北城壕狼狈逃跑时被俘。工农反日义勇军、“才团”“绿林好”三部抗日部队进入巴彦县城后，各自下令严守群众纪律，不许骚扰、抢掠城内居民。义勇军派出战士在街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号召群众起来参加反日斗争。当时城内秩序井然，商号照常营业，群众反日情绪高昂。

夜袭康金井之后，游击队在向西集镇方向的行军途中，与“孟团”相遇。两队相会后，经过商谈，决定兵合一处，共谋抗日大计。这时游击队已增加到800多人，为解决枪支问题，指挥部决定：打进东兴，去收缴日伪军的武器。东兴是位于巴彦东面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城里有警备队、守卫队、保卫团，约有400多名士兵。

10月29日，游击队伍和“绿林好”的队伍，一举攻进东兴县城。东兴的伪军里有猎手、惯匪，战斗力很强。他们败退到新民镇后，又调集各村的自卫团，在孙三阎王的率领下反击回来，杀了一个回马枪。战斗打得很激烈。赵尚志在指挥教导队作战时，中弹负伤。第二大队长夏尚志右脚也被流弹打伤。指挥部决定撤退。张甲洲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于是，他带人冲出大院猛打一阵，将敌人打退后，撤回院里，命令后卡子队掩护指挥部撤出东兴县城。赵尚志养伤期间，张甲洲曾两次派人去慰问，并汇报队里的整训情况和听取指示。游击队经过整顿后，准备到西荒去，扩大游击区。

张甲洲在建立巴彦游击队的过程中，根据罗登贤提出的反日会的政策，提出了建立反日大同盟的口号，号召所有反日的阶级、民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反日救国。他还特地创作了一首《反日大同盟歌》，在游击队战士和群众中传唱。当时广大的东北人民反日热情极其高涨，积极响应张甲洲的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马出马，队伍很快壮大发展起来。然而，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视察时，对张甲洲进行了严厉批评。说部队“成份复杂”“走地主富农路线”“收编土匪”“背离省委的指示”。张甲洲和赵尚志都不接受这些批评。上海临时中央召开北方会议之后，罗登贤以坚持“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路线而受到严厉批判。吴福海则第二次来到巴彦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将东北反日义勇军（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建立农民会、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赈。从此，地主富农不再支援游击队，反而将其称为“红胡子”“大学胡子”，配合反动武装加以“围剿”。北方会议后满洲省委的错误路线，使这支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陷入绝境，终于兵败西荒。中共满洲省委建立的第一支工农反日义勇军，自1932年5月16日成立至1933年1月18日解体，只存在了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