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民族危亡、家国破碎之际，以部分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率先举起了抗日旗帜，点燃了白山黑水间的民族自卫烽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抗击日寇的钢铁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将士前仆后继，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书写出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铸就了浩然的民族正气和伟大的爱国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创作素材，亦是来源于此。

1931年9月18日，日寇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历时4个月零18天，中国东三省的大中城镇及战略要地大部沦陷，原省级政权和东北军逐渐瓦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抗日救亡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自发组建 迅猛发展

山河沦陷之际，东北各阶层、政党、军队以及社会团体，围绕“战”与“降”，开始了力量重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自发组建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抗日武装，奋起抗日。由于这些武装都是自发组建而成，具有义勇军的性质，因而这些名目繁多、形式多样的诸多抗日武装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从长白山到兴安岭，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足迹遍布东北全境，东三省154个县中，有抗日义勇军活动的就达93个。东北抗日义勇军人员成分极为复杂，其中原东北军警官兵约占25%，绿林队伍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农村各阶层群众约占50%。另外，因愤慨日寇暴行，一些地主武装也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从东北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秋之际，即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仅半年多的时间，参加总人数达到30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的抗日主张密不可分。同时，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组建、作战过程中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助。中国共产党在发出一系列指示加强对义勇军工作的同时，曾先后派出200余名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各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选派骨干到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帮助和参与领导武装抗日斗争，动员民众参加义勇军，杀敌报国，并发动社会募捐，组织“义勇军后援会”“慰问团”“北上决死队”等支持和参加东北义勇军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协助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掀起了抗日斗争的高潮。

遍布三省 顽强阻击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于辽宁地区。沈阳失陷不久，辽西、辽东等地就出现了抗日义勇军的身影。在辽西、辽北地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辽宁省抗日义勇军的第一把烈火。随后，原东北军军官耿继周、潘士贤、高文斌，及绿林首领高鹏振等也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在辽东、辽南地区，活跃着原凤城县公安局局长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联合抗日义勇军张海天、吴宝丰等部组成的辽南救国军，以及共产党员冯基平、共青团员林郁青和青年知识分子李兆麟（张寿）等联合抗日义勇军建立的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等。在辽东东边道地区，辽宁省防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唐聚五等人组建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兵力约3万人。至1932年上半年，辽宁省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就多达52路、27个支队。为加强对各路抗日义勇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2年5月，辽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9月改编为5个军团，并增编了第六、第七军团。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积极阻击、出击日伪军，曾多次联合作战，破坏铁路交通，袭击城镇。仅1932年一年内，就与敌作战数以千次，毙伤日军千余人、伪军数千人。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晚于辽宁，但兵力集中，力量较强，成分较为单一，主要由驻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组成。吉林沦陷后，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和护路军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等人揭竿而起，联合组建吉林自卫军，进行了两次哈尔滨保卫战，而后转战松花江下游地区，频繁与日伪军激战。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吉林陆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王德林领导的又一支抗日武装，该部成立前后得到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协助，共产党员李延禄任该部参谋长，周保中任总参议。吉林国民救国军曾三打敦化城，毙伤日伪军400余人，并一举攻克额穆县（现划入敦化、蛟河），声威大振。受上述两支部队的鼓舞，1932年春夏后，吉林各地，特别是吉东和松花江下游，抗日武装异常活跃。主要有宾县一带孙朝阳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苇河东部陈子鄂领导的农民反日武装、九台罗明星组建的“三江好”义勇军、德惠王辅臣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张锡侯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田霖创建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一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联庄会等，人数少则百人，多至千人。据统计，吉林省各地抗日义勇军共与日伪军战斗500余次，歼日伪军2万余人，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个县。

黑龙江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主体由驻黑龙江省的东北军构成，以颇具影响的江桥抗战为起点，黑龙江各地抗日义勇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斗争的热潮。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先领导了历时16天的江桥抗战，大挫日寇的侵略气焰，延缓了其北进龙江、南攻锦州的步伐，得到了全国各地民众的有力声援，昭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欺侮的民族气节。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一度动摇，即而重组黑龙江省政府，并将原有部队和各地义勇军整编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频繁出击日寇，曾先后攻占了克山、克东、通北、东兴、木兰、通河等县，破袭了中东、洮昂（洮南—昂昂溪）铁路等。马占山孤军奋战之际，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誓师抗日，组建东北民众救国军，两次重夺富拉尔基，并与马占山联手以四路大军围攻齐齐哈尔，予日伪军较大打击。

自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以拼死救国的决心顽强阻击日寇进犯，袭击日伪军据点，炸桥梁、毁铁路，予以日寇杀伤，极大打击了其侵略气焰。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攻打辽、吉两省大小城镇30次。其中，攻打沈阳11次、长春6次，烧毁了沈阳与哈尔滨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的日本配电所，并夺取县城40余座。据记载，1932年3月，南满铁路（长春—大连）、安（东）奉（沈阳）铁路沿线的城镇和重要车站被袭达631次。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起抗击，侵华日寇被迫增兵东北，至1932年10月，日寇在东北的总兵力已达13万人，为事变之初的5倍。

严重受挫 事出有因

东北抗日义勇军曾盛极一时，但到1933年春，在日寇的重兵进攻下，遭遇重大挫折。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被打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共6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30余万的义勇之师在短时间内瓦解，析其败因如下：

客观上看，一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日军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且战争准备充分，兵种齐备，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机动性大。反观东北抗日义勇军，大多数未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陈旧落后，无后勤保障，战斗力较低，无法抵挡日伪军重兵持续进攻、“讨伐”。二是受制于“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影响，孤军奋战。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国民政府不仅未给予任何援助，反而大肆散布悲观言论，以调东北军回关、召回将领等方式，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其抗日斗争。1932年末，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受挫和急需援助之际，国民政府却密令各地军政当局制止民众组织义勇军，对已组织者设法终止，并通过撤销番号、取缔军事领导机关、改编遣散、缴械镇压等途径，加速了败退入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瓦解。

主观上看，一是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军事指挥机构。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众多，却各自为战，虽也有协同作战之举，但因各成体系，致使战场上各部配合失调，往往错失战机。二是没有明确的抗日救国纲领，未能充分发动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人员成分复杂，其觉悟高低和抗日动机参差不齐，因此难以形成共同的目标，致使无法凝聚各种力量持久抗战，也无法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由此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三是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实际，盲目进攻大城市，一味进行阵地战，与日伪军拼消耗，忽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难以长久坚持。四是未摆脱旧军队影响，政治上软弱动摇、思想守旧，组织纪律涣散和军事上的流寇主义，致使有时为保存实力而不顾大局，甚至发生摩擦、内讧。特别是遇到艰难形势或日军的威逼利诱时，极易动摇失节或叛变投敌。五是中共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正确领导，加之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削弱了共产党在义勇军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东北抗日义勇军打响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歼灭和牵制了日军有生力量，动摇了日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同时，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激发了东北民众的抗战热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全国民众与国际和平正义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彰显出中华民族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也为尔后兴起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和锻炼了抗日队伍和一批军事领导人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经验和教训，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反日斗争、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基础、经验和借鉴。

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到严重挫折，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深远意义，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敌的壮烈事迹也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