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鲁兹一家的中国情缘

萨苏

 

1938年,南京的血雨腥风还未散去,从华北到长江的战线上,日军又在疯狂地进犯。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

就在这一年5月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出现了一整版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实际上,《伦敦新闻画报》对于抗日战争一直都有报道,有些照片颇为传神地展示了中国战场的情况。但与此前的同类报道不同,这一版照片上的中国军人很有特点:他们衣着简朴,却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在这本杂志1938年2月刊中,有这样关于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评价:

由中共军队改编的中国第八路军,由于和日军进行的游击作战而变得越来越有名气。他们活跃在遥远的西北地区,至今为止,欧洲媒体几乎很难得到那里可靠的消息。这些在统一战线名义下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联盟的共产主义者,最初来自于长江以南地区。经过一次令人惊异的远征,或者说大迁徙,有两万名中国共产党人到达了深处西北内地的山西。这次远征穿越了四川、甘肃以及荒无人烟的地域,到底有几万人倒在这次长征之中,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的。“西安事变”,即蒋介石被张学良所扣留的事件,导致红军与中央政府之间达成了和解。当日军开始对华北的进攻时,共产党的军队将枪口转向他们,开始游击战争。他们的战术到底有多大的成功还很难说,但是尽管日军宣布他们在山西步步深入,实际上他们的控制区只在铁路线周围而已。

报道中专门提到了“中共用于训练红色游击队和日军作战”的“红色沙盘”,“沙盘”包括一粗略的晋东北地区地图、用纸做的士兵(代表一支日军部队)、有城墙的城镇和铁路线。文章写道:

中国的“沙盘”会吸引所有和部队训练有关系的人员。在左下角可以看到被城墙包围的太原城,而游击队的目标,毫无疑问,便是切断铁道线(注意被破坏的火车头)和电信线路,以及截击在主要公路上活动的日军。他们同时组织起了农民和地方势力的抵抗。

应该说,这些描述显示出采访者对中共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一定了解的。

报道中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照片,如一张延安女学员宿舍的照片。照片的标注显示这是一批刚到延安的女学生,她们住在窑洞里,墙壁上贴的是旧报纸,几个女生伏在床沿上写一个话剧剧本,旁边一个女生在调试琴弦。照片中看来,宿舍可算整洁,几个女生表现得也颇为自然,看起来像是抓拍到的作品。

是谁拍摄了这些照片?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答案。《伦敦新闻画报》在这版照片下方提到,这批照片的拍摄者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鲁兹(Frances Roots)的女记者,画报中还标注弗朗西斯·鲁兹是鲁兹主教的女儿,称“很多读者应该对他颇为熟悉”。

当时,有相当一批外国记者到过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等,但弗朗西斯·鲁兹的名字却让人感到有些陌生。她是哪国人,何时去的延安,在中国又经历了什么?经一番考证,我们找到了答案,并意外发现弗朗西斯·鲁兹一家与周恩来有一段长达几十年的情缘。

周恩来1938年拍摄于汉口的照片上,出现了一个外国人,这个善良且对中国抗战饱含同情的老者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英文名为Logan Herbert Roots,中文名为吴德施。因其从1904年开始,一直担任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的主教,所以又被他的朋友们称作“吴主教”。那位在1938年拍摄了大量八路军照片的女记者弗朗西斯·鲁兹,正是吴主教的女儿,而作家麦克·鲁兹(MacCook Roots),则是他的儿子。鲁兹家两代人与中国、特别是与周恩来的情缘,促成了弗朗西斯·鲁兹1938年的延安之行。

 

 

周恩来是怎样和这位吴主教交上朋友的呢?

Logan Herbert Roots,1870年生于美国,1891年毕业于哈佛文学院,后入英国剑桥神学院学习,1896年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为了便于同中国民众交往,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吴德施。吴德施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他曾说:“我们要低头俯首想一想,在美国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大不列颠在中国对鸦片通商的处理所铸成的大错和自私的行为……表现得太过火了。”他写作了《为中国辩护》一文,发表在《教务杂志》上,批评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赞颂中国人优秀的传统美德。他也曾经撰文,向西方世界介绍真实的红军。事实上,几乎武汉近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1906年初,革命党人刘静庵借圣公会阅报室建立了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反清革命志士。后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等人被捕,吴德施亲自出面营救。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吴德施把圣保罗教堂(位于今汉口鄱阳街32号院内)改成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中负伤的起义军民,为战区灾民提供收容赈济服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由上海秘密来到武汉,曾在吴宅避居数日。数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吴德施利用教职身份,冒险设法帮助周恩来乘船离开武汉去南昌。二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溃退,武汉一时成为战时首都。吴德施在汉口的住宅也变得十分热闹,“汉口鄱阳街圣保罗堂大院内的住所常常高朋满座”。来往于美国和延安之间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到敌后去工作的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周恩来、董必武等八路军领导人,乃至冯玉祥、宋子文等都是那里的常客。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卡尔逊这样评价他:“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士。你可以在他的客厅里找到从共产党的领袖到国民党人的各色来宾。”这期间,周恩来通过吴德施向世界宣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吴德施也积极参加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许多活动。也正是在那里,吴德施和周恩来共同安排了弗朗西斯·鲁兹的延安之行。

1938年,华北的战局日益严峻,八路军在严寒中艰难转战,急需棉衣、药品等物资。为此,吴德施联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汉口努力募集了约十万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决定将其送往正在激战中的晋东南。这批物资对八路军来说十分重要,然而此时的吴德施已年近七旬,无法亲自前往。于是,他派女儿弗朗西斯·鲁兹担纲,把物资送去。1938年春天,弗朗西斯·鲁兹、史沫特莱、传教士约翰·福斯特以及瑞士女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等组成了国际慰问团,辗转千里,成功地把物资送到了八路军手中。他们受到了八路军的热烈欢迎,也借机对八路军和延安进行了采访,这就是《伦敦新闻画报》那批照片的由来。弗朗西斯·鲁兹,这个1910年出生于庐山的姑娘,并不是一名新闻记者,拍摄照片属于“客串”,她真正的身份是一位钢琴家。所以从记者名单里,找不到这位《伦敦新闻画报》的供稿人。

1938年2月,中国宗教界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宗教日”活动,吴德施主教到会发表讲话:“愿与中华民族同受艰苦……代表全体外侨信徒为抗战死难军民祈祷。”这是吴德施在中国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社会活动。同年4月,已经六十八岁的吴德施到了退休的年龄,决定带家人回国。

1938年4月11日,周恩来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吴德施一家饯行。席间,周恩来向他赠送了亲笔题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

那一年,周恩来刚四十岁,而吴主教已年近七十,二人此生恐再难有相见之日,一对忘年交的惜别之情,在文字中也依稀可见。

几天后,吴主教一家为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在家中举办告别会,周恩来及当时武汉市市长吴国祯等都应邀出席。晚宴之后,弗朗西斯·鲁兹用钢琴弹奏了告别的乐曲。几十年后,弗朗西斯·鲁兹再回忆起那次告别的情景:“他是我们全家的朋友,而且经常来看我们。在1938年4月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参加了我的告别演出。我还记得我当时弹了巴赫、肖邦和法兰克的曲子。”弗朗西斯回忆到,当时周恩来竟然走上了台,给她送上了一束鲜花。

吴德施离开中国后,于1945年病逝。然而,他们一家与中国的情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1972年,随着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终于有了破冰转暖的机会。政治上的接触需要一份勇气,而打破人们心底的坚冰,却更需要阳光般的温暖。通晓东方政治智慧的周恩来深谙此道,于是,他发出了一份特殊的邀请:以私人的名义,邀请美国音乐家理查德·哈顿夫妇到中国来,表演双人钢琴。理查德·哈顿的夫人,便是当年的弗朗西斯·鲁兹,她欣喜地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

他们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持续了七个星期,到过了北京和其他多个城市。鲁兹家与中国的缘分,在二十多年之后重新接续。夫妻二人表演了弗朗西斯创作的《庐山组曲》,这组曲子选用庐山四处能听到的石工抬石头的号子作为主旋律,也是弗朗西斯对童年时在庐山时光的回忆。

理查德和弗朗西斯的表演不是公开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依然引起了轰动。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受邀到中国演出的西方艺术家。这一事件在西方得到了大量的报道,人们纷纷惊呼,中国的大门重新对世界打开了。也是借着这个契机,周恩来利用罗马尼亚的国庆节,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达了播放罗马尼亚音乐的指示,欧美音乐就此正式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周恩来的“钢琴外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以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弗朗西斯和她的丈夫曾几次访华,而更多的欧美音乐文化团体也开始走进中国。尼克松形容弗朗西斯和她的丈夫:“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弘扬文化,而且解决问题。”

1972年访华期间,弗朗西斯也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夫妇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面,弗朗西斯给周恩来带来了一份礼物—一批她的父亲吴德施晚年的照片。周恩来看到自己多年未见的老友的照片,不禁动容。周恩来还亲切地安排他们夫妻二人到庐山(弗朗西斯的母亲就长眠在那里)扫墓。

弗朗西斯·鲁兹的哥哥麦克·鲁兹于1978年完成了一本新书,书名为《Chou》,翻译成中文便是《周》。在书中,麦克·鲁兹写道,自己可能是周恩来最后接见的美国人。周恩来曾在医院和麦克·鲁兹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告别的时候,周恩来勉力起身相送,说道:“我们两个国家的大门,从来也不应该被关闭。”■

(责任编辑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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