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泉村。他是民主革命家，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亲笔题词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声称乐意做

保护青年共产党人的“篱笆”

1931年3月，在日本避难的陶行知秘密逃往上海，匿居法租界，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世界名著，同时应《申报》馆经理、著名的爱国报业资本家史量才之聘，秘密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申报》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力量和爱国救亡运动。

20世纪30年代前期，陶行知在政治上迅速进步的同时，在教育理论上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陶行知开始把教育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从1931年到1935年的几年间，陶行知发表探索中国教育出路和普及现代生活教育问题的论文数十篇，重要的有《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等。在这些论文中，陶行知从总结自己从事普及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入手，对普及教育问题和“生活教育”理论的性质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对传统教育作了更加深入的再批判。他把传统教育斥为“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提出要一改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装饰品”的教育，将其变成“每个人都能享受的阳光，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甘泉”。他断言，用传统的“老法子”不可能在中国普及教育，要想在中国普及教育，一是必须“把国情看准”，二是必须“把传统教育看破”，三是必须“把大众的力量看清”。他主张在中国普及现代生活教育，把普及教育运动的目标重新规定为：“教时代落伍的人一起赶上时代的前线来，做一个与时代俱进的现代人。”

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陶行知找到了在中国普及教育的一种新形式，并且投入了新的教育实践—创办工学团。从1932年起，他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同时发明并推广“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陶行知为工学团确定的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目标是普遍施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和节制生育六大能力的培养，以增强工农大众生存、战斗的活力，并唤起他们抗日救国争取民权的觉悟，把“生活教育”纳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轨道。

这一时期，陶行知所创办的各种教育社团，既是普及教育运动的开路先锋，又是中共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和反文化“围剿”的前哨阵地。这些教育社团，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掩护了“左联”“教联”“剧联”“中青”等地下党的组织。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左联”“剧联”等左翼团体开展活动的地方。此时，陶行知已完全知道，在他身边开展革命活动的大多是共产党人，其中他的学生刘季平、张劲夫、王洞若、徐明清等也都是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共产党人，他非常自觉地给予关心和爱护。他曾经当着学生们的面，声称自己乐意做保护青年共产党人的“篱笆”。

用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之际，陶行知在成为救国运动中坚的同时，作为教育家，他更加清醒地看到了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

从1936年初起，他陆续发表《民族解放大学校》《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大众教育和民族解放运动》等重要文章，强调把生活教育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他指出，教育部通告里所说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这句话，应当颠倒过来才是真理，即“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要“救教育之生命”，必先“救民族之生命”，主张教育要为“拯救民族”以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服务。

与此同时，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他为国难教育规定的目标非常明确：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他进一步强调，“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乃是亡国的教育”。

1936年2月23日，国难教育社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教师、学生、教育界人士，还有工人、农民、商人、店员、宗教界人士、新闻工作者、出版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与会人员一致推举陶行知为理事长，张劲夫为总干事。大会发表了由陶行知起草的宣言。宣言重申：“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无法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宣言疾呼：“警钟响了！危机迫在眼前了！从今日起，我们应该总动员，奋勇地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坚决地担负起国难教育的工作，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此时，陶行知已由过去用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的教育家，成为以从事救亡运动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活动家。

环行世界呼吁中国抗战

感动白求恩医疗队援华

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两年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和考察教育，足迹遍及欧、美、亚、非4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

1936年冬，正当陶行知抵达美国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7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非法拘捕入狱。陶行知则被列为通缉“在逃犯”—“七君子”之外的第八人。身在美国的陶行知闻讯后，万分愤慨，立即为营救“七君子”多方奔忙。他一边向世界和平大会常务理事会写信呼吁，一边向自己的美国老师杜威和孟禄求援，促使杜威、孟禄动员美国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联名通电蒋介石。

陶行知在美国获悉，美国一些军火商人与日本勾结，把大批军火运到日本去。于是，他不顾风险，到洛杉矶等地，向美国的码头工人作宣传，揭露真相。码头工人由此觉醒了，发动了罢工，拒绝搬运军火。

在美国期间，陶行知还推动杜威、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5位世界知名人士，发表联合宣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并号召世界各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者。

1936年9月21日，陶行知在巴黎出席《救国时报》巴黎发行部举行的招待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即席赋诗颂扬《救国时报》，其中有“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国共合作，乃是救国之道。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什么好报可看，请看《救国时报》”的语句。他还将他在国外的演讲费捐献给《救国时报》，支持这份中国共产党当时唯一在国外公开发行的报纸。

1937年7月30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宴会上，陶行知结识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听说陶行知来自中国，就向他表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关注之情。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希望得到国际友人的援助。白求恩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1938年3月，当陶行知第4次访问加拿大时，白求恩已率领医疗队奔赴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在抗日烽火中抢救中国的伤员了。听到这一消息后，陶行知在加拿大医疗援华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说：“我真诚地感谢白求恩大夫，感谢加拿大人民和医疗援华会。你们募捐和征集了许多医疗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这是正义的行动！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加拿大的理想是共同的，这种理想就是和平、自由、正义和民主。”他的演说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人们对他这位“架设中加友谊桥梁的使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加拿大期间，陶行知还用自己演讲的收入购置了医药器材，通过宋庆龄转交八路军白求恩医疗队。

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出重要贡献

1938年9月，陶行知在香港对港报记者及各界人士发表了“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级抗战人才；二是创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才幼苗；三是在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侨胞抗日救国。其中第三愿很快付诸实施，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很快在香港创办起来，并明确以向香港青年灌输新的进步的思想，加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抗日救国的认识为教育宗旨。

10月，陶行知经武汉去重庆。在武汉，他谢绝了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请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武汉大学校长等高级职务之聘。蒋介石拉他加入国民党，陶行知表示拒绝。宋美龄请他担任三青团中央总干事，陶行知也没有同意。在武汉，陶行知与刘季平、钱俊瑞、王洞若等共产党人以及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救国会领导人汇合在一起，共商抗战建国大事。在武汉，他还专门拜会了周恩来，听取周恩来介绍陕北中共中央的情况。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拜会周恩来，蒙其指示甚多。”自此以后，陶行知一直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0月27日，陶行知抵达重庆。后两日，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强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等提案。提案提出，“要用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以造成全面的军民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宗教、各民族之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之全面胜利”。

陶行知对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尊重，不断从周恩来、董必武等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吸取力量。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陶行知便不顾特务盯梢和暗探监视，出入于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或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谈心，有时多到每周两三次。陶行知曾对同事们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赖和依靠之情。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追随也更加坚定不移。1938年到1942年的几年间，陶行知作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汪精卫亲日派公开叛变投敌时，陶行知在国民参政会内支持中共参政员所提出的议案，声讨亲日派的叛变投敌，呼吁全民族紧密团结，坚持持久抗战。

1939年，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陶行知以参政员的身份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他说：“在抗战处于困难的现阶段，精诚团结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有少数人还不懂得这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因此抗战已有两年多了，还有人喊着反共或排除异己。”

为民主而呐喊

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陶行知加入民盟，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和主持《民主》星期刊。当时，陶行知与郭沫若、邓初民、马寅初等同为《民主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为民主呐喊。

陶行知参加民盟工作后，始终坚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他曾对楚图南说过：“民主党派中间，有不少人抱着‘中间路线’和‘第三条路线’的想法，这是绝对走不通的。中国的革命路线只有一条，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路线和正确方向、否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路线和反人民方向。非彼即此，不左即右，毫不含混。要想左右逢源，两边取巧，抬高身价，别寻政治出路，是不可能的。这既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也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他还指出，搞民主党派工作，“在策略上可以有着各式各样的做法，但绝对不能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这番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原则立场。陶行知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立场，为民盟的建立和促使民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成为“民主党派中左翼进步人士的旗帜”。

1945年9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命运，是走向和平、民主、独立、富强和光明的新时代；另一种命运，是走向分裂和内战的黑暗深渊。陶行知认为，走向光明的唯一保证是民主，避免走向黑暗的唯一保证也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同年11月，陶行知在《民主教育》上发表了《民主》一文，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民主观。他指出新旧民主之区别：“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在《民主》一文中，陶行知说他确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道路，是“实行真正民主的路线”。

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岁月里，陶行知以更大的革命热忱和胆略，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的成功而奔走呼号。作为民盟中央重要领导成员的陶行知，与毛泽东多次会面。他亲自组织育才学校的师生，参加重庆民众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的庆祝会。毛泽东飞返延安时，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前往机场送行，并与毛泽东、陈诚、张治中等在机场合影留念。

1945年11月，陶行知和民主人士们在重庆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同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示威。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对手无寸铁、赤心救国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9日，重庆各界人民团体举行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陶行知是抱着为民主而牺牲的决心去参加公祭大会的。大会前夕，他给妻子和生活教育社同志留下两份遗嘱，鼓励他们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

“我等着第三枪”

1946年初，为着民主斗争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4月11日，陶行知离开战斗和生活了7年的重庆，前往上海。途中，他专程去南京梅园新村拜会周恩来，接受中共的领导。抵达上海后，他即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密切配合，共同开展革命活动。

陶行知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后立即投入工作：一面忙于育才学校的迁校和上海社会大学的筹办，一面参与领导民主运动。上海的100天，是陶行知生命中最后的100天，也是他的生命放射出最灿烂光辉的100天。

抵沪第三日，上海千余名教师集会欢迎陶行知归来。在欢迎会上，陶行知作了题为《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训政是“有系统的、反民主的、变相的法西斯蒂训政”，号召教育工作者“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为民主奋斗”。他重申“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和“天下为公，文化为公”这些基本信条，指出第一流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具备“有真知灼见”和“肯说真话”这两种基本素质，主张教师要拜老百姓和自己的教育对象—小孩子为老师。最后，他特别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把“教人求真”铭记在心。

在上海的最后100天中，陶行知几乎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到反内战、批独裁、争民主、争和平的宣传工作上。他应学校、机关、工厂和各群众团体之邀，到处发表演讲。100天中，他演讲100多次，有时一天多达两三次，不遗余力地为争取民主而大声疾呼。

6月下旬，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达到了高潮。上海人民组织了以马叙伦为首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要求延长国共和平谈判，力争和平，制止内战。23日，上海10万人民在北站集会，为马叙伦一行送行。陶行知明知会场四周布满了国民党特务，但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毅然走上大会主席台发表演讲。他振臂高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紧接着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对刚下火车的马叙伦等11名和平代表大打出手。“下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种宣传舆论工具诸如中央社、《中央日报》等，立即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把特务说成是“苏北难民”，把特务殴打和平代表说成是“民众冲突”。国民党当局的丑恶行径激起京、沪各界的严正抗议。25日，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陶行知作为上海和平运动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谈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下关事件”的真相。他指出：殴打民众代表，是政府中某团体所主使。这次的殴打，同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对待学生的办法是一贯的、相同的。反动的力量已逐渐将三民主义变为法西斯的组织。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仍继续支持国民党，那么只能鼓励法西斯分子打内战。他要求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铲除中国法西斯的斗争。第二天，上海的英文大报《字林西报》，以《陶行知博士为下关事件等问题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为题，发表了陶行知的谈话内容。

与此同时，陶行知还为《文汇报》撰写了《走向殖民地》一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走向殖民地是因为反民主好战分子想借助外援，以取得在内战中的优势。根本的救国之道，在于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只有永远停止内战，真正实现民主，中国才能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厄运。

7月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消息传到上海，陶行知怒火中烧。他满蘸血泪，奋笔写了一首挽诗献给老友，题为《追思李公朴先生》，同时作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控诉和讨伐。诗中写道：“你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你争取和平，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激愤之情，跃然纸上。

紧接着，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遭杀害。白色恐怖弥漫上海，陶行知被反动当局列进暗杀的黑名单。朋友们得知后十分担心，郭沫若、翦伯赞等人都提醒陶行知当心国民党特务的黑枪。而陶行知毫无惧色，坦然地对朋友们说：“我等着第三枪。”

7月16日，陶行知写信给育才学校的师生，信中说，他的生命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但他深信，他的生命的结束“不是育才学校和生活教育的结束”。他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因为“只有肯为民主牺牲，中华民族才能活得下去”。他告诫育才师生，平时要以“仁者不优，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美德相勉励。

这封信成了陶行知的最后遗言。9天以后，即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在上海与世长辞，终年55岁。

弥留之际，周恩来闻讯赶到，俯身握着陶行知的手，流着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

陶行知逝世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逝世后，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悼词。

参考资料：

1.《陶行知全集》第1、3、4、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周毅：《陶行知环行世界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