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红二代”“高干子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身上聚集了当代中国种种令人关注的元素。几乎在每一个时期，孔丹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2013年10月，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出版，书中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一个人成长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

196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4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两位年轻人在全北京市的中学生中脱颖而出，在西城区党校召开的大会上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位就是当时18岁的北京四中学生孔丹。

4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孔丹写道：

我还记得，入党时的发言稿里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句。我当时想，都经过“四清”了，还简单地做驯服工具吗？于是，在定稿时我把这句话改为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特意加上了“奋发有为的”修饰词，表示个人应当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关键的还是驯服，这是少奇同志讲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因此还得了点彩儿，领导表示修改得好，很有思想。

共产党员必须听党的话，时刻听从党召唤。但对“听党的话”一句，则一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肩膀软”，遇事把责任留给党、留给组织；一种就是“肩膀硬”，把责任主动担在自己肩上，为了党的事业，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危难时刻能牺牲自己，保全组织。

二者比较，前者易，后者至难，而考验一个共产党人，关键就在于后者。

“听党的话”，如果说到极致，就是“做党的驯服工具”，而“奋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勇于担当”。孔丹当年在入党发言稿里写的“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听党召唤，勇于担当”。

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为人类求解放的事业，是亿万人的事业。这一波澜壮阔的事业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需要每个共产党员为党拼命工作，同时更要求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能够牺牲自己，保全组织，永不叛党。

从那时起，孔丹以他的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入党誓词。

一、先行

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前辈、著名学者李零在1967年底，曾和孔丹等人一起在天津汉沽的渔村打过渔。

最近，李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

李零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得人心、老百姓为什么会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得人心？我想，从根本上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关键就在两个字：先行。

共产党人是先行者，但“先行”的意思，并不是先知先觉，而是身体力行，是干在头里，走在前面。别人做不到的，自己要做到，要求人家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所谓党员的“先锋作用”，不是靠空说，而是靠力行，是带头去做。

青年时代的孔丹，就是李零所说的“学校里的最优秀分子”，中学时期的孔丹，“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不但俄语好，而且英语也好，考试成绩门门拔尖。尤其是他“会宣传，会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他的作文几乎篇篇都是范文，还登在了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

20世纪50年代整风时，毛主席曾经表扬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进而批评说：现在有些学校里的党员干部，学问水平、学习成绩还不如普通群众呢，如果是那样，你去做人家的工作，人家就不信服你。

孔丹就是那个时代的学生干部，是四中的团委副书记。四中是个精英学校，大家都争着拔尖，在四中能成为得人心的学生干部，靠的是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靠勤奋磨练出来的。

为了锻炼身体，更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早上不骑自行车，而是把外语单词卡片插在车把上，从地安门米粮胡同家里推车跑到位于厂桥的四中，一边锻炼身体，一边背单词。每天下午下课后，他要跟其他同学在操场上转圈谈心，谈完了往往操场上都没人了，然后再飞速骑车回家。中学时代，他每天读书到晚上11点。孔丹在书中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时说：“因为你不勤奋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反过来说，如果你学习成绩不好，在班上你就没地位，还怎么做其他同学的工作？只有学习拔尖，你才有威信，有影响力，才不怕别人不信服。”

1969年2月，孔丹到陕西省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落户。知青下乡的第一年，一般是干不了农活的，但孔丹第一年就能拿10个工分。按照当时的计工制度，男劳力最高每天记10个工分，而陕北知青刚到农村时，普遍是从6—8分开始计工。孔丹好强，凡事要走在前面，他会唱歌，老乡都叫他“金嗓子”，但让老乡们把孔丹当成自己人的根本原因，是他身上这股“干在前面”的劲儿，老乡们叫孔丹是个“好娃儿”，是因为他是个“好受苦人”（陕北话，受苦的意思就是劳动）。

孔丹少年时代就读的西板桥小学，十几年没人能考上四中，这个纪录被孔丹打破了。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孔丹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300多名报考者中，他以第二名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录取的第一届研究生，导师是吴敬琏教授。

孔丹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先行者，当年，他六万字的毕业论文《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初探》本来已经决定刊发，但因当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契机还不成熟，文章最终被搁置发表了。但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孔丹的理论勇气和学术功力，是一篇开风气之先的理论文章。

孔丹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在中信党委支持下，创办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支持的第一家思想库，退休后的孔丹还是那个“先行者”。

曾有人问过我：你们这些“自命不凡”、在学术观点上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大牛”，为什么能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里其乐融融？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是孔丹的站位高。他主张学术的目的是为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大家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的。学术为公，而不是为私，既然目标一致，具体学术观点再有分歧，自然也会求同存异，最终其乐融融。

第二是孔丹不但学问好，而且他的学问是及物的，是从事上磨练得来的，这就比我们空讲书本上的学问要深一层。陆九渊《与曾宅之书》里说：“以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孔丹总是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而所谓“以事实觉其事实”，也就是“实事求是”。

第三是虚怀若谷，即古人所谓“耳顺”。“人凡有血气者，必有争心，学有所长者，必自恃傲物。”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大牛”往往是自己讲完了就一走了之，但每次学术讨论，孔丹总是听到最后，连中午也不休息。他总是认真地听取每一个发言人的意见，耐心跟每一个人交流，让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重视和尊重。

“不为名，不好胜，凡事皆公心求是。”这就是古人所谓“夫子耳顺”。

“‘先行’之训，‘予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这是圣贤的修养，也是共产党人的修养。

二、担当

作为共产党人，孔丹的个人命运与我们党的命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学时代，孔丹既是党组织信赖的对象，也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既是好干部，也是好兄长。作为学生干部，他需要对上负责，作为从群众中来的骨干，他要对大家负责，因此，年纪轻轻，孔丹就学会了担当。

1965年四清运动中，北京三所重点中学发生学潮，部分干部子女“先知先觉”，率先起来批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在当时的孔丹看来，教育固然需要改革，但不能采用闹学潮的方式。他坚持以理服人，在同学中进行了大量的说服、讨论工作。因为他在学生中有威信，帮助当时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平息了学潮，这是他第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也是第一次展现担当。

在孔丹看来，无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作为同学们信服的高年级学生，自己这样做，都是自然而然的。孔丹在书中写道：“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

今天看来，孔丹所说的这个标准，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党员要站在群众的前面主动引导群众，而不是做群众的尾巴；二是一切工作、一切群众运动，都必须讲政策，有步骤，有组织，不能一哄而起，弄成“痞子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而这就是他在书中说的，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

然而，当时孔丹所坚持的原则和指导行动的标准，恰恰是江青等人要砸烂和摧毁的。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点了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和许明五个人的名。迫害随之而来。1966年12月23日，孔丹的母亲许明含冤自尽，同一天，孔丹的父亲孔原被监禁，下午，孔丹被投入监狱。

关于“文化大革命”，孔丹在书中写道：

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让我们抛弃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为伟大的民族复兴。

这段论述，闪耀着历史辩证法的光芒。如孔丹所说，正是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我们才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共产党员必须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必须时刻为党担当，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正是凭着这样的担当，我们党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一路走来。我们这些人，在青年时代，凭借党的教育，凭借对党的信念，在那样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如今，我们怎能不全力为党工作呢？

也正是凭着这样的担当，改革开放以来，孔丹在工作岗位上多次临危受命，果断处理了光大集团因下属信托公司造成的危机；攻坚克难，使中信银行成功在内地和香港上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又成功应对了中信泰富衍生品危机，使中信集团跻身世界五百强行列。

孔丹的弟弟孔栋，曾担任中航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讲到孔丹，人们往往会讲他的父母、他的家庭。孔丹在书中说：有人说起我们，“多少是以‘官本位’的眼光看待我们这父母兄弟一家人”，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中央管理的工作人员，行政级别是没有意义的。“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兴盛，作了自己能作的贡献。”

2014年8月，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其中有这样一幕：在历史的危难关头，邓小平同志召开家庭会，把一生最珍贵的照片分给子女保存，并以这样的方式向孩子们做交待。他把一张最珍贵的照片交给了儿子邓朴方，影片中，小平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是孔原，这是许明，这是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在毛主席窑洞前。”

1939年8月，也就是这部电视剧播出的75年前，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两对新人在延安结婚，婚礼是在毛主席的窑洞前一起举办的，当时因为条件艰苦，胶卷珍贵，所以两对新人共同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结婚照。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家庭，革命的家庭。而孔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读孔丹的书，我们能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与我们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而我们民族梦想的实现，又何尝不是他个人的自我实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