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肯原名王麟阁，因仰慕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奴解放者林肯而改名。他于1888年10月出生在山东高密县王家苓芝村，因家境贫寒，9岁方入本村私塾读书， 18岁时考入高密县立高等小学堂。在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他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学说，并涉猎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报道和理论。不久，由他的老师邹秉绶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高密年龄最小的早期同盟会会员。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及进步力量进行大清洗、大屠杀，国共合作破裂。严酷的现实使王林肯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挺身而出公开反蒋，并在国民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时，毅然拒绝登记，主动脱离了国民党。随后，他又参加了胡汉民等人领导的秘密反蒋组织和活动，并任山东省秘密组织负责人。后受到蒋介石追捕和通缉，只得化名张子道，去台湾隐居。1936年，王林肯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与蒋介石争权夺利闹矛盾之际，在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引荐下返回山东并出任蒲台县县长。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秋攻陷德州，逼近蒲台。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撤至黄河以南。蒲台县地处黄河北岸，王林肯立即集中了县警察局的40余支步枪和县政府的10余支短枪，组成抗日大队，进行武装抵抗。11月23日，日寇以7辆装甲车开路，向蒲台县城进犯。由于力量相差悬殊，王林肯指挥的抗日队伍，被迫转移至黄河以南。

王林肯转战到黄河以南与其他国民党部队取得联系后，发现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还只是想着争地盘、保实力，无心抗日，不但不与王林肯共同抗击日军，反而还收缴了其枪械，吞没其抗日经费。王林肯气愤至极，率队直奔武汉，想找韩复榘交印辞职。待他赶到武汉，才知韩已被蒋介石枪决，只得回山东另图他策。当他回到山东，听说蒋介石新任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就职视事后，便抱着一丝希望启程前往，期待得到沈鸿烈的支持。但当他见到沈鸿烈“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态度时，遂交出了蒲台县政府之印，辞了县长之职，决意回乡抗战。王林肯回家后，重整旧部组建抗日队伍。在爱国将领高树勋和志士仁人的帮助下，1938年7月，他从一位老同盟会员那里借钱买了枪支弹药，以原蒲台抗日大队为基础，组建起一支新的抗日队伍，活动在安丘西南部的召忽一带。

此时，山东全境已沦落敌手，抗日部队转入敌后抗战。期间，王林肯一面带着他的抗日队伍开展抗日工作，一面认真研究了国共合作的历史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感到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远见的，这令他萌生了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思想。为慎重起见，他在一位接近共产党的友人的牵线帮助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驻地进行了秘密考察。考察中，他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军民团结、奋勇抗战的气氛，看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曾有过的崭新景象，这使他打消了顾虑，坚定了跟随共产党进行抗日的决心。1938年12月，王林肯派出两名代表到沂蒙山区找到刚刚成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商谈部队接受八路军改编事宜。我参与了王林肯部队的改编。我们通过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商谈，建立起了八路军山东第九支队，王林肯任司令员，直接受边区省委领导。后九支队与八支队合并，王调省委工作。1939年初，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在分局驻地王庄（沂水境），我与王林肯又再次相晤。不久，我因执行任务离开王庄，以后数十年间再未与王谋面。

斗转星移，时隔七八十年，有些事情虽为岁月所冲淡，但亲历的某些情节仍历历在目。特别是当时王林肯的为人、工作的方式，谈话的坦率、简约，对生活细节的不拘一格，都使人终生难忘。

1938年秋，我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主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因为驻在沂水岸堤，习惯叫“岸堤干校”，当时我是干校二期政治队学员。省委和干校同驻岸堤村。省委机关没有公开，大家称它为“民运科”，对外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四支队后方司令部”。省委书记是郭洪甫（郭洪涛），组织部长是程照轩，统战部长是郭子化，宣传部长兼岸堤干校校长是孙陶林。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省委找我谈话。到省委住处后，组织部长程照轩正站在屋门口。一照面，我报了姓名，程就说：“老冯，有个统战关系，你去接接。”程把我领到秘书处夏云的屋里。不一会，进来一个中年人，约有三十余岁的年纪，个头稍高，身着蓝布短上衣，活像是一个乡村跑生意的。程向他介绍我说：“这是冯参谋，和你一块去，你们谈谈吧。”说完，程就走了。

我主动问他尊姓，他自称姓聂，没有寒暄就说：“我们走吧！我出来七八天了，王林肯先生不放心。”此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也不知道领导的意图，思考着如何回答才好。幸而，秘书处夏云接过去说：“你们明天走吧，还要准备准备。”聂又问我有没有车子（指自行车），因为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夏云说：“有，马上准备。”我又随聂到他的住处（一个骡马店）看了看，并约定次日一早动身。

夏云开了条子，并派通讯员给我领了一身军装、一件棉大衣和一枚印有“八路”的臂章。有个同志把自己的绑腿解下给我。我又拿了介绍信去领了行军护照。其内容大意是“本部联络参谋冯占清去沂水安丘一带公干，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签署为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后方司令部，并盖有红色关防。

次日一早，我和聂一起出发。一路上我都喊他老聂同志。从沂水岸堤到安丘召忽路过无数高山和丘陵，而这段路境，有不少打着各种旗号的游击队。为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绕道莒县、诸城等县而行。最后一段路是经穆陵关直奔召忽，骑自行车整整走了3天。

途中，我从聂的言语行动、风格等方面观察，推测他不是中共党员。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任务，不辱使命，每天谈话的中心自然是对王林肯的了解。从聂的口中得知，王林肯是蒲台县县长，曾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时高（密）诸（城）一带的起义，参加过讨伐袁世凯运动，也当过教员，抗战打鬼子坚决，现在拉起了一支队伍，也想参加八路军。至此，我知道了统战对象是谁，要解决什么问题，心中有了底。聂还介绍了安丘一带的政治军事状况，除日寇占领安丘及附近几个县城外，广大农村是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所部第六师高树勋、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等人的势力范围。王林肯的学生李瀛仙是安丘县县长，曾被厉文礼撤了职，而高树勋又委派他为安丘县县长兼三旅八团团长。县政府在安丘高坡，八团（一说是补充团）团部住召忽。可以说那里国民党派别林立，各拉山头，各自为政。聂还向我介绍了召忽是个大镇，有石头筑起的围墙，有许多角楼，街里有过街楼房。当地有“家有十万贯，骑驴下召忽”的谚语，形容召忽之大和繁华。

一进召忽，果然看到了一丈多高的石墙和坚固的寨门。我们沿着石墙直奔王林肯家中。王林肯喜出望外，让坐、泡茶，并亲手给我斟饮。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长者，颇有气质。他身着一件深古铜色夹袍，外套黑色的坎肩，略带诸城、高密一带的口音。言语徐缓文雅，谈吐清晰诚恳，没有“官僚县长”的架子。谈话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正义正派、忧国爱民、善恶分明。他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深明大义，摒弃前嫌，开赴华北，深入敌后抗战。他特别谈到平型关大捷，认为坚持到底，抗战就有希望，就能胜利，他还赞扬八路军能打游击，吃苦耐劳，爱护百姓。

在我与王谈话之时，进来两位客人，一位名叫牛佛如，一位姓李。两人非常健谈，有点谋士的味道。隔了一会儿，国民党安丘县县长兼八团团长李瀛仙来了。他穿一身灰色军装，个子中等，对王谦恭有礼。李瀛仙言语不多，和王、牛、李三人议定我的住处后，随即而去。

晚饭在王林肯家中，王、牛、李皆参加，老聂里外服务。饭后就议论起国际、国内形势，例如《慕尼黑协定》、保卫大武汉、抗战的未来等。我介绍八路军在山东的情况，当时可以说分布全省，津浦路西有六支队，鲁南有四支队，胶东有五支队，胶济路两侧有二支队和八支队。当时，日伪占领着铁路沿线及城市，交通邮电断绝，农村讯息十分闭塞，王林肯听了我的介绍，十分高兴，受到莫大鼓舞。我还介绍了参加八路军的不光是穷人，也有富人。这时，王林肯问我：“冯参谋，你看我能参加八路军吗？”“当然能！”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比王老先生年龄大的还有的是。像泰安的范明枢老人，还有曾跟过冯玉祥的童陆生先生，还有家境富裕的济南的辛葭舟等。”这时王林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冯参谋，我想参加八路军，八路军能不能给我下个委（即委任状、令）?”我当时不敢贸然答复，但很认真诚恳地说：“我回去请示领导，尽最大努力帮助完成。”王林肯异常高兴地接着说：“我派牛佛如随冯参谋一起去怎样？要下委，要派人来。”我表示同意。

次晨，在王林肯家中吃完早饭即动身启程。王林肯郑重地要求，如果下委时，就把他的名字写为王林肯。

行程时，老聂在前，我在中间，牛佛如居后，表示对我的保护和尊重。路线和行止都由牛佛如安排。这次是经莒县招贤镇回到岸堤。到组织部后，我把牛佛如介绍给程照轩部长。又到秘书处向夏云汇报了事情经过和王林肯的意思。

过了四五天，干部队队部又通知说，省委找我谈话。到省委后，组织部宋子成科长出面谈话，在场的有霍树桂（即曾任铁道部长的陈璞如）、王仁山和我三人。宋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派你们三人到六十九军做统战工作。”指着霍、王说：“你到团部搞组织工作，你搞宣传工作。”又指着我说：“你到安丘县教育局干视导员。”宋又拿着笔边说边记：“你们三人改改名字吧，霍树桂（陈璞如）改为霍国栋，王仁山改为王新。”问到我时，我说：“已去了一次叫冯占清，不好再改了。”最后宋科长还说：“今天在这里（省委）吃饭，明天和九支队政委傅骥（即傅骥元）一起走。”这时我们才知道王林肯已被任命为九支队司令员了。

一起吃饭的有十几人，除我、霍、王之外，有九支队政委傅骥元等五人，以及新组建的南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辉（原岸堤干校政治部主任）等数人。吃饭时无人介绍，相互也不询问，名为两桌，实为两堆，屋内有张桌子，但大家都站着吃；屋外一堆，都围在那里蹲着吃。

这是一次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聚餐，也是山东八路军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举动，一支是南进支队向陇海铁路沿线挺进，一支是九支队向北直逼胶济铁路。当时我们就隐隐感到这是边区省委的一次重大决策。

次日，一起上路的有九支队政委傅骥元，警卫员，干部赵真干、石树权、霍国栋、王新和我等八人。第一天到沂水住宿，中共沂水县委（对外称抗敌动员委员会）接待了我们，而后过了沂河，出了穆陵关，没有碰到大的麻烦，顺利到达召忽。牛佛如为我们安排住处，除傅骥元和警卫员另住外，我们几人被一起安排到李瀛仙的八团政训处。三四天后，我们六人就全到九支队司令部去了。

而后，牛佛如传达李瀛仙的意见和要求：要我们几人帮助他训练近三十名青年学生。在九支队领导帮助下，我们参照岸堤干校经验作出培训计划和课程安排，课程有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政治常识等内容。傅骥元夫人王哲到后，也帮助我印刷讲义。约计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发展了近十名党员，并由霍国栋转给了中共安丘县委。

我一直在八团搞训练工作，未到安丘县任职。有一天，牛佛如忽然问我：“九支队的委任状是郭洪甫（涛）下的，管不管用？”我听后猛地一想，省委书记没有公开职务，怎么能委任支队司令呢？脑子一转，干脆回答得彻底一点：“怎么不管用？郭是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全山东的八路军都归他管，怎么能不管用呢！”我估计有这个疑虑的，不仅仅牛佛如一个人，恐怕连李瀛仙和王林肯也会有。因为他们和共产党接触不多，对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程序、方式不了解。

过了三个多月，大约阴历年前后，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武汉失守；继之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移驻沂水东里店，摩擦事件时有发生；第六十九军石友三调往河北，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接防高树勋的地盘。牛佛如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先是劝我们离开八团，说：“吴化文来了，你们不能再待在这里。”见我们不为所动，便进一步威胁说，吴化文在济南时是抓共产党的。我回应说：“现在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吴化文敢抓共产党，那不和日本鬼子一样了吗？”争论到了这种针锋相对的地步，霍国栋、王新和我三人商量，他们已经撵我们走了，请示省委已来不及，到九支队和傅政委、王司令商议去吧！九支队司令部驻在离召忽十余里的一个小山庄，我们三人到那里向傅政委作了汇报。他分析说，你们工作没有错误，是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变化使李瀛仙政治态度有如此的转变。他同意我们离开八团，回省委去以防不测。我们见到了王林肯，王林肯听到汇报非常气愤，大声说：“走就走，是李瀛仙把你请来，再叫他把你送回去。”

根据他们的意见，为安全起见，我们三人于次日离开，没有到团部告别，也没有向学员话别，悄然踏上征途。边区省委已迁驻沂水王庄，并已改为中共山东分局，同时也成立了山东纵队司令部。我们三人顺利回到山东分局，向组织部作了详尽的汇报。对友军的统战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

令人遗憾的是，1939年4月，山东纵队进行第一期整军。省委个别受“左”倾思想影响存有偏见的领导人认为，让王林肯这样一个旧官吏出身的人掌握武装不可靠，于是以部队整编为借口，将九支队合并于八支队，免去了王林肯的支队司令员之职。王林肯被免职后，各种冷嘲热讽纷至沓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属僚官吏，更是议论纷纷，说长道短，甚至幸灾乐祸，借机挑拨。王林肯虽然对自己无故被免职一事有些茫然和苦闷，但他坚信自己干了八路军，是他一生来最重要的转折，他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将来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面对那些别有用心的非议与嘲讽，他严厉驳斥：“干八路是我生来最光荣的一页!”

王林肯被免职的消息传到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那里后，沈鸿烈先是委任他为省府政治视察员兼临沂县县长，他坚辞不受。沈又委任他为诸城县县长、高密县县长，他一概拒绝。后来，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便派王林肯的同乡好友、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蔡自声到王林肯住处，劝说王林肯到重庆中央政府任职。王林肯仰天长叹道:“现在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而国民党的一些不肖子孙，放着日寇不打，却偏搞磨擦。眼看国土沦丧、人民遭殃，我是个中国人，能不痛心？我若不抗战，怎对得起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我只想在山东抗日，不想到政府去升官发财。”他声泪俱下，蔡自声不忍再劝，徒劳而归。

王林肯对国民党当局上至蒋介石下至省政府主席的封官许愿坚辞不就，却主动到国民党省政府申领了山东省高密县抗日民众运动巡回督导团负责人一职衔。沈鸿烈设立督导团的本意原是用来“限共”“反共”的，王林肯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这个名义掩护自己开展抗日活动。他首先到高密西南乡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前屯和景芝，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活动，在前屯一带建立督导分团，使这一带的抗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段时间后，生来俭朴的王林肯仅靠督导团负责人职衔的微薄收入实在难以养家糊口，只好靠借贷度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得知后，派人将他全家接到指挥部驻地王庄，安排他休养生息。

1939年6月，日军对鲁中山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撤离王庄。为了确保王林肯的安全，组织上劝他暂时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他却决定到国民党抗日游击队中去开展抗日工作。他选择了被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收编的张步云保安第二师。工作中多次奉劝张步云投靠八路军，联合抗日，但张步云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公开投靠了日军，并让部下放出风来，要杀王林肯。王的生命系于一旦，黎玉同志知悉后，亲自安排祝恺然秘密接王林肯回到解放区。

王林肯到达解放区后，在五莲县洪家茔子见到了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此时，日寇仍然在垂死挣扎，继续进攻解放区。为巩固根据地，省军区派王林肯与马保衡一起组建诸城、高密、安丘三县办事处，王林肯任主任，马保衡任党委书记。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争取地方杂牌军队反正抗日；二是负责处理三县地方党政事务。期间，王林肯不辱使命，利用他的影响，继续对厉文礼、张步云等部进行争取工作，先后促成了王子春部两个营、安丘吕孝先部一个中队及其他零散武装反正。王林肯对这些部队武装进行整编后，组成一支由他率领的武工队，向三县边界的日伪军展开斗争，为扩大、巩固三县边界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日军投降后，诸高安三县办事处撤销，王林肯被调至刚成立的中共华东中央局参议室任秘书长。1946年7月，陈毅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便于统战工作，华东局组织部批准他为秘密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林肯被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历任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第二届副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民革山东省副主委等职，主编山东革命斗争史，为征集和编辑山东革命斗争史资料做出了很大贡献。1959年9月，党组织为他恢复了党籍。为表谢意和真诚，他一次性补交了12年的党费。王林肯一生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作风朴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报酬，1956年工资改革时，主动辞去一级工资；日常为报刊撰稿，也不接受稿酬；年逾古稀仍骑自行车上下班。

1960年6月24日，王林肯因病在济南逝世，生前嘱咐家属殡葬要俭朴。家属遵嘱将其葬于济南千佛山麓。■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