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

李良志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蒋介石政府在抗战的同时,依然致力于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国家危亡,中国共产党理智分析时局,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一系列策略,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为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1937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最初只允许红军保留三千至五千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量才录用。遭到中国共产党反对后,蒋介石进一步提出,要向我军派遣从副连长至副师长等一系列副职,还要向部队派遣联络参谋,“毛、朱两同志须出来做事”[1];改编后,不允许设立总指挥部,还必须“移防”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问题上,蒋提出,要成立两党合并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并拥有最后决定权。1938年12月12日,蒋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时,声称自己坚决反对共产党员跨党,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事乃是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我这个意见,至死不变”[2]。随即,一系列的秘密反共法令被制订并实施,而各种反共摩擦事件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陆续出现。

为应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共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毛泽东先后书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斗争策略。他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有时还会很激烈,因此民族斗争不能否认或抹杀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又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允许,不能破坏和不利于民族斗争。这就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根据这一原理,我党应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执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进行斗争时,又必须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按照上述斗争策略的指引,迅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于1939年冬发起并延续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抗日军民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6日,歼灭阎军一部;1月30日至2月2日,又歼灭阎军一个旅和一个师的大部,稳定了山西政局。之后,中国共产党主动与阎锡山言和,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界的和谈协议。在河北,八路军三八五旅等武装力量于1940年春,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和石友三部对冀西、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歼灭了朱怀冰部主力,重创石友三部。随后,八路军主动与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谈判,达成停止冲突、划界驻防的协议。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三五九旅迅速平息了胡宗南部在陇东、关中、绥德地区制造的武装叛乱,保卫了边区的安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依靠上述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正确的军政、军民政策,深入敌后抗战,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至1940年,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敌后共建立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约1亿人口。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蒋介石迅速将反共的重点由华北移到华中,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领导;八路军准予编三个军、六个师,新四军准编两个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按这个提示案,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将被缩编为10万人,并将被全部驱赶到黄河以北的狭小区域。国民党的这个无理要求,当然被严词拒绝。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出“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限令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区。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联名发出“佳电”,一方面,拒绝国民党要求我华中军队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也顾全大局作出让步,表示我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蒋介石视中共中央的让步为软弱可欺,连续发出“齐电”和手令,坚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悉数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区,同时又命令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做好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路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蒋介石“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3]。

 

 

根据上述对事变后的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反攻。

政治上的反攻,其内容包括: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罪行,举行抗议集会;终止我党驻国统区的各类办事处与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撤退办事处与国统区的干部;立即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新四军为7个师;提出我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如必须收回“一·一七”反动命令,给事变平反,惩办祸首等;不再向国民党当局呈送任何文件,报告中共有关军、政情况,亦不领取款项;拒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准备在各抗日根据地召开皖南事变中死难者追悼大会等。

军事上准备反攻,其内容包括:1941年1月13日,中央指示在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部,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部,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4]。1月14日,“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5]。

1月20日,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扩大为7个师,委任各级指挥员,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同日,中央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示军事上暂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6]。

1月24日,中央又致电彭德怀、聂荣臻等,指示西北应增兵,各兵团停止作战,休整,转入安全之地,停止消耗枪弹,保存公粮。

2月1日,中央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要在华中建立鄂豫陕边、江南、苏鲁等三个基本战略区。指示说:“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区,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7]

但是不久,日寇发动豫南战役和国民党在战役中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军事上大反攻”的设想,而将重点放在对国民党的政治反攻上。1941年2月14日,他致电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制共可能停顿”,我们的军事攻势“会妨碍蒋之抗日”,而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相成”[8]。毛泽东曾预料,蒋介石的“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敌人攻击得如此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9]。

事实果真如此。蒋介石为了摆脱皖南事变后的困境,把皖南事变由反共政治问题,变为地方军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企图利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召开,迫使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以制造民主、和平假象。于是他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下达任务,以各种办法迫使周恩来就范。

国共两党围绕参不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新政治战斗开始了。

 

 

谈判从1月25日开始,一直谈到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前夕。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死死缠住周恩来不放,软磨硬顶,千方百计,苦苦哀求,有时一次谈判时间长达三小时之久。谈判中,他多次主动表示让步,如说中共军队移黄河以北之事,可以延期,新四军可并入八路军,然后扩大八路军编制;为给国民党中央留面子,第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赴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愿留多少就留多少,还我一军,以补新四军之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边区及冀察政权照前议;中共7名参政员,不一定全出席参政会,毛泽东不能来,指人呈意即可;只须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或者他们中一人出席也可;为解决事变,可成立调解委员会,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还可成立党派委员会;军事进攻与政治压迫,总要解决,由蒋负责,再不许发生新的事件等。张冲有时也有恐吓之语,如说蒋介石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弄不好“会翻脸”的。

2月25日,张冲再次缠住周恩来,要求中共收回“十二条”,先与蒋见面。他要求中共顾大局,并要求周恩来“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出校对一次,以便蒋能见周,否则在公函压迫下蒋训令大家,蒋说蒋是被迫而见的”[10]。

在谈判过程中,参政会中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等,频频会见周恩来,请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同时,他们也向参政会秘书处和蒋介石施压,认为中共参政员无论如何也必须出席会议。蒋介石说:“政府既选毛泽东等七人继续为参政员,即是政府希望其出席,且国民政府召集此次会议,对于彼等同发通知。”[11]王世杰除了亲自与周恩来谈判,还请民主党派领袖劝请董必武、邓颖超务必出席,说为此次参政会开幕可考虑延长一天。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国民党不接受“十二条”就不出席此次参政会,也不见蒋。他在3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是僵局对峙着,须打开一关。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我已一夜多未睡……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毛主席,现在已是十八点了,只是今夜无论如何谈不出结果”“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僵局必须打开,中间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12]。中共中央随即两次致电周恩来:“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参政会主席团即使选周为主席,“亦决不能出席”[13]。书记处反复讨论、考虑,“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14]。

周恩来完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

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开幕式上致词,在谈及战时国内党派关系时,一改过去的强硬反共腔调,“我全国同胞均须认识,一切党派观念及所谓左倾右倾之意识理论,已经是陈腐落伍的旧时代的空谈,不能适应今天的时局了”“资本与劳动,在被征服国家,一经亡国,均自无用”。因此全国同胞惟有“向保卫国家的唯一目的共同奋斗”“放弃一切不合时代的旧观念”[15]。3月6日,蒋介石又在参政会上作关于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问题的报告,将中共前后两次提出的“十二条”诬为日本的“广田三原则”,又大谈“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和军令政令的统一,但也不得不说,自己希望“与全国友军亲爱精诚,和衷共济,共同一致抗战到底”,“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他要求各参政员“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今后能“共聚一堂,精诚团结”,对皖南事变“求得合理的解决”[16]。

3月9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选举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中共参政员虽未出席会议,但董必武仍被选为驻会常委。

3月14日,蒋介石由宋美龄陪同,约见周恩来。周恩来提及新四军事件、国民党的种种压迫事件,以及叶挺回延安和我军防地、扩编等问题。蒋对此不作答,说压迫是“底下做的”;说解除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李涛、给周发回延安护照等均可解决;蒋不再提我军北移问题,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又说叶挺“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17]。

3月25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周恩来又提及停止军事压迫、党派委员会隶属、会见叶挺、给我军发饷等问题。蒋说:关于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中共听命令,“问题好解决”,成立党派委员会可隶属国防委员会,饷“可先发一月”,叶挺“尚在上饶”。会谈氛围缓和[18]。

此时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成员,目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日益表示出他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正在酝酿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组织。3月13日,他们召开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书》等文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蒋介石对民盟的成立大为不满,大骂张群为什么不阻止其成立。从这时起,民盟日益靠近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盟友、诤友,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阵营进一步壮大,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日益孤立。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大失人心以及民盟的成立,作了这样的总结:“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关键。”[19]

1941年5月,日寇集中6个师团10万余兵力,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其目的是歼灭山西南部的国民党军。在大军压境下,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交通线,阻敌前进。毛泽东向八路军总部多次下达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日军,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20]。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之后,为了国家和民族大计,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回到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常态,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赞扬。

 

 

1943年春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时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更加强大和有充分准备,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舆论压力下,这次反共高潮还未来得及充分发动,即偃旗息鼓。

中共中央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蒋介石要反共,但不能彻底地反;他要对日妥协,也不能彻底地妥协;他视中共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为眼中钉,却终无能为力;他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抗战,共同走完中国抗战的历史过程。抗战胜利后,我党仍坚持长期合作的政策,提出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联合政府。他拒绝接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自取灭亡。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他“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21]。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光明正大,不是害了他,而是救了他。如果他后来不背离这一政策,历史完全会是另一种局面。

 

 

注释:

[1][2]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第183页。

[3]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534页。

[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3日),中央档案管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彭德怀等电》(194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7][20]《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623页,第641—643页。

[8]《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9]《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5年版,第133页。

[11][15][16]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合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487—488页,第520页,第525—526页。

[12]《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13]《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指示》(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14]《毛泽东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致周恩来》(1941年3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17][18]《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5日)(1941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236页,第239—240页。

[19]毛泽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36—737页。

[2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240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



相关链接东方网新华网中青网凤凰网21CN新闻中经网中广网南方周末博客日报新民网中国网大洋网南都网中华网
凯迪网南方网文新传媒人民网中新网文史天地星岛网千龙网环球网
E_mail:yanhc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