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蒙山区。络绎不绝的人群，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来到山脚下的孟良崮烈士陵园，凭吊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他们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瞻仰参观。陈毅的诗“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粟裕手书的“英雄孟良崮”，都使人浮想联翩，仿佛回到了难忘的战争岁月……

70年前——1947年5月13日黄昏至1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以不到三整天时间，一举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3.2万人，蒋介石的爱将、中将师长张灵甫折戟沉沙。此战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辉战史上的经典之战。

不再四面出击，蒋介石决定

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对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实施“围剿”，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当时，蒋介石掌控着政权，手握430万精兵强将，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应有尽有。而他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人数仅百万，装备低劣，“小米加步枪”。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自认为胜券在握，志得意满，狂妄地夸下海口：“三到六个月军事上解决中共。”

华东解放区因面对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便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下令调动数十万大军，由徐州向南，由津浦铁路向东、由长江向北，意欲先拿下苏中、苏北解放区，再转兵北上山东，“活捉陈毅”。霎时黑云压城城欲摧。陈毅拍案而起，说：我们流血牺牲，从小日本手里解放了大片国土，现在，他老蒋要从我们手里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老子偏不答应！蒋介石倚仗美国装备的几百万军队，妄图把人民一巴掌打下去，真是欺人太甚！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定决心，自卫反击，打胜了开庆功会，打败了开批判会，打死了开追悼会。我们是哀兵，哀兵必胜！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得人心，在各个战场接连失败。以华东战场为例：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国民党军12万人进攻苏中解放区。我华中野战军以3万主力迎战，巧打七仗，每战皆捷，歼敌5.3万人。

国民党军进攻“两淮”（淮安、淮阴）损兵折将。两次进攻涟水，号称为“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损失8000多人，使该师元气大伤。另一主力师整编第28师，也损失3000多人。

12月中旬，国民党整编第69师两万余人在江苏北部宿迁全军覆没，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身亡。

1947年1月的鲁南之战，整编第26师全军覆没，中将师长马励武被俘。整编第51师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中将师长周毓英也当了俘虏。全副美械装备的快速纵队，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崭新的美式大型、中型道奇汽车，都在鲁南泥泞中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更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他精心组织的三个军近十万大军，由心腹爱将、黄埔一期毕业的李仙洲担任前线总指挥，从胶济线挥师南下，准备包抄华东野战军后路，以期“一鼓而下”，可是，这支蒋介石心目中的“奇兵”，竟被人民解放军引进了包围圈，短短43个小时即全军覆没。“李仙洲也被共产党捉了去”（蒋介石语）。一连串的失败，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检讨”和“反思”。

1947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的军官训练团作报告，题目是《剿匪战役之检讨和我军今后之改进》。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关内的匪军约可分为五部。此五部中，就我的观察，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

经过“检讨”，蒋介石决定改变“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的挨打局面，集中兵力，向陕北、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华野采取“耍龙灯”战术，

陈毅笑称“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陕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此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蒋介石为了“釜底抽薪”，出动精锐兵团，于3月19日攻占了延安。其实，毛泽东早就洞察蒋介石的“黄河战略”，主动撤离延安，蒋介石拿下的延安，只不过是一座空城。而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精心谋划，排兵布阵，与蒋介石展开了“逐鹿西北”的决战。

山东解放区地处要冲，交通便利，津浦、胶济两条铁路贯通，海口运输畅达，是华东野战军的命脉。为了封死山东解放区与陕北、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蒋介石于3月15日下令堵塞花园口黄河决堤口，迫使黄河改流山东河南故道。他的这一招阴险狠毒，无以复加，使多少老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

为了彻底“肃清”“陈毅匪部”，蒋介石亲自坐镇南京，将原先指挥华东战局一再失利的参谋总长陈诚降职，改由顾祝同任参谋总长，到徐州前线进行统一指挥。前敌总指挥的要职，蒋介石指定心腹爱将、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中将加上将衔）担任。

当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有24个整编师共计54.5万人。其中，17个整编师约25.5万人组成机动兵团，直接压向华东野战军。这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胡琏的整编第11师，邱清泉的第5军。另外还有欧震、王敬久两个兵团执行机动、掩护任务。

蒋介石自以为这次稳操胜券，得意洋洋地说：“陈毅经过鲁南、莱芜两战，元气大伤，躲进沂蒙山当山大王去了，我们就在沂蒙山区把他一扫而光。”

强敌压境，华东野战军将如何应对？

陈毅、粟裕从当面的敌情、我情、天时、地利出发，决定不打阵地战、阻击战，而采取运动战的战法，利用沂蒙山区的天然地形条件，在运动中引诱、调动、迷惑、疲惫国民党军，寻找机会予敌以致命一击。得手后迅速转兵，再觅新的歼敌战机。陈毅、粟裕把这种战略战术，称为“耍龙灯”。

1947年冬去春来，沂蒙山区转入春夏交替的季节。山区气候多变、骤变。有时骄阳高照，有时又风雨交加。为防止敌机轰炸，常常白天睡觉，夜晚行军。山路崎岖，跌跤是常事。山区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粮食供应很困难，指战员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时间长了，有的指战员就对“耍龙灯”战法嘀嘀咕咕，发起了牢骚。有的说：“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嚓嚓嚓。”有的说：“机动机动，只走不打，老耍龙灯，要‘耍’到猴年马月？”有的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口煎饼，一口大葱；天天走路，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

陈毅得知这些思想反映后，哈哈大笑，风趣地说：“依我说呀，这山东的大葱煎饼，比华中解放区江苏、安徽、浙江的大米饭还香。”他强调，要告诉部队，这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找准机会，一棍子下去，致‘恶狗’于死命！”

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后，在陕北的山沟沟里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告彭德怀、习仲勋，以及陈赓、谢富治，提出了中原、华东、西北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等四支野战军的作战部署。第二天（5月5日）上午辰时（当时发电报都以韵目代日、天干记时，辰时为早上7点至9点），陈、粟签发了华野参谋处关于截获顾祝同给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的作战命令而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仅仅过了一天，在昼宿夜行、居无定所的紧张作战环境下，6日申时（下午3点至5点），中共中央军委即回电陈毅、粟裕：“……只要你们不性急，不分兵，不去扰敌后路，让他放手前进，你们则集中主力距敌较远地点（不要天天接触），必能找到歼敌机会。”

这份电报表明，党中央、毛泽东对华野采取的“耍龙灯”打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卧底敌营，中共党员“美龄宫”

获取机密情报

在南京中山陵“美龄宫”高挂着的作战地图前，蒋介石常常注目沉思，还不断把亲信军政大员召到这个绝密的小型会议室里，商讨作战方案。山东陈毅、粟裕的作战行动，是他这些日子关注的重点。

蒋介石麾下称得上“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众多的谋臣策士，能有幸被召到“美龄宫”参与戎机的，为数并不多。其中有以下三人，堪称风云人物，他们是刘斐、郭汝瑰、韩练成。

刘斐和蒋介石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1925年北伐时，他就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司令部任上校参谋，鞍前马后，精明出色。后又到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七年，回国后更为“日本士官”校友兼学长的蒋介石所信任，1936年就当上了中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机构大调整，成立了参谋本部，刘斐出任参谋次长，掌管着国民党军的核心军事机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有一次他对蒋介石说：“陈辞修（陈诚）、薛伯陵（薛岳）对统帅的信心已动摇，不听委员长的命令。”不久后陈诚被撤去参谋总长职务，薛岳被撤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薛岳愤愤地说：“我们后来才知道，刘斐很早加入中共，一直潜伏在国民党的国防部里。”

刘斐曾参与1949年的国共和谈，后于同年6月在香港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主任，全国人大第四、第五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五届副主席。有些人不理解，说些风言风语，毛泽东解释说：“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对刘斐同志待得太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解放全中国，刘斐同志是立了大大的功劳的。他曾经冒着很大的危险，勇敢地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统统地供给了我们。”

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郭汝瑰，也深受蒋介石器重，常被召到身边参与戎机。郭汝瑰，四川铜梁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和陈毅堂兄陈修和、堂弟陈孟熙同为黄埔第五期生。郭于1928年5月秘密加入共产党。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期间，受“三人小组”领导，曾随周恩来到过济南。陈毅时任中共华东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军长，和郭汝瑰见过面，郭还交给他陈毅兄弟写的一封信。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军务局中将局长俞济时的电话，让他晚上8点半到中山陵美龄宫参加宴会并汇报战局。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国防部二厅（情报）厅长侯腾（中将），也参加了这次绝密的最高级别军事汇报会。经过讨论，蒋介石对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作出了重大部署。郭汝瑰回到家中，即与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指定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取得了联系，亲手交给他此份绝密情报。四天后即5月16日，国民党“王牌军”第74师就全军覆没。后人有过统计：郭汝瑰送出的绝密军事情报多达百余份，他也因此被人称为卧底在国民党内的“最大的共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