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0万元银行诈骗巨案侦破记

灰兰纪

 

1960年3月18日黄昏时分,一个身穿灰色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说着,来人便递给行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收。”

行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一看此人来头不小,不敢怠慢,便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名字。来人例行公事般地说了声“好”,收起了文本,迈着从容的八字步走出了行长办公室。

见信封上写着“速送”(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等字样,行长办公室那位工作人员便毫不迟疑地将此急件送到当班秘书手中。

行长秘书拆开信封后,见是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报告下面空白处,右边有毛笔竖写的“周恩来”签名和“三月十八日”字样,其左边空白处,有“周恩来”批文:“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在签名右边还有一小段批文:“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要市场流通旧票,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行长女秘书,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怀疑,但当她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时,心头不由一紧,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于是她急忙拿起电话:“喂,北京分行吗?半小时以内你们准备好二十万元现金。”接着,她又遵照“周总理的批示”,讲了几点整理钞票的要求:“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先准备,马上由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3月中旬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几位行长都带上局长分头到外地或开会或搞调研去了,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

挂断电话,女秘书急忙敲开了王副局长办公室的门。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并告诉王副局长,她已通知北京分行准备款子了。王副局长认真看过后,疑惑地问道:“二十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未及女秘书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王副局长拿起听筒一听,是“总理办公室”的催促电话:“噢,我是总行计划研究局,是……二十万元我们正在准备!七点以前保证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号一边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这就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派人去北京分行取款,直接送到民族饭店,交给已在大堂等候的‘赵全一’。”

 

 

1960年3月18日下午7时许,北京城华灯齐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朱科长等三人,将轿车停在民族饭店大门前停车场,赶紧从车上抬下两麻袋钞票,走向民族饭店前厅转门。

农历早春二月的晚上,北京天气还很寒冷,可抬着麻袋的朱科长等三人的额头上却都渗出汗。二十万元,在现在只需一个手提袋子,而那时却装了整整两麻袋。须知,那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分为分、角、元三种,分币分为一分、二分、五分,角币分为一角、二角、五角,元币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最大面额为十元。按照总理的“批示要求”,必须是市场上流通的旧币。而那时,市场上普遍使用的是元、角、分,国营粮店供应的大米一毛一二分一斤,一斤猪肉才六七毛,一尺上好的棉布也就在一元左右。平常市面上用到十元一张的票子很少,所以二十万元的钞票实实在在地塞满两麻袋就不足为奇了。

朱科长让两个同事在门口看着麻袋,自己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着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头戴军式黑呢帽子,大模大样地走近服务台答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个自称是“赵全一”的人,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二十万元整。”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接款人“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按照朱科长的要求,从自己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张收到二十万元现款的收条,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了送款负责人朱科长。

朱科长等三人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了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地长长舒了一口气,“哦,总算完成任务了!”

几天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回京后,听了王副局长汇报拨款之事,认为应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该笔款项如何入账。

3月24日,总行经向总理办公室请示得知,总理从未批示过这笔款,并要他们将原件送去查看。待原件被送到总理办公室,方知这是一起巨款诈骗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随即向公安部报了案。

骗子竟胆敢伪造总理签批的公函,一次性地从国库里骗去二十万元人民币!周恩来总理听了报告极为震怒,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责令公安部限期破案。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忽然,他的讲话被一个紧急电话给打断了。给他打紧急电话的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个化名叫“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二十万元现金。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责令我们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要他立即回部里参加研究。

对这么一起惊天大案,公安部高度重视,部领导亲自挂帅,火速会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分析案情,部署侦查。随即,一场以侦破这起大案为中心的群众性的破案运动便在京城内迅速掀起。

公安部决定发动一场破案的“人民战争”。一方面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广泛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则请求军队帮助。军队选抽一大批年轻的连排级干部交给破案总指挥部,由北京市公安局将这些军官撒向基层,没日没夜地开展走访、摸排工作。

3月24日晚,公安部治安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离休前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正在家休息,接到公安部经济保卫局局长李钊的通知,要他速到李钊办公室。

李钊见到刘文,说现在有一个紧急案件,人民银行被骗了二十万元。接着,李钊向刘文简要地介绍了案情,并当即将此案中的骗据交给刘文。这些骗据是:一、装报告的国务院信封;二、 “总理批示”的报告;三、赵全一的介绍信;四、赵全一的收款条。

刘文赶紧将这些骗据拿回文检组,召集手下几位文检人员连夜进行检验。最终,文检人员从笔迹特征认定骗据上面的字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犯罪分子文化水平高,且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周恩来的签名是模仿而成。

技术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昼夜奋战,对罪犯使用的证据进行细致检验和深入调查,确认案犯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有擦拭和二次封口的痕迹,是曾使用过的旧信封;“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印文是用钢板、蜡纸再加红印油印成的,而介绍信上的“总理办公室”的戳记,是用水彩笔描绘的。

为了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那个国务院的旧信封是出自哪个单位,技术人员将国务院信封样本与物证信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刷字,进行同版鉴别和纸张纤维成分分析,确认作案人使用的是1959年6月印刷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一般都可以通过文件往来得到。为查明信封上被擦刮的字迹原文,公安部文检人员张申和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照相室同志反复进行红外线、紫外线摄影,虽也检查到一些被擦刮的字迹痕迹,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当时,有的同志还提出使用原子放射同位素查验,看看能否有结果。为此,通过部经济保卫局与科学院的保密单位原子能研究所联系,批准刘文到该所寻求帮助,但仍未发现对破案有价值的线索,通过信封寻找破案线索明显行不通。

为确定伪造“报告”“介绍信”和“收条”所使用的墨水种类、牌子和来源,办案人向各个文具店广泛搜集样品,逐一进行分析鉴别,但由于同类物品使用面很广,也未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办案人员只得着手从印刷特征鉴别公文稿纸的来源。发现犯罪分子伪造“报告”使用的是八开纸、中间印有折缝花纹、左右两边各印有15个横格的公文稿纸。这种公文稿纸当时使用很普遍,但由于这种稿纸都是各单位自行加工定做的,其使用纸质、印刷特征各有不同。技术组将骗据稿纸的印刷特征印发各单位,请查库存、查档案。

侦查人员连续数天夜以继日地战斗,经过调查、取样鉴别,最终发现犯罪分子使用的稿纸是出自国家外贸部。这样,破案的范围和线索便迅速缩小到外贸部。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将此查证结果正式通知外贸部。外贸部紧急动员,查档案,查3月18日下午人员的行踪。

4月2日下午,公安部经保局直属机关保卫处处长杜定华、副处长徐志义和刘文带领的八名文检技术人员进入外贸部。外贸部保卫处长张敏领着公安部办案人员去见外贸部常务副部长,这位常务副部长明确表示:“从我查起,我以下的所有人的档案都可以查”,并指示外贸部保卫处全力配合。

外贸部保卫处将部内工作人员档案按单位摆放到一个会议室,由公安部文检人员逐人查对笔迹。

4月3日早晨,公安部文检组技术员贾大光先到外贸部。外贸部保卫处处长张敏将出口局科员王倬的档案交给他,并告诉贾大光这个人的档案材料中有“赵全一”的名字。贾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刘文:从一个人的档案中发现了“赵全一”。刘文告诉贾不要声张,他马上就到。

刘文随即带部里的文检人员赶赴外贸部。他们首先看王倬的档案。此人36岁,辽宁省辽阳人,大学毕业,参加过三青团、青帮,曾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特刑庭会计室做过收发。1949年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陕南军区卫生所工作。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为逃避赴朝作战,与同事王国昌开小差,伪造路条,将王国昌化名为“赵全一”。档案里的这份材料,是处分王倬时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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