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导权，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对于蒋介石的邀请，中共党内一些人士对此抱有强烈的戒心。不过在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下，毛泽东最后还是毅然决定亲赴重庆。到谈判后期，毛泽东却产生了尽快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的想法。周恩来更是积极活动，希望国民党作出相关安排，让毛泽东能够尽快离渝。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而引发安全担忧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赫尔利的安全保证是否有效？

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邵力子交换意见，向国民党提出十一条建议，对作为重点的第九、第十项解放区与军队问题拒不让步，要求军政不分，国民党方拒不同意。此后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任何进展。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之际，作为调停人的赫尔利却于9月22日按照预定计划返美述职。众所周知，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安全，美国政府及赫尔利给予了郑重承诺，并派赫尔利和军机飞赴延安迎接以示诚意。现在赫尔利突然离去，难免会让中共对之前的承诺是否继续有效产生担心。加之，早在抗战胜利前的8月6日下午，魏德迈在记者会上强调：“如中共领袖朱德、毛泽东依照建议到达重庆，彼不敢担保彼等之安全。因此举纯系中国问题，但彼谓如中国要求给延安领袖之交通工具，则彼可以办到。”之前对朱德、毛泽东赴渝安全不予保证的这一谈话，中共此时如加联想，很容易增加对美方的疑惧及戒心。为消除这一疑虑，赫尔利临行前要求蒋介石亲笔写下一个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延的保证书。蒋介石之所以答应写这份保证书，主要在于美苏反对内战、兵力不足、内部矛盾复杂以及中共力量的壮大等因素的制约。拿到这份保证书之后，赫尔利迅速告诉周恩来。得到赫尔利这一保证书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中称，毛泽东“在渝安全”。

蒋介石突然离渝，致返延事宜提上日程

由于谈判毫无进展，蒋介石于27日飞赴西昌静养，而且一住就是几天，将谈判任务完全交给张治中、张群等人，自己则在幕后指挥。按谈判学常识，谈判双方一般会保持身份的某种对等以示尊重，又能尽快实现谈判目标。就重庆谈判期间的国共代表而言，周恩来、王若飞等与张治中、张群等属一层级，而蒋介石与毛泽东因地位相近，则属相对平等的两党首脑谈判。蒋介石的突然离去，实际让毛泽东失去了相对应的谈判对手。首脑谈判的终结态势让“耽搁的日子已相当长久”的毛泽东将返延事宜提上日程，强调“有即回延安的必要”。尽管蒋介石早就曾表示，“毛先生随时可以回延安”，但在他的27日日记中写道：“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1]此时美苏的态度决定了蒋介石仅能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扣留“审治”自然是一厢情愿。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也未见蒋介石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记载。两天之后，周恩来又告诉张治中，毛泽东有早日返延的意向。张治中说，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这仅仅是张治中的个人表态，而非官方正式开会的集体决定，更未说明具体离渝时间，这自然难以消除中共的疑虑。

10月1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渝安全与赫尔利的安全保证问题，希望毛泽东早日返延。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赫尔利实际已对中共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降时可由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停，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既然如此，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则是一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赫尔利的保证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效力。

苏联方面对保证毛泽东安全的婉拒

事实上，对抗战后蒋介石三次的电邀，中共党内抱有强烈的戒心。然而，斯大林却两次致电要求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为消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疑虑，据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强调：“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2]尽管有斯大林的保证，但毛泽东赴重庆的安全风险还是存在。1949年7月，斯大林以自责口吻向刘少奇表示：“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

如前所述，尽管赫尔利获得了蒋介石的安全承诺，但他的突然离开还是让中共方面十分担心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为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周恩来5日专门拜访彼得罗夫，表示希望“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询问能从苏使馆得到多少帮助。为避免国民党与美国的猜疑，进而引起过激反应，彼得罗夫表示，“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3]实际加以婉拒。苏方这一态度增加了周恩来等人的担忧，不得不加快毛泽东离渝的步伐。又据师哲回忆，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返延过程中，苏方人员“都不曾出面”，其情报人员在延安“对于国共谈判也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过什么态度”，他们“既不敢说出任何违反他们最高领袖意图的话来，又不能违心地承认中共应该相信蒋介石的声明或诺言”。苏联方面置身事外的态度很容易让中共在毛泽东安全问题上忧心忡忡。

李少石事件引发的忧虑

7日，对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蒋介石于中午与部属专门开会讨论毛泽东的离渝日期，最后决定“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第二天，国民党在军委会礼堂为毛泽东举办欢送宴会。在会后演出时，张治中静静地走到周恩来身边附耳说话，周恩来马上起身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原来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枪击身亡。消息传出，重庆“全城震动”。此时“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毛泽东的行动”，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众所周知，国共两党疑惧甚深。在毛泽东赴重庆之前，延安方面就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尽管张治中一再声言“对主席的安全负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延安干部看来，“一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心里究竟作怎样打算”，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在随后的谈判中，国共双方又互不相让，疑忌心理自然是有增无减。而在欢送会当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会引起中共中央、周恩来对毛泽东安全的高度警惕。有鉴于此，周恩来向张治中“请求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则“放心不下”。不难看出，李少石事件是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要求毛泽东迅速离渝的重要原因。

军事冲突的白热化加剧了对安全的担心

对于自身的安全，毛泽东8月25日就对刘伯承、邓小平等明确指出：“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27日，彭德怀为此指示贺龙：目前正与国民党谈判，应积极向敌占区抢地盘。当天晚上，毛泽东还向刘少奇强调：“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斗争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到了谈判后期，双方军事冲突日益加剧。中共方面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击溃胡宗南的“7个师”。10月1日，美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在秦皇岛登陆，配合国民党部队侵占北戴河、留守营、海阳镇、深河堡等港口和城镇，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等地。2日，中央军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等部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以迟滞其行动；4日，又要求烟台守军对美军登陆予以“强硬拒绝”；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则在上党地区歼灭阎锡山部六个师及省防一部。中共军事方面的强硬固然会增加谈判的底气，但武力冲突的激化是否一定能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这实际值得怀疑，中共中央若有忧虑，亦属正常。加之，随着返延之期日益临近，蒋介石会不会出尔反尔扣留“审治”毛泽东，中共方面有此担心，自然也符合情理，因为这有前车之鉴，蒋介石就曾扣押过李济深、胡汉民与张学良。事实上，早在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就向周恩来提议约见毛泽东，周恩来正是担心蒋介石可能“包藏祸心”、借口扣留毛泽东长期驻渝而加以拒绝。

结  语

10月10日，即国民政府双十节的当天，《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正式签订。从内容来看，双方仅是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关键的解放区政权与军队问题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11日早晨，蒋介石与毛泽东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机抵达延安。据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回忆：“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20世纪80年代任纽约《中报》社长的傅朝枢告诉她：“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张治中陪同“未能执行”。

注释：

[1]杨天石：《重庆谈判准备扣留审治毛泽东》，《青年文摘》2008年第6期。

[2]杨天石：《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以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为重点》，《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又参见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3]《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83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