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在解放战争中的策反活动

辉刚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爆发前夕,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向原西北军将领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弃暗投明,高举义旗,归向人民。蒋介石慌了,立即下令把孙、刘、冯等人召到南京,亲自接见谈话,又是慰问,又是宴请,百般拉拢利诱,要他们表达“忠于党国”的决心。于是,孙良诚等人都发表了拥护蒋介石的通电。即使这样,蒋介石还是对孙良诚等严加监视。

11月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达徐州召开作战会议,到会的有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和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第一○七军军长孙良诚。但在研究作战计划时,却将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等西北军将领排斥在外,不让他们了解作战机密。孙良诚因此感到愤愤不平。

11月6日晚,淮海战役打响。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两万余人在贾汪起义。这使解放军山东兵团迅速挥戈南下,截断了黄百韬、孙良诚西逃之路。

黄百韬被围以后,急忙给孙良诚去电,指令孙率部进攻宿迁,以解第六十三军在窑湾镇被围之急。孙良诚派出一个团,前往雎宁东的魏庄,虚晃一枪,装装样子,以应付黄百韬。

此时,苏北兵团兼苏北军区政委陈丕显致电周镐:“盼孙于此时起义。”

周镐认为“事急时危”,于是立即动身,马不停蹄地向孙良诚的驻地睢宁进发。

周镐,原名周治平,1910年1月生于湖北省罗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毕业。后分发至蒋光鼐、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失败后回家乡,途经汉口时以“共产嫌疑”遭宪兵拘捕。经熟人担保被释放。1934年周镐参加戴笠的军统组织,先后担任过武汉站站员、贵阳邮检所检查所所长、广东税警总团稽查股股长、暂编第八师少校谍报队队长、军统局广东站督察、军统局重庆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军衔为少将。

1943年初,周镐却脱离了重庆抗战阵营,到了南京,参加汪精卫的伪政权组织,挂上少将军衔。充其量与其在军统里的军衔也算平级,何况还是在汉奸政府里。在没有升官和发财的情况下,去背上个汉奸的骂名,他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呢?

原来周镐是受军统局长戴笠的指派,打入汪伪首都南京,其秘密身份是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任务是获取情报,相机策反汪伪三把手、实力派人物周佛海,以便待日后日本投降时控制南京地区,以免落入共产党和新四军之手。同年7月的一天,周佛海专门接见了周镐。周镐给周佛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佛海的日记中有对周镐的评价:“人极稳重,且有见识。”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周镐很快在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兼江苏省第三行政区专员的头衔。周镐重建了被日伪破坏了的军统南京站,周本人任站长。为了便于在伪军高级将领中活动,周佛海又给周镐在伪军委会搞了个高级参议的虚职,他与伪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1944年,美军有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通报给重庆的蒋介石。于是戴笠下达密令,需要周佛海予以配合,周佛海特意派周镐去孙良诚部任总参议,以便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当天深夜,在南京的周镐就得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当时新四军的部队已经运动到南京城下,准备随时接管南京。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迅速将此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并要求蒋介石委任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并委任时在上海的伪市长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经蒋介石批准后,戴笠通过秘密电台,分别向周镐和周佛海发出委任令,让他们立即控制南京、上海。

8月16日晚,周镐率领手下接管了位于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并开会部署,分配、确定了接管南京的各负责人的名单和各自接管的机关。

接着,周镐一声令下,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分头行动,实施大规模逮捕汉奸的行动。指挥部人员在一天时间里逮捕了包括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常委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嵩皋、伪宣传部长赵尊岳、伪中央军校校长鲍文沛在内的大小汉奸头目47名,统统关押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杨叔丹在行动中打伤了伪陆军部长萧叔萱,而萧在送医院不久后就死去。与此同时,周镐还派出伪财政部警卫队人员接管各伪机关,并查封仓库,管制报馆等。

当时,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宣布解散在南京的伪政权,和周佛海商量成立“南京政务委员会”以图过渡,等蒋介石派人来接收南京。没想到,周镐采取了一系列强行接管南京的行动,打乱了陈公博的部署。陈便认为这是周佛海指使部下所为,于是大光其火,下令调集嫡系——伪中央军校学生军、驻南京警卫部队,警戒和封锁了颐和路陈公馆一带的街区,与支持周镐的财政部警卫部队发生火并,南京城一度枪声大作,人心惶惶,局势失控。

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派小笠原中佐去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强行带走并软禁了周镐;宣布立即解散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将被指挥部逮捕、关押的汉奸全部释放。

戴笠等抵达南京以后,周镐满心以为自己会被当作军统的功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会被释放。没想到戴笠翻脸不认人,斥责周镐在南京擅自行动,打乱了蒋委员长的部署。戴笠更不能容忍的是,周镐是以“中将”的身份发动“政变”,认为周镐野心十足,于是下令将周镐继续关押和审查。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由郑介民和毛人凤继任正副局长。通过熟人缓颊,周镐才被释放出来,保密局却不给他安排差事,让他赋闲在家。

突然有一天,徐楚光来看望他。有朋自远方来,周镐十分高兴。

徐楚光,湖北浠水人,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在鄂豫皖边区直属团筹备处负责训练工作,曾随宣侠父等去广西,做争取桂系部队的工作。抗战时期,徐楚光受党的委派,在孙殿英第五军教导大队工作,身份是中校教育长。经过他的团结教育,近千名青年进入抗大一分校学习。1942年3月,党组织派徐楚光打入汪伪军事集团,任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和周镐一直有交往,但周镐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46年5月,内战风云突起。华中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开展对京沪徐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策反列为重要工作。徐楚光经过考虑,把周镐定为争取的目标之一,于是主动登门。

徐楚光向周镐介绍了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前景,使周镐看清了谁是真正为中国、为老百姓谋幸福的政党。经过徐楚光的分析与开导,周镐表示,他自愿申请加入共产党,愿意为党的事业工作、奋斗。

徐楚光向上级详细汇报了周镐的情况。经华中分局领导人书记邓子恢和副书记谭震林的同意,1946年10月,周镐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同时被任命为京沪徐杭特派员,归徐楚光领导。

华中分局十分重视对西北军的争取工作,专门成立了“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周镐因为自己曾经是孙良诚部的总参议,以往与他有一定的交情,便向徐楚光毛遂自荐,前往策反孙部反正,使其退出内战战场,瓦解敌军。

孙良诚,字少云,是原西北军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深受冯玉祥的赏识和器重。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良诚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1942年4月,他率部投降汪精卫集团,当上了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任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

孙良诚部到苏北后,不断受到新四军的打击。1945年4月,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集中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俘孙部2000余人,毙伤300余人,解放了阜宁县城,但共产党对孙良诚部还是采取了争取的措施。

就在周镐动身去孙部前,保密局特务突然把他逮捕,押送到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徐楚光得知周镐被捕的信息后,知道内部出了叛徒,下令周镐的交通员以及与周镐有联系的所有人员统统转移。周镐在看守所中坚不吐实,除了叛徒刘蕴章提供的“罪证”外,保密局找不到其他指证周镐“通共”的证据。此外,周镐在保密局里熟人也不少,他与二处副处长黄逸公的关系很铁,黄逸公去找毛人凤说情,愿意出面担保。于是,1947年1月,周镐在保密局看守所被开释回家。

1947年10月间,蒋介石接到密报,说孙良诚和李济深有“勾结”,“密谋反蒋”,遂指定周镐前往孙部调查。

周镐来到孙良诚总部,开门见山,说:“兄弟奉蒋主席之命前来查明你‘勾结’李济深,密谋反蒋之事。”

孙良诚大发牢骚:“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老蒋对我百般猜忌,这样下去,叫我如何存身?”

周镐说:“老蒋那里我来应付。我看你还是要早下决心,另谋出路。干脆学学高树勋,来个起义!”

孙良诚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接触,又恳求周镐务必在蒋介石面前“多多美言”“力予通融”。

正因为周镐在蒋介石面前为孙良诚说好话,将其“通共”嫌疑摆平,孙良诚对周镐感激不尽。因为这层关系,在接到陈丕显的电报后,周镐立即前去策反孙良诚。

周镐到达孙良诚的军部时,孙良诚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焦头烂额,一见周镐连声说:“总参议来得正好!当此关键时刻,务望总参议给孙某指出一条万全之策。”周镐说:“少公早有率部举义之心,缘何反反复复,动摇不定?少公如此失信,使我有何脸面去见中共领导人,为你说项?”

孙良诚强词夺理:“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走这条路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我手下这些老弟兄,还望总参议理解。另外,我手下这么多人和枪,对方总得说点啥吧?”

周镐说:“当初双方已商定了起义的时机和条件,少公一再违反协议,错过了多少良机!现在解放军大军压境,贵部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此情势下,只有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

周镐从孙良诚处出来.又悄悄找到副军长王清瀚,请王配合自己行动,迫使孙良诚率部投诚。王清瀚立即瞒着孙良诚召开了一个会议,将军部和二六○师的师、团级军官们找来,把他们就地软禁。如此一来,孙良诚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紧接着,他得到报告,得知自己的宝贝疙瘩——教导团已被解放军缴械。他知道无路可走,长叹一声:“投诚就投诚吧,还有什么说的。”

周镐陪同孙良诚一起乘上一辆吉普车,前往七八里外的解放军五师师部。在五师政委方中铎的劝说下,孙良诚不得不掏出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了“放下武器”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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