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

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

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变动。对此，中共中央在高举抗日旗帜的同时，声援张、杨的义举，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初步基础，体现了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西安事变令南京政府极为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向西安进攻。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活动。

国民党的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颇为复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都密切关注事变的动态，他们有的支持张、杨义举；有的态度暖昧，骑墙观望，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从本国在华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态度各异。日本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它灭亡中国的野心，因而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除公开威胁亲英美派外，还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英、美等国力求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势力控制，对自己不利，因而支持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估计。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指责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这些指责，既伤害了张、杨，又助长了南京“讨伐派”的气焰。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张学良、杨虎城独立决定的，事先并未告知中共方面。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1]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得到消息的当天，毛、周、博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12日深夜，毛、周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

在情况尚不甚清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和对策。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共”的立场。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3]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提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4]针对会上“审蒋”“除蒋”等不同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5]面对这一突发事件造成的复杂形势，他还提醒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6]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最后作结论时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7]

这次会议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下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后形成的最终决策奠定了基础。[8]

审时度势，独立制定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对及处理突发事变不仅需要灵敏的信息和对事态发展的准确把握，而且还需要靠前指挥、相机处理和当机立断。这在远在数百里之外、通讯和交通手段都极为落后的保安是难以做到的。为此，13日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协助张、杨处理事变。

周恩来17日抵达西安后，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9]第二天，周再致电中央：“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10]同时，国民党内亲日派和英美派的态度也日趋明朗：亲日派竭力鼓动讨伐西安，而英美派则愿意为保蒋作出妥协，端纳、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赴西安。周恩来将这些形势的变化连电中央，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这些对于中央最终作出正确决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依据上述情况，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抗日联军，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五项要求；同时明确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1]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表示，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治解决和保证蒋的安全自由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他指出，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予打击”。他明确地提出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认为，“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12]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张闻天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不站在反蒋的立场”，认为“将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13]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两个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央随即指示周恩来、潘汉年，在同南京谈判时声明，在有关条件得到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科学分析，独立自主提出来的，是“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尽管它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但仅仅五六天时间，经过民主讨论，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作出经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集体智慧、民主决策的精神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据19日政治局会议记录，毛泽东在会上曾经讲道：“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而在事实上，这个通电在当天即发出了，国际指示是20日才到的。

居间调处，弥合分歧，

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中共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动员各方力量调停宁陕双方的矛盾，并“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使之朝着于人民、民族有益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一场险将危及全国的大内战，体现了党化解复杂矛盾的能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做好西安内部的说服工作，使东北军和17路军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步。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周恩来分别做他们的说服工作，从而使西安三方取得了一致，为与宋氏兄妹、蒋介石的谈判奠定了思想和行动基础。

到达当晚，周恩来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张首先谈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方面的动向以及各方面的反应。他表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