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防敌突袭，把人心向准备打仗上凝聚

杨勇身经百战，深谙韬略。从得知自己将要戍守西域，又见“三北”军区人事布局阵势异乎寻常，很快便意识到毛主席已经未雨绸缪，准备打仗。毛泽东对战争可能发生的预判能力，同时代的军事家难以望其项背。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杨勇相信，“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作为一个战略方向的指挥员，他必须抢在战争发生的前头，立足早打，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杨勇利用政治局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的间隙，与几位熟悉的同志个别交谈，对新疆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

杨勇找徐国贤交谈时，徐国贤几句开场白颇不寻常：“新疆虽不是八荒之地，但戈壁沙漠不见边际，内地去的人不是熬几个年头就能适应的。人常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关，你的脚都跨进60岁的门槛了，就算精神不老，身体能行吗？”

徐国贤没有说错。1913年10月出生的杨勇，再过4个月就加入到花甲行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花甲之年勿言志，何况杨勇的肺气肿时常发作。徐国贤担心杨勇到新疆把身体折腾垮了。

杨勇听罢笑着说：“我那个老乡左宗棠可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呀！当年一路抬棺西进，收复伊犁时已是古稀之人了。没有以死报国的决心，哪敢长途举兵与沙俄军队较量？现在为了对付新沙皇，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埋在天山脚下也值得！”

徐国贤明白，杨勇是在借古明志。于是拍着沙发说：“你杨司令有这个决心，我也不打算离开新疆了。当年我跟着王胡子解放新疆，从来没想过离开新疆。后来调我去抗美援朝，仗一打完我又申请返回新疆。解放新疆时我带的2军5师，就是抗战时期在南泥湾大生产的359旅，1954年10月，10多万驻疆部队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命令，5师在阿克苏就地整编为农垦第一师，开赴塔里木屯垦造田。那时我就立誓：‘活着干在塔里木，死了埋在塔里木。’可是‘文革’一闹腾，林彪一插手，新疆乱套了，不光自治区乱，军区也是七拱八撬。‘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天下乱’，批林整风一年多了，两派还在争高低，打派仗，形势怎么能稳定？这回调你坐镇新疆，我举双手拥护！”徐国贤的兴奋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杨勇和几个熟悉的同志交谈后还得知，无论自治区、军区还是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中都有两派群众的代言人。“文革”前党委开会，有时同志之间的看法也难免相左，但最后总能形成决议。那时思想也有交锋，但感情不会受伤，认识统一了啥后遗症也没有。后来不行了，自治区、兵团领导有时开会，唾沫星子都溅到对方脸上去了，拍桌子，抢话筒，就差没有抡拳头。党委会还没结束，会议内容便上了两派群众的大字报。

面对乱象环生的新疆，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杨勇，没有急于定下治乱决心。他反复领会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新疆作战问题的指示，深入理解“依托天山，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方针，全面梳理局势不稳定的各种因素。透过种种表象，本质渐渐清晰起来。

经过深入剖析，杨勇发现新疆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能够凝聚全疆人心、形成各派认同的现实目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目标只能是“要准备打仗”。这既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是新疆面临的实际情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杨勇相信，无论哪一派群众，也不愿意落下“干扰战备”的坏名声。他想,把被派性扭曲的各种力量朝准备打仗的大方向上引导，广大群众应当是能够响应的。就是少数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也不敢在“要准备打仗”的大事情上兴风作浪。

厘清了问题的头绪，“搞活天山，防敌突袭，把人心向准备打仗上凝聚”的工作思路形成了。杨勇的决心是：坚持批林整风，扭住准备打仗，把新疆面对的敌情讲透，把防敌突袭的口号叫响，把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战备的具体任务，按照领导干部的分工落实到人头。“谁家的娃谁管，谁家的牛谁牵。”不管哪一级干部、哪一派群众，在准备打仗的工作上要真用心、真使劲，不能“瘸子打围——坐着喊”。谁制造干扰谁承担责任。

杨勇还设想，围绕准备打仗这个大目标，调动一切宣传手段，大造爱国爱疆舆论，大造克敌制胜舆论。用准备打仗的正气，瓦解涣散人心的派性，排除妨碍大局的阻力。

6月4日，刚刚抵达乌鲁木齐的杨勇，被安排在野营地延安宾馆暂住。这座四围高墙的大院，是新疆的国宾馆，林木葱茏，环境幽静，七八栋欧式别墅像棋盘上的棋子，错落有致地摆在宽阔的青草坪上，别墅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没有国宾入住时，自治区的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杨勇看着警卫森严的宾馆琢磨，如果在这里开会也跑风漏气，原因就不能在围墙外面找了。

当天晚上，自治区和军区两个党委常委会就在延安宾馆召开。第一书记传达完北京会议精神，杨勇作了一个表明态度的简短讲话，集中讲了加强团结、准备打仗、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苏修亡我之心”不能得逞的问题。杨勇虽然没有阐述初步形成的工作思路，但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到会同志已经明白，杨勇下一步的抓手就是团结和战备。

6月初的乌鲁木齐,白日晴空如洗，夜晚皓月似盘。杨勇在林荫道上漫步，空气清新，呼吸舒畅，思维也活跃起来。刚才常委们在会上的发言，大多数还是围绕着加强团结和准备打仗讲的，基本想法同自己不谋而合，这使杨勇看到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为他把工作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丰富了内容。这一夜杨勇睡得很踏实。

6月6日，杨勇主持军区常委会议，讲了军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明确提出批林整风要坚持抓革命、促战备的方针，把运动成果转化为维护团结、加强战备、搞活天山、防敌突袭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要围绕团结和战备凝聚军心。希望在这方面军区为地方作榜样，机关为部队作榜样，干部为战士作榜样。常委一致赞成杨勇的想法，有几位同志还补充了一些具体意见。

会后徐国贤陪杨勇去看作战室。看着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图板，杨勇对作战部部长孟魁武和几位副部长说：“自治区那边我是兼职，军区这边我是司令，这地方我可是要常来的哟!你们把毛主席、周总理、叶副主席关于新疆作战问题的指示找出来，我得从头学习。还有作战方案，我都要仔细研究。”

从6月初到下旬，杨勇除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外，其余时间主要研究准备打仗的问题。无论是在办公室、作战室还是回到家里，杨勇常常盯着敌我双方的部署图凝神沉思，目光在横亘新疆中部的几千里天山上来回扫视，透过峰峦叠嶂，寻找克敌制胜的战场和阵地。深思熟虑之后，杨勇就战备工作的筹划问题向军区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经过充分讨论，对下一步的任务拟定了三大项目：

一是勘察天山南北，研究经营天山、搞活天山的问题；二是修改作战方案，研究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问题；三是召开边防会议，研究阵地建设、防敌突袭的问题。

勘察地形由杨勇组织实施，后两项按照分工，由军区领导带工作组，分头到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和边防部队蹲点调研，写出专题报告。工作组返回后向军区常委会汇报，然后梳理归纳，由机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逐项落实。由于重点突出，要求具体，时间节点明确，军区领导和机关部门的工作棋局都活起来了。

那时候林彪“突出政治”的流毒还未肃清，部队工作在时间分配上约定俗成：“政治运动要多少占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军区常委工作纲目明确后，有的常委提出，批林整风是重点，应当把时间比例划清楚，防止有人说三道四。

杨勇坦然地说：“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政治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军事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战术。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批林整风，把这个重点和其它工作并列起来，反而会把重点冲淡了。强行规定时间比例，万一因什么事情落实不了，还会引发别的问题。”

杨勇这一番满有哲理的弯弯绕，既统一了军区常委的思想，又避免批林整风过多占用战备工作的时间。机关同志反映，原来的工作剪不断，理还乱，做了很多无用功。现在纲举目张，一伸手就能抓住“真枪实弹”，“工作脱靶”“机器空转”的现象基本得到了纠正。

杨勇清楚作战方案对一个高级指挥员意味着什么。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如果把战场比作舞台，把指挥员比作演员，作战方案就是脚本。天天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连作战方案都不审定，准备工作从何做起啊！

杨勇看到稳定新疆局势，关键是消除干部和群众“打内战、争高低”的派性，把上上下下的注意力转移到准备打仗上来。杨勇同新任军区政委郭林祥都认为，稳定部队局势，必须先从军区机关抓起，把机关的派性搞臭，让它没有市场。

杨勇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搞运动也得准备打仗。派性是战备工作的干扰和阻力，要坚决排除，不容迁就。新疆批林整风联系实际，主要是肃清林彪逃跑主义思想的影响，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落到实处。军区机关要按照打仗的要求强化职责，区分任务，在准备打仗的工作中鉴别干部、选拔干部。

杨勇这个主导思想，分散了两派“打内战、争高低”精力，得到军内外群众的广泛响应。想挑起矛盾、挑起派性的人，在准备打仗的大趋势下收敛气焰，偃旗息鼓。军区机关几个乱折腾的骨干，被套上了准备打仗的紧箍咒，想拉帮结派也没人跟着跑了。各个部门围绕着准备打仗运转，机关工作秩序逐渐上了轨道。

在稳定新疆大局的同时，杨勇认真学习中央领导人对新疆作战问题的历次重要指示，仔细研究1963年罗瑞卿在新疆进行战场勘察后形成的战备方案，还翻阅了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方略。在这期间，杨勇同军区第一副司令徐国贤、副司令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张竭诚、副参谋长钟光国、作战部部长孟魁武等人，一有时间或者围着作战室的沙盘转，或者盯住墙上的图板看，或者拿着战备方案来回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们，未雨绸缪，先机谋划，他们决心在敌我较量中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讨论关系全局、决定胜负的战备方案期间，几个烟鬼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已下决心戒烟的杨勇，这一段时间也抽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连饭菜的味道也吃不出来了。孟魁武烟瘾特大，只要自己抽总要给杨勇递一支。当年冬季杨勇因肺气肿加重大病一场。孟魁武责备自己说：“那些日子，烟灰缸里堆积的烟屁股比盘子里的菜还多。杨司令病情加重，我们这些烟鬼罪不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