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断不断，令出多门”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并不高，却酷爱越级指挥，有时直接干涉一线指挥官的部署，朝令夕改，给他的黄埔学生们带来了巨大困扰。多种回忆录、研究著作对此点剖析甚详，本文不赘。

    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蒋介石这种行事风格，在内战后期可能被许多有心人刻意利用，增强了国民党战略决策部门推诿、扯皮的习气：既然蒋什么都要管，那部门负责人什么都不管就不算是什么错误；进而言之，部门负责人作为部门的专门责任人，尽管不再负有专责，但以尽专责之心，向最高统帅献计献策，查漏补缺，甚至专门提供一些逆向思维之方案，则蒋亦丝毫不能苛责其过。但战机也就在这看似完美无缺的“程序正义”中溜走。

    卫立煌在东北战场的所作所为就透露出这样的气息。

    卫是国民党军中少数几位能战的大将之一，抗战后期担任过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出击怒江，为民族立有战功。但有本领的人总是有个性的，蒋嫌他不够听话，让他遏制住日寇攻势后就架空了他，抗战胜利后更让他赋闲。据说，这时期他就决心反蒋。但蒋介石丝毫未能察觉此点，1948年年初，在卫立煌出国考察归国后不久，就任命他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取代被林彪打得毫无办法的陈诚。卫立煌反蒋、反内战，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对蒋的“重用”自然毫无感谢之心。于是，他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好像就只有一个重点：以合理的方式，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的姿态，反对蒋介石对东北战局的一切意见。

    1948年3月，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东北局势相当不好，想要把长春一带部队南撤，更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立刻提出反面建议：“野战风险太大，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这个建议其实是符合蒋的心意的（无论在意识或潜意识中蒋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大城市），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就到了5月初。这时东北战场比较沉寂，蒋介石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把主力撤至锦州。他秘密通知卫立煌到南京面商。但这次卫只派廖耀湘等代表他前往。他做了许多专业的分析，归根到底一句话：“林彪太强大，野战太危险，蒋介石如果一定要撤退沈阳主力，那么，就要增派3个军的部队到东北（他当然知道按照这时全国的局势蒋介石是无论如何派不出这3个军的）。”这个建议对廖耀湘这些统兵大将是有利的，谁都希望自己手中的兵将多、更安全。他们于是都支持卫立煌。蒋介石听罢觉得卫的意见也有道理，加上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放弃沈阳、长春这些大城市，于是又拖。到了6月间，廖耀湘作为战将本能地意识到此时的辽南有战机，向卫建议出击营口，好给部队留一条后路，卫以一个十足老官僚的姿态告诉他：“丢失东北的罪名谁也承担不起，最好的办法是整补部队，等待关内增援。”还是拖。待到9月，辽沈战事已起，卫立煌在几乎全部的战略判断上仍与蒋介石逆向而行。如蒋介石希望与解放军野战，卫立煌便强调守备。蒋介石要沈阳主力冒险去救锦州，卫坚决不同意，他和代表蒋介石的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激辩：“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这是土话，即写军令状划押之意）！”而这一拖，终于将廖兵团十万精兵断送得干干净净——就事论事（也就是不考虑战机问题），战局的发展倒还相当吻合他的预判。这就是专家存心把事情搞砸时的专业能力。

    就具体的指挥能力而言，卫立煌当然是高过蒋介石的，这是他每每与蒋介石唱反调，蒋反而被他说服的原因。这也是东北战场蒋的各位大将都有意无意支持卫立煌的原因——像蒋介石希望野战中一举击破东野主力的构想，对任何一个略通事务的将领来说真是痴心妄想。但问题真正的实质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处境已万分危险！蒋介石以他政治家的眼光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能力在军事上作出相应的部署，又不肯放权让他人真正执掌兵权。卫立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并不实际掌握兵权，但有足够高的地位指出蒋介石军事部署的各种荒悖之处，于是事情便只能拖下来。

    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失败印证了一句老话：危机时刻，任何决定都好于不做决定。金冲及公允地指出：卫立煌“到东北后对蒋介石的决定、特别是将主力撤出沈阳的命令一再反对，或拖延不办，这对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胜利是有利的”。

    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掣肘之意并非毫无察觉，但他的解决方案居然是这样的：

    蒋介石既拿不出一个完善的方案，在部下的反对下，难以顺利地推行自己的作战计划，卫立煌持不同的作战方针，蒋对卫也只好听之任之。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要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于是采取了超越指挥体制的办法，直接向卫立煌的部下下达指令，以使级别较低的将领接受自己的命令。他一方面提高廖耀湘的兵权，让他统率沈阳主力，一方面又提高范汉杰的兵权，让范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驻扎锦州，负责打通沈锦交通。

    这种政客的手法，除了更深地激怒卫立煌，完全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加混乱。这样一来，廖耀湘、范汉杰等人也有专断之权了，而他们又同时要受蒋介石、卫立煌的直接指挥。简言之，能出主意的越发多了，能下决心的人、能担责的人，越发少了。对比中共中央1946年6月对中共东北局主要领导分工的调整，我们后人不能不说蒋介石的政治决断力是很弱的，人事处理的格调是很低的。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推诿、扯皮之风的根源，就在蒋本人身上。

六、“因私乱军，坐断残机”

    国民党军内派系重重，在战事急切之时，经常发生因私人恩怨而敷衍塞责、甚至拒绝救助友军的事情。孟良崮战役时，国民党整83师师长李天霞对张灵甫的态度是一个很有名的案例，甚至还被搬上了电影荧幕（他是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的原型）。这种风气的根源，还是来自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军中核心人物。即使在军事总崩溃阶段，他们的这种因私忘公的倾轧、拆台之风，亦未有片刻停歇，这对加剧国民军灾难性处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此种情况，国内史学界、知识界已多有了解，本文在此仅征引几段郝柏村作为历史见证者所发的感想，亦足以让后人感慨不已。

    郝柏村在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九年六月反省录”时说：

    北平和谈破裂后，蒋、李的矛盾与权力斗争激烈，实已将如何制共，置于次要地位⋯⋯

    由于蒋、李斗争，无论台湾、广州、重庆，就西北中央剩余力量，全无统一的战略。就整个情势，可以用分崩离析喻之。

    他在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九年八月反省录”时指出：

    此际蒋公与桂系之间，斗争无已。政府形式上由李负责，在广州；而蒋公则已在台湾，为最后基地之部署。蒋、李之间的权力斗争，蒋一面以黄金、外汇运台，掌握仅有的财力；一面成立总裁办公室，坚持以革命领袖身份，不放弃军令权。

    由于蒋李分裂，顾祝同一面执行蒋公意旨，又必须适应桂系的压力，其参谋总长务，一度被李免职，但未获阎锡山支持（须由行政院长副署，命令始能生效），故顾终未交卸参谋总长职务。

    郝柏村将军曾作为顾祝同的上校随从参谋陪伴蒋介石于1949年12月10日飞离成都，后又作为侍卫长在1967年至1971年间随侍在蒋的身边，对蒋的感情毋庸置疑。但当他以较为公允的态度来思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时，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也是很难压抑内心的愤懑之情。

七、“谬识外援，不得其要”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不可能不受到外国力量的影响。外援的强弱有时能够直接影响一股政治力量的兴衰存亡，对于处于逆境的一方来说，如何吸取外援、利用外援就更是事关生死的一大课题。对于这一点，共产党人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使得他们1945年后在利用外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中共东北的政策来看，中共利用苏联的外援有以下几个基本立足点。一是立足自我，独立发展，绝没有依赖思想。东北光复后，不少中共人士对苏军抱有很大幻想，认为苏军将大量免费供应武器，但黄克诚等人对之有相当清醒的意识，立足自我，这对中共在东北顺利打开局面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二是经过争取，来自同一政治阵营的外部援助是值得期待的。三是外部援助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它能够提供背景依靠，使己方危机时刻获得更多的回旋空间。陈云1946年6月起草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时，在第二段写道：“坚持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毛泽东修改该决议时将“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这一句删掉了。但这不意味着外援对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不重要，比如东北南满根据地在应对国民党进攻时，曾将伤员转移至朝鲜境内。四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外部的支援，一支武装力量是很难单独生存的。因此，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中，共产党方面宁可放弃江南膏腴之地而在东北求发展。江南虽然富庶，但共方很难得到外部支援。五是需要在现有国际法的框架内（亦即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合理利用外援。

    国民党对外援的重视比起共产党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三大战役后，许多人更是依靠美国干涉的幻想来打发时日了。但令人称奇的是，美援虽然这么重要，但国民党方面对如何利用才能吸引美援、如何才能借助美援之力，包括蒋介石在内，一向却没有什么明确的章程，有时甚至显得“自力更生”过头。比如放任胡宗南部、马家军势力随随便便地就在西北地区和解放军主力会战，而不是严令其必须撤到某个能接收“美援”的地方等等。数十年后，郝柏村反思这段历史，对蒋介石近乎脱线的思维方式，万难“同情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