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至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内战中取得了战略主动权，虽然在总兵力上还居劣势，但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的军队。需要指出的是，解放军所取得的主动权，不但是相对的，一定意义上还是脆弱的。此时国民党军的反扑能力还比较强，令解放军不得不仔细提防。比如，东北战场上，长春久围未克，廖耀湘兵团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华北战场上，傅作义集团实力较为雄厚，华北野战军很长一段时间对它只能保持“钳制”态势，“拖住”它不向东北战场增援。在华中战场上，大别山根据地的处境一直是困难的。直到1948年6月，“国民党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占优势，并经常对鄂、皖解放区的中心区进行穿梭‘扫荡’，全区仍处于游击战争的局面”。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集团虽然迭受重创，但仍具有一定的攻击力，在1948年4、5月间的西府战役中，它使西北野战军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在该战役中西北野战军共计减员1.49万人（西北野战军主力不过7万人左右）。而在中原战场上，虽然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捷报频传，但国民党方面的邱清泉第五军、胡琏的第十八军，包括黄百韬兵团等，战力均不可小觑。粟裕发动的豫东战役虽然歼敌9.4万人，使国民党军从此丧失了发动战役进攻的能力，但自身伤亡亦达3.3万，华野主力1纵、4纵、6纵等都休整多时才恢复了元气。

了解此背景，我们才能较为深刻地理解在筹划济南战役时毛泽东、粟裕等那种极其慎重的态度：首先，此战役的主战场虽在济南，华野却分出56%的兵力由粟裕直接指挥，准备打援；其次，做好长期的攻城准备，甚至准备打两三个月；其三，做好各种最困难的准备（如敌援兵已近而济南城尚未攻克），直至“根本放弃攻济计划”等等。毛、粟等人作出的这些“最坏的打算”并不是毫无缘由地夸大敌情，而是基于现实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周密谋划的思想结晶。

在回顾1948年年底开始的国民党政权军事总崩溃这历史性一幕的时候，后人需要对崩溃前夜的历史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可能真正深入了解国民党军事总崩溃所包含的极其剧烈的戏剧性因素，也才能深刻总结其中各种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经验。

1948年9月中旬开始的国共战略大决战的结果可以说完全出乎国共双方的预计。国民党方面自然是对自己败亡之迅速、惨烈毫无准备，而共产党方面对取胜之顺利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像济南战役是攻城之战，守城者又为国民党方面数得上的名将（王耀武），毛泽东原来最理想的设计，是用20天或1个月攻克济南，结果仅用8天时间，华野即全取济南，歼敌11万，自身损伤不过2万（攻城历来容易造成自身的极大伤亡，如东野攻打四平，华北第1兵团攻打临汾、太原均如此，华野攻莱阳亦如此——这个战例下文还将提到）。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才真正令世界瞠目结舌：自1948年10月9日（东野开始攻打锦州）至1949年1月15日（平津战役结束），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方面被歼200余万部队（包括三大战役以及国民党在其他战场损失的兵力），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相对于共产党而言，国民党一直就像是一个庞然大物，至1948年秋，在双方角逐的过程中，这个庞然大物已尽显外强中干的疲态。谁也想不到，中共一发力，它居然就立刻、干脆地拦腰折断，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这一崩溃态势出现得这样突然、绝然且无可挽救，堪称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观。

但国民党政权军事总崩溃的奇观性还远不止于此。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看到，自1948年秋冬之际开始，国民党军事总崩溃的态势一直延续，直到1950年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在中国大陆成建制的抵抗被完全粉碎。原本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尚有军队200余万，在一些地域还有征兵潜力，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有不弱的战力，一些地方武装如“西北三马”也有些战力且有较强的战斗意志，但它们均无所作为，其军事部署均乏善可陈，其无能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共产党方面的想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军事总崩溃的同时，国民党政权的作战意志、组织性却从没有真正消亡（它在中国局部地域有效的组织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因是之故，就导致国民党军事总崩溃在军事方面的因素，研究者或有重新再讨论的余地。诚然，在国共内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共产党由小变大、以弱胜强是民心所向的结果。国内这方面研究甚多，汗牛充栋，兹不赘述。本文仅就事论事：之所以国民党政权有组织的、尚有一定作战意志和军事素质的540万军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被消灭干净，这其中既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者无可讳言的指挥天才的作用。同时更与国民党军事领导部门自身的“病入膏肓”紧密相关。这其中，除了蒋介石个人需要负主要责任之外，国民党其他所谓名将如白崇禧、傅作义、杜聿明等，其军事指挥也多有可指摘之处。其实不唯将领们，整个国民党军事集团参谋部门、情报部门等的运作，恐怕也极多官场的暮气、痞气、疲气。他们身上集聚了国民党军事集团种种历史的弊端。这些痼疾在抗战期间已暴露无遗。内战爆发后，由于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国民党军在战略态势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这些痼疾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地区发作，一时显得不那么刺目。而战至1948年秋的战略决战阶段，国共双方军力已经相当（解放军实力方面已占优势），但国民党对自身既有的各种弊病还无自觉的反省（被动的反省当然是有的，但等于隔靴搔痒），更无切实的改进措施，这些痼疾遂呈并发症的态势集中爆发，积重难返，直至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武装力量被完全消灭才算被根治了。从这个角度说，国民党军事集团所呈现的那种断崖式跳水的崩溃态势，其实并不那么富有戏剧性色彩，倒更多地体现了某种历史残酷的必然性。

一、“不识弃取，因小丧大”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不识弃取，因小丧大”实是导致国民党方面军事总崩溃的一极大诱因。粟裕曾经指出“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这其中，敌方统帅蒋介石最令其印象深刻的错误即：

从敌人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他又很小气。开始舍不得丢四十四军，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四十四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他又舍不得丢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结果，黄百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有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粟裕这个尖刻而准确的批评，概括说起来就是“不识弃取，因小丧大”。这个特点其实贯穿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指挥艺术”之中。只要解放军困住国民党军一部，但凡有可能，蒋介石就决不允许该部断尾求生，而必令其画地为牢，坐以待援。他自己一方面与受困部下称兄道弟，为其打气；一方面则严令其他机动部队作向心突击，努力解围（如能聚歼共军一部于困城之下更佳）。但结果经常是：围还未解，增援部队倒已经被人消灭了。更致命的是，解放军方面一旦识破蒋这一行为模式，就很容易从战略层面对国民党军作出预判。毛泽东经营三大战役明显贯穿了这条线索：郑洞国10万人被困长春，廖耀湘兵团就不能离开长春战场太远，需要保持随时增援、解围的态势；廖兵团不走，东北的其他部队当然就更不能走了；为了支援东北僵持的态势，华北数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也就不能南撤；而为了支援华北部队，黄淮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也就不得南撤——尽管这一带国民党的处境在豫东战役后早已极其不利，华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一地域的国民党任何部队发动猛烈攻击。如果说在大决战刚刚拉开大幕的时候，毛泽东对蒋介石战略层面的警觉性还有些提防，待战至酣处，他已对自己的“钓鱼心得”确信无疑。这就有1948年12月11日那著名的判断：“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可惜蒋介石对自己的这一弱点始终毫无觉察，在重大决策关口总是“忠实”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做了毛泽东希望他做的事情。其最后的精锐部队胡宗南也是这样被断送掉的。1949年10月，解放军已经整装完毕，磨刀霍霍，战火将燃向云贵川一带，他则摆出了一副老实挨打的架势，以宋希濂部10万余人从四川的彭水、黔江到湖北的恩施一带，构成一个筛子一样的绵绵数百里的长蛇阵，等候解放军的进攻。绝无重点、纵深，但求每地必争。其胡宗南部30万人则在四川境内四处布点，还有闲情逸致去钳制刘文辉、潘文华等“叛乱”行动（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从云贵夺路向两广一带奔窜）。等到二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宋希濂部的防守，胡宗南部也成笼中之鸟时，蒋便终于不再“小气”，于12月10日丢下部下“大大方方”地逃走了。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军事领导集团中有此弱点的绝不仅限于蒋介石一人。毛泽东曾照方抓药吩咐林彪等人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傅作义：“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后来事实表明，傅作义的七寸命门同样没能逃脱他的拿捏。

当然，纸上谈兵地来谈论“舍小就大”“断尾求生”是容易的，但具体执行起来，难度极大：谁都不愿意成为“被舍”的那一部分；突围起来，总有各种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并且许多将要丢弃的坛坛罐罐也都是令人惋惜的；再者，任何一个组织中都会有一些成事不足的“高蹈”的评论家，他们将对任何事情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尤其在巨大损失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突围的领导者不能不从人性的角度掂量这些攻击的分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过多地纠缠于这些问题无疑是乡愿之论。人们于此可以对比考察解放军处于逆境时几场著名的突围之战，更能产生许多联想与感慨。以中原突围为例，当时被困的解放军部队不可谓不少，有6万余人（解放军彼时总兵力不过120余万人），其中的高级干部也不可谓不少（如郑位三是中共七大44名中央委员之一，陈少敏、王震是中共七大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的两位，中原军区司令李先念、副司令王树声都是解放军内战功卓著、声望很高的战将），但中原军区却在全无外援的情况下，在30万国民党大军的层层包围下独立展开了突围行动。中共中央和中原军区都做好了面对最残酷战争现实的准备，甚至包括牺牲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人的准备。虽然中原突围最终的损失没有预想的那么惨烈，但也足够令人触目惊心（如王震部队原来从延安出发时有5060人，突围后返回延安只剩下1893人），而李先念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部分人的理解、原谅。但中共高层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一直有充分估计，刘少奇在1947年1月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中原部队在外线作战，今天已经起了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的作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