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对遵义会议作用的具体评价中，当今普遍的表述是，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而关于政治路线问题，一般认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上述说法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难说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与政治路线无关联，因为政治路线是各种问题的核心，统领组织、军事等问题；二是，关于遵义会议，人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评价，就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如果说政治路线没有改变，遵义会议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治路线，那怎么能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呢？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表现在政治、组织、军事等许多方面，而首先和集中的表现就在政治方面，组织、军事等方面的错误与政治路线紧密相关，甚至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

出现上述疑问，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的作用，特别是遵义会议与政治路线转变这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作用的重要问题，有着讨论和澄清的必要性。

遵义会议是否改变了政治路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遵义会议就不会有那么巨大的历史功绩。我个人认为，遵义会议在改变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同时，促动了政治路线的转变。

“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后被停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破产。它已经难以为继。遵义会议在集中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决了其整个路线，包括其政治路线，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决议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集中批评，最后归结到了从政治路线角度批评的高度。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具体表现就是“单纯防御路线”：一是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三是分兵主义，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四是没有利用“福建十九路军事变”这样重要的有利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关键条件。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而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它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决议所指出的这些错误，不仅是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而且许多是政治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语境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八七会议指出陈独秀等“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六届四中全会上，批评立三路线是“冒险的机会主义”“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等。中央苏区“左”倾路线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排斥，也是指责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样，对“罗明路线”的批评，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决议还明确指出“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方面的一些政治错误，如批评博古在“正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的结论是“机会主义的结论”，博古支持和放任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计划秘而不宣，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把主力红军变成掩护队，使之行动迟缓等，“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特别是长征初期的“避战主义”和“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的方针，表现出博古、李德“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基于对上述错误的认识，遵义会议决议要求把批评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被定性为“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实中造成严重失败的路线，遵义会议后还会被继续执行吗？所以，被停止是一种必然。正因为遵义会议后废弃了过去的错误路线，因此，毛泽东后来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而“过去的路线”“都不能起作用了”，这既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也是现实状况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停止过去的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与之不同的新路线（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个形成的过程），这是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共中央，要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危局，就必须在扬弃中纠正错误和前进，实行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政治路线。

军事路线的解决实际上促动了政治路线的转变

遵义会议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人们的共识，其意义非常重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上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和首要工作，它覆盖党的全部工作范畴，统领军事斗争的军事路线集中地体现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路线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就曾指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并且，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密不可分，军事战略、军事计划和军事部署，都依据政治路线指向、政治目标而确定。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基本目标、具体运作过程及其他环节的配合等，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是政治的反映和继续。

具体到遵义会议时期，军事路线改变的政治意义就更加突出。其时，中央红军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敌情严重，军情紧急，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共中央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摆脱极端危险的军事局势。军事路线关系到党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全局，影响重大而深远，这是中共中央当时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正因如此，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的批评和否决，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阐述和肯定，取消“三人团”，毛泽东补选为中央常委等决定，解决了军事领导，改变了军事路线，其意义不仅仅在军事斗争方面，不仅仅在军事指挥和军事战略及其战术等方面，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军事路线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革命时期的军事路线问题，而是有着鲜明历史标记的，事关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全局的政治问题，是党当时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因此，遵义会议关于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的改变,对政治路线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意义非常重大和鲜明。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后来评论说：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改变军事路线，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政治路线改变的意义。实质上，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益。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根据瞬息万变的军情,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巧过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终于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摆脱了长征初期中央错误领导造成的被动挨打局面。而随着军事胜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取得了战略转移——长征的伟大胜利，突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局。概括地说，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开始了全党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时期。正是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已经为此得出了结论，而遵义会议改变军事路线的硕果，在其后中国共产党开创崭新的政治局面和取得辉煌的胜利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遵义会议的最大特征和作用，是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会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形成“毛泽东——洛甫”这一领导体制。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而它则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进行领导。同时，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所担负的实际职务。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各项决策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

毛泽东领导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敌我形势和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果断地放弃了预定进攻长沙的计划，改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在实践中探索、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红军由弱变强，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游击战、运动战等一整套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1930年至1931年，领导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跨湘赣闽粤四省，鼎盛时期拥有24座县城、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3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