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了从1981年10月发现董亦湘冤案，至1987年董亦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建立一座由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董亦湘纪念碑”的过程。这起冤案历时40多年，号称江苏省第一号专案。现将整个平反过程追记如下：

一、董亦湘简历

董亦湘——载入省志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江苏省志·人物志》，对董亦湘作了如下的记述：

    董亦湘（1896—1939），原名椿寿，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名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阳湖县（今常州武进）潘家乡董家旦人。中共早期党员、烈士。他读了七八年私塾，因天资聪明、学习勤奋，19岁时即在本地任塾师，教学严谨，颇得学生爱戴。虽身居闭塞乡间，但心系国家兴亡，在笔简上刻“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誓言放置案头。1918年秋，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字典部助理编辑。业余自学英语、俄语，阅读马列著作，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并常与陈独秀、邓中夏、俞秀松、沈雁冰（茅盾）等早期共产党人相往还。1922年初（注：现考证为1921年4月）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翌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他与沈雁冰、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等任委员。董亦湘为促进国共合作的迅速实现，为动员和组织江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上海、无锡等地陆续发展恽雨棠、廖陈云（即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张闻天、孙冶方等一批同志入党。1924年创建无锡第一个中共支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职。他频繁往来于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吴江、丹阳、镇江等地，作演讲、写文章、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开展革命运动。他和恽代英介绍管文蔚参加革命（加入国民党），参与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和侯绍裘等密切配合，领导群众反帝斗争，并与沈雁冰、杨贤江等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还参与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罢工斗争。1925年10月，中共组织派他和俞秀松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同校学生中威信很高，参加中大教务处工作，后受到王明宗派集团的诬陷打击。1928年瞿秋白、周恩来参加由第三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三方联合审查，推翻王明等妄加于董亦湘等人的诬陷不实之辞。后王明等在联共清党中又散布流言，说董亦湘是“托派嫌疑分子”。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当年秋，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到莫斯科，进一步迫害董亦湘。1933年初，联共调董亦湘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任远东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全权军事代表。1937年联共进行又一次大清党，因王明谗言陷害，联共当局将董亦湘逮捕入狱。翌年，康生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29期和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诬蔑董亦湘等人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接着，苏联的《真理报》和巴黎的《救国时报》也发文随声附和，谬种流传。1939年5月19日，董亦湘被迫害含冤而死。1955年1月17日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庭复查，认为董亦湘“没有罪行”，“死后亦应完全恢复名誉”。1984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为董亦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4月，中共武进县委和潘家乡党委在董亦湘家乡建立纪念碑，陈云为纪念碑题写碑名。

二、寻找董亦湘下落

根据原载《江苏革命史料选辑》1984年8期、后载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党史通讯》上的《关于我党早期革命家董亦湘历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反映：董亦湘于1925年去苏联后，曾与上海工作的胞弟董涤尘保持通信，可到了1932年年底这种联系中断了。此后务农在家乡的妻子龚宜大及年幼的儿子孝先、女儿梅珍等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已嫁出的女儿董梅珍带上夫婿和两个孩子，于1946年春打听到中共领导人中有个董必武，以为是董亦湘的化名，“必武”，必定是武进人的含意，因此她冒着风险到苏北解放区东台、兴化、宝应、淮安等地通过新四军的领导人叶飞、管文蔚和顾凤等查问其父亲的下落。管文蔚司令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办事效率很高的解放区政府立即给董老发电，但回电答复“董必武没有这样大的女儿”。

1948年，沈雁冰要去苏联讲学，董涤尘托其探听董亦湘的下落。沈雁冰不负重托，在苏联查问此事，但因苏方未肯透露真相，结果未获确实消息。1953年，董亦湘的儿子孝先、女儿梅珍分别写信给中央领导人、中组部和中国红十字会，请求打听其父的消息。后来接到中组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大意均是“暂查无下落，待查到后再通知”的复信。1960年，董涤尘请北京的中国红十字会寻找在苏联的董亦湘，正巧董亦湘的苏联妻子奥嘉依，也在请国际红十字会寻找已故丈夫董亦湘在上海工作的弟弟董涤尘，就这样双方接上了关系，之后互有书信往来。至1962年，因中苏关系比较紧张，双方中断了通信联系。奥嘉依曾在来信中告诉董涤尘，其兄在苏联伯力任职及被捕致死的情况，同时寄来苏联于1959年1月为董亦湘恢复名誉的通知和证明的副本，历经磨难的董涤尘严守这个秘密不敢有丝毫的透露。

三、惊喜发现董亦湘的沉案

时光一晃将近20年，终于盼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大好时机。1981年10月，武进县开始征集党史资料和编修地方志，我以武进县党史办主任和常武地区革命斗争史编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出席全省第一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上，全国政协常委、省党史资料征委会主任、曾于1928年担任过中共武进县委书记的管文蔚同志在谈到他早年投身革命的经历时，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管文蔚说：“1924年11月，我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是恽代英、董亦湘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对我的教育和鼓励，是我永志不忘的。”这使我猛然想起前不久，潘家乡史志办《潘家乡志》主笔徐荫良曾反映过该乡有位早期共产党员叫董亦湘，其子女还在的线索。

会议一结束，我就请潘家乡史志办通过董亦湘的子女提供进一步的情况，情况很快就来了，其中有两点事关重要：一是时年80岁的董亦湘的胞弟董涤尘，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副主委、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年董亦湘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他在上海读书，兄弟俩住在一起，对兄长董亦湘情况比较熟悉；其二是提供《上海青运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内有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罗征敬写的《俞秀松是我党最早的青年工作领导者》一文，该文详细记载了董亦湘和俞秀松等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以及董、俞等同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王明宗派集团开展斗争以及后来遭王明、康生诬陷被冤杀的资料。

这一发现，使我惊喜万分，深感此案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分量，于是在周必达、潘汉东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我果断决策，很快就组织力量，从事专项调查。

四、从大海捞针到打开局面

1987年3月，在江苏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县志办人物组组长金振之作了《在有生之年搞好编史修志工作》的书面发言。在此发言中有一段对查清董亦湘沉案的精彩记述：“对县志立传的重点人物，除函调外，我总是不辞辛劳，克服种种困难，发现线索，顺藤摸瓜，一查到底。如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是我县潘家乡人，他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30年代初，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时，与王明宗派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后来被王明、康生等人诬陷迫害致死。我根据潘家乡编志办公室提供的线索，和本组同志一起，在上海找到了董亦湘胞弟——80高龄的董涤尘，反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这位饱受沧桑、顾虑重重的老人消除了疑虑，提供了苏联寄来的书面原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跟踪追迹，奔波于常州、无锡、上海、北京之间，走访了40多位老同志，征集到几十万字资料，基本上查清了董亦湘的一生情况，特别弄清了他被诬为‘托派’陷害致死的史实，向中共江苏省委、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上报了关于董亦湘历史情况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在《党史资料专辑》和《党史通讯》上全文刊载了我整理的调查报告。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终于在1984年5月发出指示，为董亦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解决了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这是我县地方志工作中对党史人物的重大贡献，其中也有我的一份辛劳，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金振之等查阅的三千多份资料中，摘录了能为董亦湘沉案平反昭雪的证据。我简要讲以下几件：

一是文献资料《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记事录》原件，记述1923年7月9日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近的13名党员［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特立（张国焘）、糜文溶、董玉衡、郭景仁、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等］编为第二组，董亦湘为组长，他还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沈雁冰为委员长）；1924年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登载了董亦湘在上海各界代表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发表的《告今日追悼列宁者》的演讲词；1924年7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的董亦湘在上海夏令讲学会议上所作的《唯物史观》演讲稿全文。以上这些资料充分说明，董亦湘是一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积极宣传革命、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活动家。

1938年4月出版、向国内外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30期上康生撰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中，毫无根据地公然把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三同志诬陷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随后，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托洛茨基的国际活动》和巴黎的《救国时报》也随声附和，以董亦湘等组织“江浙同乡会”和反对王明等人为由无端地将董亦湘等指责为“托派”，以上这些资料也从反面提供董亦湘遭诬陷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