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陈晋

在人类历史上,为了生存而抗争,这样一支队伍的远征,其事迹常常引起后人的无限遐想和长久惊叹。当时和后来不少人,习惯于把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视为创造奇迹的军事大事,包括外国人,也常常把它同公元前218年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为攻击罗马军队率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艰苦行军(实际上只走了区区1800里路)相比。从军事上讲,长征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从政治上讲,长征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历史大转折,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一次大变局。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单是把红军长征作为军事事件来定性的。他在1935年就把长征比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并提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显然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提炼红军长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们谈红军的长征,事实上是谈论中国共产党。概括地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前在思想、组织和精神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历史性转折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大挫折大危机情况下,靠自己的思想自觉、实践领导和政治选择,创造了绝处逢生进而迎来巨大胜利的奇迹。

一个政党在危机中实现历史大转折,其思想自觉大体有三层意思:一是确实认识到以前的做法和思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二是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外力来改变过去的做法和思路;三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地推出新的决策,推进新的实践,并迎来转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思想自觉,其基本内涵也是这三点。今天人们概括的长征精神,其中就有一条:“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指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

要真正理解长征与中国共产党这三层思想自觉的意思,就不能不明了长征前由“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的做法和思路。在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到关键时刻,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对形势的判断很是奇特。它完全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些教条主义的盲目论断,直接影响到军事上的战略指挥,即照搬外国堡垒战和阵地战的打法,同强大的敌人死拼,丢弃了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法。在党内生活上,则把不同意临时中央的想法和做法视为主要危险,宣布要“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其结果可想而知。所谓长征,按当时的说法叫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匆忙选择,是一次被动挨打的突围退却。即使在被迫远行途中,也是没有章法,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

凡此等等,可以说是领导智慧和经验有问题,也可以说是军事指挥有问题,还可以从敌强我弱的客观背景上找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缺少独立自主干中国革命,实事求是进行实践决策的思想自觉。陈云后来在延安曾和毛泽东谈到,由于经验不足,自己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时候,也犯过错误。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经验不足的问题,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思想方法不对头,是事后的总结。长征前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真正成熟,不具备这样的认识水平。人世间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无路可走,人们不会下决心承认错误,更不会从根本上寻求犯错误的原因。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后,绝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甚至连一向谦逊稳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甩出一句重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恰巧,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了,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危机提供了客观条件。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根本上纠正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调整中央领导层的结构,弄掉博古负总责人的政治权力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请示共产国际,或由共产国际裁决批准。生死攸关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历史性的决断。

有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催生出实事求是制定各方面政策的思想路线,也就水到渠成。有了这种思想自觉,人还是那些人,队伍的作战风格却焕然一新。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毛泽东是长征途中实现中国共产党思想自觉的典型代表,后来多次从这个角度谈到长征的意义。他说,“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毛泽东《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7月12日)]“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1963年9月3日同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经过长征,“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根据毛泽东历次所谈,所谓思想自觉,根本要义在于不能照搬书本教条和外国的经验,而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不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危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不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可以说,没有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就不会有延安时期的理论成熟。

 

 

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熟

 

所谓组织成熟,主要体现为干部队伍的成熟。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谈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军事力量,一个基本的论断是:“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这个论断,缘自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有关论述。

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从8万多人锐减到七八千人,难免在一些人中生出悲观情绪。(毛泽东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这就遇到一个问题,长征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党内实际上有不同声音。为此,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专门进行了回答。他说:长征使我们党过去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为什么不是事实,毛泽东的依据是:“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毛泽东1935年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的讲话)

的确,关键不只在人数的多少,而在保留下什么样的人。只要有了思想自觉的人,不愁办不成难事,不愁没有光明的前景。毛泽东后来谈到长征,总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它的意义:“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年5月7日)]“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毛泽东1961年9月1日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时的讲话)

人数少了,反而更强大,是指思想经受了考验,能力得到了锻炼,幸存下来的是人间精华。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适应和创造历史新局面的,正是长征幸存下来的那些精华,他们构成了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新中国建设,甚至领导开辟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骨干。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更强大了,在于实现了团结统一上的涅槃新生。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策,甚至自恃人众枪多,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率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弼时和贺龙,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人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避免了分裂的危险,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经历这场风波,全党上下对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坚定了,执行中央重大决策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了。此后在统一和团结上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组织成熟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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