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

沙尚之


反右后在病中研究中国奴隶制度历史的沙文汉(1962年夏)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是建国后七年中影响最重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尽管已经过去55年,但这场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留下的深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今天,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模式中不时可见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但在不同条件下内容与名称有了变化,对于不知道历史的人来说,还常以为它们是新的,因而重温历史很有必要。

纵观我国历年政治运动,每次的口号看上去都不相同,但达到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是雷同的。这类政治运动共同的规律都是自上而下,从宣传看似重要的口号发动,以维护最高权力为目的。基本方法是通过“群众运动”对政治对手罗织罪名、揭发批斗,全面推开深化,加上“路线斗争”“阶级敌人”的帽子实现“全党全民”共诛,在迫使对手认罪后,写入决议并最后修改历史。

整个过程不需要法律程序,处理结案不需要审判、不公开真相、不允许辩护、有关档案归入“机密”。有关人的史实从此从官史中抹掉,不准再提及和质疑,否则就是“翻案”罪。因此,这些政治运动总是留下大量冤假错案,可以延绵几十年。

应当看到,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并非始于1957年,它可溯源到中国皇权统治的深厚历史文化土壤。但是它又决非纯粹出自中国,其中外来基因决不可忽视。中共建党初期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是苏共一个附属支部,其指导思想与运作方式,完全受苏共的操纵。早在反右运动前的三十年,在莫斯科的苏共已经产生出这政治斗争模式。斯大林主义的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分子,清党、肃反斗争的范式“启蒙”了幼年中共,使之学会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通过残酷无情的“路线斗争”树立领袖绝对权威。

中共执政前,长期实践并发展了这种政治斗争模式。例如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路线,延安整风,“三整”“三查”运动等。建国后又有肃反、三反五反、反高饶联盟、潘扬案件等。反右运动以后,更有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政治斗争模式的继承、变异和进化。通过“路线斗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政治对手,遂成为治党治国的主要手段,反右运动便是其中一个典型表现。

今天研究反右运动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政治斗争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通过对反右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研究,有助于我们汲取教训,走出不良政治斗争误区,努力建设以宪政、法治为核心,尊重民权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本文以1957年浙江省高层反右作为案例,探讨中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当时的国内与国际环境来看,反右斗争绝非偶然发生:建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迅速宣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中共一党执政地位。通过实行对农业、手工业改造,合作化运动,取消了农民自由经营和土地所有权,1955年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通过公私合营剥夺了工商业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1956年苏共20大的召开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引发波兰、匈牙利事件,也震动了中国社会对斯大林的暴政和专政的思考。接着中共八大召开,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民主。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1956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但是毛泽东主席并不认同八大的一些论断,他始终认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主要矛盾,对国内出现的闹事、退社、反个人崇拜等现象十分警觉,在195611月提出“第一要保护斯大林”,准备整风,思想改造。他指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够,还要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怎样开展这场政治斗争?战术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诱敌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先大力宣传“双百方针”、开展党内整风、鼓动民主人士提意见等等。到一定火候通过发党内文件和社论,直接指挥发动全面反击战。

在和平时期发动对内战争的方法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敌人就是党内外一切怀抱民主、自由政治理想,敢于对专制政治和权威提出怀疑与否定的人,而这些人的主要构成是知识分子。毛泽东首先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的前面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以确认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反右斗争主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围进行”,“消灭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这个运动很快从党外转向党内是必然的,中央领导人早在6月就说过“党内右派比党外更危险,不要姑息,不要轻信其检讨”。(陈修良浙江省委宣传部会议记录,19578月~10月)浙江省委党政班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右派案,成为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57年秋冬发生的这场斗争中,浙江省撤销了包括省长(沙)、副省长(杨)、省检察长(彭)、财贸部长(孙)及省委常委、省人委委员11人职务并开除党籍;此外省部级、厅局长级党员干部被打成右派的还有: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黄源、工业厅副厅长张光、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等高级干部;省委宣传部所属新闻、出版、广播、文化、新闻单位打出右派45名,撤销7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和50多名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在政府部门和政协任职的大批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其中仅浙江省民盟就有27%的成员成为右派。

分析浙江省这场政治斗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政治运动的一般特点和过程的基本环节。如同其他重大政治运动,大体由几个主要步骤组成。

第一步有预谋和策划而非自发。

通常是按上层意图根据需要选择斗争的对象,上下结合秘密进行。反右运动首选斗争对象是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原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和被领导认为对自己有不满意见的干部、党员。

近年来,有关资料揭示,1949年上半年最高层内部还有一项对从事城市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处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个秘密指示只下达到大军区司令,许多干部是不知道的。后人称之“新十六字方针”,此方针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得到了完全体现与证实,其中反右运动就是一次重要体现。

浙江省长、省委常委沙文汉,入党三十年来长期从事上海等大城市文化、统战、策反等工作,因而与文化人、工商界人士交往密切。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尽管他与潘汉年以前并没有工作关系,却被省委书记在各种会议神秘地散布沙“有政治历史问题,需要审查”,称他为“浙江省第二个潘汉年”。毛泽东多次到杭州,省委书记每次亲自接驾并严防省长与毛见面,对于沙文汉,最高领导早已心存芥蒂视作异类。

杨思一是浙东根据地的老资格领导人,解放初期因为工作关系与南下领导人意见不合发生过冲突,以及为当地干部不公待遇提出意见,从此不断受到历史审查和“地方主义”批评。沙、杨又都是浙江人,在省委一直被外来干部排斥和孤立。当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央摸透最高领导急欲否定“八大”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代之以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为主要矛盾的意图时,看准这个机会,适时推出沙、杨这两个准备已久的党内阶级斗争对象,完成了选择政治斗争对象这一步。毛泽东主席后来称赞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在南宁会议上他再次表扬上海的柯庆施,并称:上海对内部矛盾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

第二步是进行舆论准备,扫清外围,寻找突破。

1957年夏季,浙江省委多次传达最高领导关于反右意图的讲话。例如:主席说了“一篇文章就可以划右派”,主席说了“要抓大鲨鱼,对右派一看二帮不适用”,“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面不说”,“这次所有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尤其是某些老干部是过不去的”,他提示:(浙江)有人对民主人士宋云彬等“温情主义,这就是右倾……”。特别提出整风中要揭发资格老、职位高的人“不管头发有多白,资格有多老,都要揭发”。通过这些讲话引导党内向斗争目标集中。

按照战争习惯思维,为取得胜利,在战术上需先扫清外围然后中心突破。经过策划,浙江省党内反右运动的外围突破首选省文化部门。柯庆施8月从上海调来陈冰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这场斗争。原来的代理部长陈修良尚未受批前已被夺权,证明她早被内定为目标。除了她本人原因外,也由于她还是沙文汉的夫人。另一个突破口是省工业厅副厅长张光。因为他与杨思一是浙东同乡、老同事,又敢于多次向中央写信批评省委对杨思一的不公。陈和张被称为“反党急先锋”,是沙、杨的“哼哈二将”。

陈修良的主要罪名是:“反党”,这是因为1956年她在党代大会上指名批评省委书记和新一届省委候选人作风粗暴;“否定阶级斗争”,是因为她按照“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主要矛盾论述,修改了一篇称目前形势阶级斗争依然尖锐说法的文章;“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她提出无产阶级不应一党专政,要有群众和多党监督;“反苏”,是因为她对斯大林肃反错杀有意见,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包庇资产阶级”,是因为她称知识分子有气节“士可杀,不可辱”等等。为了使火引到主要对象身上,“知情者”不惜造谣。沙文汉前秘书称陈修良1956年党代大会发言是沙文汉看过后支持的(实际上当时沙文汉在北京并不知情),这样陈是受到沙的指使,共同反党证据就成立了。扫除外围后,立即直捣中心目标。

第三步是抛材料,群众揭发,罗织罪名,形成决议。

通过自上而下群众揭发、大字报、大批判围攻政治斗争对象,这是中国政治斗争又一个特色。这种揭发先由几个忠实积极分子出面,抛出上面事先整理准备好的材料,提供不知情的群众作大批判的“弹药”,同时对运动揭发方向定下调子。沙文汉的罪名之一是包庇右派宋云彬。最早由全国人大代表(书记处书记的夫人)抛出材料,揭发一届四次全国人代会期间,作为省人大代表团团长的沙文汉对宋云彬、李士豪等民主人士右派,拒不执行省委多次电话要在北京会议中就地批斗的指示,甚至还对他们安慰“要沉住气”;此外,更有一些“知情人”揭发沙文汉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以主张“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来否定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沙文汉经常提倡团结知识分子,尊重民主人士,还曾明确要求党员应服从非党厅局长的领导;他还支持文化局演出昆剧“十五贯”等等,都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杨思一的主要罪名是所谓“地方主义”,因为他长期在本地工作,解放以后一直包庇地方干部和民主人士李士豪,积极支持沙文汉资产阶级政权观点。除沙、杨外,“群众”还揭发了省委常委、检察长彭瑞林,他在一年前的党代会上批评过省委书记并与他发生公开争论,彭还同情沙、杨。孙章录是省委委员、省财贸部长,由于曾在大会上支持杨思一和彭瑞林,提名彭瑞林可以当省委书记。这就成为他在搞“非组织活动”的证明,两人因而都被打成右派,形成所谓“沙、杨、彭、孙”反党右派案。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因提出审判独立及对被告应先做无罪推定的意见,被批为“为反革命推脱罪责”,而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很明显,反右运动就是要与此针锋相对:先定罪,而且不需独立审判!

表面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本质是为实现上层政治意图的“运动群众”,真正的指挥在幕后。从19578月到12月,浙江省连续召开党、政、人大、政协一系列会议,并且印发有几百份文件的“批判材料”,都是根据上面对被批斗对象的定调,人人进行表态与站队。

通过对各条战线大批右派的揭批,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作组织处理和打倒。

在这些密集的会议中,多数群众是演员,高层是编剧和导演。大幕拉开前夜,幕后主角之一的柯庆施先派人到浙江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运动。11月柯再到杭州参加省委反右整风大会,他通过作关于阶级斗争、主要矛盾及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告,指导浙江反右;同月,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和组织部长同到北京请示对沙、杨的组织处理问题,中央领导认为“沙、杨的性质最坏,还不如民主人士”,指示沙、杨、彭、孙都要划右派并要见报。

毛泽东128日从北京到杭州,到19581月停留了近一个月,而这正是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期间,并非巧合。1213日省委正式通过沙、杨、彭、孙和黄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议。毛要求华东其他省委书记也同到杭州开会,并指示1718日两天学习、讨论省委的工作报告。他指出浙江问题带有全国性意义,要胡乔木修改报告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并出了“社论”,通过浙江反右案证明毛泽东关于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论点正确,推翻“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并号令全国的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向党内。

第四步是推广典型,全面铺开,重修历史,阻延平反。

在浙江省委反右案的示范下,全省各地、市、县以下干部党员,有类似沙文汉批评“以党代政”,缺乏“党内民主”观点者大批受到揭发打击。一些以前曾接受过沙文汉帮助、甚至因被他证明过历史没有问题的人也都受到牵连。浙江更出现了对沙姓的“敏感反应”,许多沙姓亲戚同乡受牵连。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书法家沙孟海所题,而他是沙文汉长兄,为避免联想和回忆,当局竟命令将落款铲除,留下一块空白多年,足见这个运动的株连之荒谬程度。

在浙江案例的示范与推动下,1958年全国许多省市相继发生党内清洗运动,例如省一级的就有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甘肃、广东、辽宁、广西、新疆等,大批省级干部被整肃或划为右派,省级以下就更多了。

改写历史是中国政治斗争另一特色,一切都要围绕权力转,历史事实也不能幸免。从此,被打倒的人不能出现在正面历史中,有关历史叙事都要重新修订,被打倒对象的名字和事迹一律予以删除,这可使人们很快忘记过去,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沙文汉的墓需要从杭州迁到宁波家乡时,浙江省委老干部局的干部在执行时竟不知道沙文汉是谁。

残酷的政治斗争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要纠正却是十分困难。浙江党内反右总共不过4个多月时间,但是“改正”要四分之一世纪(尚未包括平反和还原真相)。

仅举沙文汉案的改正为例。“四人帮”倒台后为防止翻案,当局在197799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指引浙江人民胜利前进》,它证实了20年前浙江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省委的工作报告是在柯庆施帮助下写成的。1979年全国右派改正结束后,又折腾了三年,拖到198211月正式“改正”,1983年正式撤销1957年二届二次党代会决议,已经过26年。可知这种政治斗争是:戴帽打击,迅雷不及掩耳,平反纠错,百年不晚。

 

 

“政治思想社会主义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回头看后果与影响深远。

首先是清除了大批党内外异见者,实现了思想与言论的垄断。这些人主要为知识分子和所谓“地方主义”分子。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噤若寒蝉。在党内,通过反右达到了清党、肃反目的。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反右就是肃反”。这次毛泽东特别提出“地方主义者实际就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反右运动第二个效果是,高度强化了政治极权和领袖独裁。在1958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就是要党政不分。他说权力“只能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还编了一个口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稍后的成都会议,讲到个人崇拜问题时他又称,“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这些讲话表明运动旨在维护领袖独裁。

反右运动第三个直接后果是,摧毁所有法律体系,以人治代替法治。对被指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的右派分子,无需法律依据与事实核实,以群众性围攻、批判对思想定罪,以个人意志定罪。中央正式公布划右派的标准是在19571015日。反右运动是先扣帽斗争,再套“标准”,所谓的罪名,执行起来可以有很大的随意性,充分反映了以政治运动定罪的非法性和国家远离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

反右运动后果远不止这些,仅以上后果在接着发生的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发挥来看,它向人们揭示的历史规律是:非良性的政治斗争造成的后果,决不会只限于政治本身,若不能制止,它就会给全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带来全面深重的灾难。中国的政治一定要从权力政治走向法治政治,从君权政治走上民权政治,离开这个基本方向是决计行不通的,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亦在于此。

 

(作者单位为上海轻工业研究所)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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