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2年7月17日，中共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在上海共和大戏院（时称“沪西共舞台”）开会时遭到敌人围堵。88人现场被捕，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重要领导人肖万才等13人遭受酷刑但英勇不屈，最终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这在白区和红色根据地都引起了极大震动。“沪西共舞台案”又称“共舞台事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被捕人数最多的几大血案之一。

1932年7月17日是个周日。早上9点，大多数上海市民还沉浸在享受周末的愉快氛围中，而沪西共舞台（共和大戏院）却发生了一场惊天大案。大批武装警察和便衣侦探将戏院团团包围，搜捕在这里开会的中共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除少数人逃脱外，88人现场被捕，事后又有7人被逮捕。经过多次审讯与严刑逼供，由于叛徒出卖，肖万才等13人被判处死刑，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其余3人被判无期，3人重判18年，近60人被判2年以上至15年不等的徒刑而押往苏州执刑。

日寇侵略激起民众抗日怒潮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军阀势力依旧林立，他们之间互相混战，到1930年终于演变成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中原大战”。这场战争从这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份，历时7个月，生灵涂炭，国力也渐空虚，给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东北军执行“绝对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沦被日寇铁蹄践踏，众多同胞惨遭残酷的屠杀和野蛮的蹂躏。

外敌当前，国民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而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国联调停上。日本则变本加厉，在1932年1月故伎重演，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将战火燃向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

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中出现分化，抗不抗日成为分化的标志。前有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后有蔡廷锴、蒋光鼐等指挥十九路军奋勇抗敌。

正当全国人民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时，国民政府却“忍辱求全”。1932年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全权公使重光葵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等，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在日寇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屈辱退让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没有忍耐，也没有沉默，民众蕴藏心底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所爆发出的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江苏、上海、北平等地席卷开来。1931年9月21日，苏州各界组成的反日会发表宣言，愤怒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23日，南京20万市民集会请求政府对日宣战；24日，武进县抗日救国民众大会宣传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兴起抵制日货运动。

同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中共南京市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起一场“送蒋北上抗日”运动。25日，上海与杭州、北平、无锡、苏州各地学生一万多人齐聚南京。次日，南京及外地学生两万多人，冒雨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欢送蒋总司令北上讨日大会”，会后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但是，学生们的斗争换来的只是蒋介石的一纸手谕，他要学生“安心求学，拥护政府”。这引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怒。1931年12月13日，上海、北平、武汉、广州、安庆、苏州、太仓、天津、济南等地又有许多学生到南京示威，各地学生示威团在中央大学成立联合办事处。12月16日，上海又有3000名学生到南京，各地示威团决定第二天举行联合总示威。

17日上午9时，各地学生一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处示威。部分示威学生路过珍珠桥时，捣毁了《中央日报》编辑部和排字房，遭到武装军警的镇压，重伤学生30余人，被捕60余人。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的杨桐恒（共青团员），头部、胸部被刺伤，跌落珍珠河里死亡，是为“珍珠桥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痛斥国民党的反动罪行，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发表宣言或撰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中共中央决定借助民众的抗日热情，将抗日救亡活动推向纵深。

中共酝酿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决议，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发表，中共中央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9月22日，又发布《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1931年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后，上海仍保留着临时中央。而江苏则是全国范围内党组织建立最早的省区之一，省委机关长期设在上海。

中共江苏省委于1931年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提出对满洲事变的几个具体策略，此后又不断发出关于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反蒋斗争的指示。

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和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于1932年5月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上海民联”），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上海民联在成立宣言中提出：“誓死反对停战协定”，“组织北上决死团，并募集巨款以实力、经济援助东北义勇军”，“坚持抵制日货到底，并严密检查日货公开拍卖，将款项捐助东北义勇军”，“反对压迫反日、反帝运动”，等等。

根据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于1932年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以统一和推动全国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掀起新的运动高潮。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江苏省委于1932年6月间，做出进一步扩大和统一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作准备的决定，责成上海民联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筹备处。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上海民联于6月24日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筹备处，并于7月2日，筹备处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第一号通告”，以“江苏全省及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的名义宣告：“由东北旅沪同乡会等八十余民众团体发起召集江苏省及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业于六月二十四日开筹备大会，正式成立筹备处，并经决定于七月十五日召集江苏全省代表大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用特登报通告，务希各地民众团体届时推派代表出席大会，共商国是，群策进行为要。”

由于租借会场遇到困难，江苏全省代表大会的日期被推迟到7月17日，以举行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为由，租借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舞台，即共和大戏院，作为会场。

当时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抗日运动，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还发布特别戒严令。但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共领导完全不顾局势的严峻，在“第一号通告”中不仅公开两次会议的时间，而且亮出筹备处的地址：上海云南路（今云南中路）会乐里三弄279号，等于把目标都暴露给了敌人，致使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

共和大戏院内的大逮捕

预备参加江苏全省代表大会的与会人员有在上海纱厂做工的工人、马路上的黄包车夫、小贩及各大学校的学生等，也有来自外地的代表，年龄小的不满18岁，年龄长的已经五十几岁。其中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2年7月17日清晨，上海民联青年部部长温济泽（温谅文），与青年部专职干事曹均（曹顺标）作为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提前赶往沪西共和大戏院布置会场。7点不到，他们就到了戏院附近劳勃生路的接头地点。曹顺标手里拿着一包东西，里面有传单和准备提交大会通过的文件草稿、大会致全国同胞书、大会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大会致中国工农红军电等等。

他们一路走到了共和大戏院，见有几个伙计在戏台上睡觉。曹顺标把带来的纸包（里面即是有关文件）收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唤醒伙计。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和代表也陆陆续续地来了。温济泽却感到很不安，因为在来的路上，特别是戏院的附近，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而且逐渐增多，有的已混进会场。他做久了地下秘密工作，很容易看出那些人是盯梢的。

温济泽与曹顺标一起，急忙找到大会负责人——准备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祖骞。温济泽对他说：“现在已经很危险，不如赶快疏散，另外找到安全地点再开。”负责人说：“不开也不行了。”“那怎么办？”“派三个代表到附近公安局，请他们保护我们开会。”负责人说完后，大家就推选出武翰章、周正余、刘志超为代表。武翰章又名武少文，是暨南大学代表；周正余又名周毅，与刘志超都是中国公学代表。

这几位代表离开后，温济泽和大会负责人在戏院门口等候、观察。等了好一会儿，不见代表们回来，却有三辆大卡车飞驰而来。车停了，跳下来的是手持步枪的警察，他们马上将会场包围了起来。原来，那几位代表已被当场扣留。公安局出动警车和100多名警员，随即前往共和大戏院。

警察将会场团团包围，并冲进会场。会场立刻紧张和混乱起来。共和大戏院只有前门，没有后门，后院有围墙。有几个代表翻围墙跑出去了。码头工人陈荣（蔡疾呼）身材高大，就蹲在墙边，让其他人踩在他的肩上翻墙出去。温济泽和他相互推让，都想让对方先翻墙出去。这时警察已冲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俩，把他俩一起抓回戏院。警察到处搜捕，从各个房间、厕所里抓人。戏院里有反抗的，有打起来的，有向警察宣传抗日的，还有个女记者要与警察辩论。当场被抓到的代表有88人，戏院老板郑福珍及该院茶房等5人也被抓去问讯，但他们不久就被交保释放。抓到的每两人用麻绳绑在一起，温济泽与曹顺标一对，被押往上海市公安局。

国民党束手无策的两次审讯

7月17日在“共舞台”案中被抓的人员，都被装上囚车，押往上海市公安局接受审讯。

大家坐在一进门大院子的地上，先登记姓名。大多数人使用的是假名字，如温济泽用的名字为“温谅文”，而曹均用的名字为“曹顺标”，这与他曾经用过的名字“曹顺飙”谐音。

登记以后，他们被关进拘留所两个大的囚室，两个女同志关在女囚室，男同志则关在男囚室。在这里，他们被审问了几天。据被捕人员龙潜回忆，“我们在那里被关禁闭。一个小房子里关着20几个人，头枕着脚，肩连着手，有的竟睡在马桶上，臭虫成群地爬，跳蚤连续地跳。一人半碗饭，七八根半截豆芽，许多同志肚子饿得哇哇地叫”。另一个难友陈穆回忆，他在拘留所被关了3天，期间被审讯过一次，是两个人审讯他的，问的问题大概是：姓名、籍贯、职业，为什么到共舞台去，及去那里开什么会。他接触到的同案，都回答：是去共舞台看戏的。

当时所有人都被照了像，按了手印。被捕的88人中，很多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当时，中国公学的董事长蔡元培曾致函上海公安局局长温应星，试图营救被捕学生。那时，蔡元培正在积极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他看到7月18日《申报》上刊登《胶州路共和戏院内大批青年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便试图营救这些青年，希望准其交保释放。结果温应星以“该案关系重大无权处理”为由，予以拒绝。7月21日下午4时，除共和大戏院老板郑福珍及茶坊5人被交保释放外，其余88名案犯全部移送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第二轮审讯。

国民党为了显示抓获共产党人的重大胜利，在押送88名疑犯时，途经上海闹市区。“犯人”们戴着脚镣被驱赶着沿长街步行。他们左脚对右脚地两人一铐，虽然步履蹒跚，但仍昂首挺胸，路人们无不投来同情和敬佩的目光。

7月25日，《申报》报道《大批“共党”定期审讯》，淞沪警备司令部原已停止的上海临时军法会审处开始重新工作，组织委员陈汉祖、罗经猷、姜怀素、黄道林等人接到通知后，又兴致抖抖地准备审理“反动案件”。陈汉祖告诉记者，该会审讯处定于当月28日上午审讯。

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自接到该案件后，立即将“犯人”拘押，并分头侦查。在警备司令部受审时，“犯人”们相互商量好了对策，都不承认是去开会的，各人准备各自的口供，做到“自己吃自己的饭，互不拉扯，互不牵连，对有关组织的事，一概不知道”。于是，在龙华的复审，全案无一人翻供，但是去共和大戏院的理由倒是五花八门：买票看戏的，围观凑热闹的……由于大家口供基本上一致，都是说：我们看到海报，共舞台大戏院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就去捐款看戏，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在上海期间，国民党对这些“案犯”束手无策。

根据“案犯”张树仁整理的材料：88名被捕者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遭到几次审问，未有结果。其时蒋介石的反共“围剿”正遭失败，闻讯后，他即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全部88名案犯押解至南京军政部军法司。

于是，7月29日夜里，“犯人”被分装两车，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押出，乘坐京沪铁路夜车运往南京，随车有二排警备司令部卫队押送。30日上午10时，他们抵达南京，被交军政部军法司收审。三天后，军法司又从蚌埠捕来一批人。于是，他们就被转移到首都（南京）宪兵（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十三烈士壮烈牺牲雨花台

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是当时国民党残杀共产党革命同志最多的屠场之一。宪兵司令部由首都卫戍司令部改组而来，门口曾挂“南京警备司令部”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址改建为南京瞻园路126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宿舍。国民政府时期，这里常年关押着两百多名革命者，著名的共产党员罗登贤、邓中夏、陈赓、陶铸、黄励、郭纲琳等许多同志都在这里被关押过，一批批的革命同志从这里被送到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据当时任首都宪兵司令部军法课书记官的廖逸农回忆，因“共舞台案”涉案人数众多，审问次数频繁，普遍审问两次，另有一次大对质审问。法官李植先从调查科叫来告密叛徒李典（又名唐桂生），问明部分情节，由李典指出案内李逢春（即李鸿春）、王灿、李文达等人。李逢春供出了中共江苏省委地址，因此捕到了中共江苏省委重要领导人肖万才。肖万才当时是上海南洋肥皂厂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家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是此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敌人搜捕他家时，又抄出了些党的秘密文件。

后来，李植利用叛徒李逢春、王灿、李文达等，叫他们暗中刺探，秘密提出报告，还利用相互牵扯、个别指正等阴险手法，查清一些人的案情、身份。同时，调查科干事季源溥也布置了一些在押的叛徒暗中刺探。但是直至结案，敌人都始终没有弄清全案的主要负责人。审问了两个月左右之后，进行了判决。

肖万才在狱中时，曾亲眼见到女儿肖明在一旁被审讯，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王小宝（肖明化名）都不为所动。肖万才深感欣慰。他们一家共有4口人在同案中被捕。除肖万才被判处死刑外，他的双目失明的妻子肖郎氏被释放，儿子肖明山被判重刑12年，女儿虽因未满18岁应量轻处理，却未被释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与另一位女同志一起改判18年徒刑。

原来，在判决前，军法课早已确定了原则。根据所谓的“两个重点”，他们草菅人命的理由：一是确认这次大会是非法的，二是强调当场围捕。这样，对于搞清组织身份的人可以按其身份定判；对于没有搞清身份的人，既是出席非法集会的代表又是当场被捕，也就可认此定判。

1932年9月27日，法官对“共舞台案”进行宣判，其中肖万才、曹顺标等13人被判处死刑；判各类徒刑者60多人；交家属领回管教的青年学生8人，他们大都是事先有人向国民党要员陈立夫说过情的；交保释放的，仅有中年妇女肖郎氏（肖万才的妻子）一人，她因双目失明而被释放；叛徒李逢春、王灿、李文达3人没有被判刑，由调查科提去留用，成为特务。

1932年10月1日清晨五点多钟，被判处死刑的13位同志，被押往雨花台刑场。他们铁骨铮铮，激昂赴义。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他们分别是：肖万才、曹顺标、柳日均、崔阿二、徐阿三、陈士生、邱文治、陈山（三）、钟明友、王得盛、杨小二子、许清如、许金标。如今，他们的英勇事迹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展出，供后人瞻仰。

“共舞台案”牺牲的13位烈士个个大义凛然。有一名押送他们去雨花台的看守，回来后对狱中的人说，这13个人“个个不怕死，有的身上中了十几枪，还在大喊‘共产党万岁’，有的还高唱‘打得落花流水’（指国际歌）”。他说这些话时流露出崇敬和同情的神色。

1932年10月1日当天上午，除两个女同志留在南京外，其余被判刑的，都被押上火车，在下午日落西山时，到达苏州，关入盘门外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经受长期折磨，身体孱弱，又有3名同志不幸病逝。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大潮下，周恩来等同志对他们施行营救，仍在服刑的同志才被纷纷释放，重新获得走向抗日战场的机会。在克服了磨难和经历了地狱般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们又满怀着信心和勇气走向了新的生活。许多人在新中国建立后，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渐渐遗忘的过去又被人们重新发现，牺牲的十多位烈士的英勇事迹凝铸成一座永恒的丰碑，为后人永远怀念。■

（作者单位：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