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8年4月1日，在武汉三镇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中，主管抗战文化宣传的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1938年3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分管第三厅。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件大事。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本文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二（军委会政治部）全宗档案。

抗战扩大宣传周，

“鲁南空前胜利”大游行

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个象征，第三厅“团结了社会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组成了坚强的阵容。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1]。

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一俟到任，便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首先的举措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据记载，“文字宣传日适为宣传周之第一日，于上午十时在汉口市商会举行开幕典礼，到党部代表、军政长官及各团体代表千余人。首由主席陈（诚）部长致词，继由中宣部邵（力子）部长、省党部及市党部代表、周（恩来）副部长、张（厉生）秘书长、郭（沫若）厅长等分别演说”[2]。

周恩来在演说中就“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进行了精辟论述。他指出，抗战扩大宣传周的任务是“揭露敌寇的残暴和弱点，庆祝我们在二期抗战中的初步胜利，鼓励和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尊敬和优待抗战受伤军人及抗战将士家属，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参战和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团结，以保证和争取更大的胜利”。他特别强调，“这次武汉抗战宣传周，应当成为全国抗战宣传的开始”！

“至下午一时礼毕后，闻悉台儿庄我军大捷，武汉三镇民众极为兴奋，无不欢欣鼓舞”。郭沫若等“当即拟定庆祝办法，并派员至卫戍司令部晋见刘总参议（即刘绍先，笔者注）洽商，同时本厅派出庆祝汽车，分赴各市街巡行，用横幅白布书写庆祝标语，悬挂通衢。将胜利消息，通知全市民众，一面并用电话通知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于晚间举行庆祝游行。晚七时，分别在汉口中山公园及武昌公共体育场两处集合，计汉口到者约五万人，武昌到者约三万人，由本厅会同各机关代表，领导开会。会毕即出发游行”[3]。

要在短时间内准备几万个火把，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回忆，“忽然有人大声喊道：‘有了！买废纤藤作火把！’对！江边的渔民和船夫有的是废纤藤。我带着一些人立刻直奔汉阳。汉阳的渔民和船夫们听说是为祝捷举行火炬游行，个个兴高采烈，非常热情地主动帮我们收购，男女老少都出来帮忙斫纤藤，打捆，有些人还自愿运送，一直挑到会场门口”。

群众的抗日热情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仅仅两个多小时，就已将需要的火把准备就绪！游行群众高擎火炬，欢呼口号，“只见长江两岸数十条火龙蜿蜒不断，万点炬火映红了江水。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天空”。沿途商店均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两旁观者塞途，欢声震天，到处洋溢着万众一心誓死抗日的热烈气氛。直至十一时后始散。

宣传周的第一天，借着“鲁南空前胜利”这一特大利好，第三厅能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就发动了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游行活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组织严密、行事高效、保障有力的良好作风。第一仗打得如此漂亮，可以说为第三厅之后的一系列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揭露日寇的残暴

正如周恩来在宣传周第一天演讲时所指出的，第三厅要有效地“揭露敌寇的残暴”。日寇暴行罄竹难书，必须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滔天罪恶。对于日军在中国特别是在南京的暴行，不仅要严厉谴责，更要以不同的方式向世人揭露！

在国共两党联手抗战的背景下，政治部与第三厅开始配合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注意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各类中西文本宣传资料。1938年6月11日，蒋介石手谕陈诚：“政治部陈部长：为倭寇官兵之兽行不仅违反战时国际公法，而且灭绝人道之实状，宣告于世界各文明友邦之军人。拟稿成后呈阅再发。”[4]陈诚部长批示：“交第三厅日拟稿呈核。”所谓日，即严格限定期限完成。第三厅不辱使命，按时完成了这篇重要文告。

在这篇《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中，郭沫若用他的如椽大笔，拟就了第三厅建制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文告，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后之十余日中，每日有卡车十余辆满载壮丁运往城外枪决，为数在十万左右。平民中之智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公务员、新闻记者及学生等，均认为抗日分子，多被屠杀或逮捕”。文告还列举了日军在南京等地抢劫、纵火、奸淫妇女、杀人比赛等种种暴行，不啻为国民政府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一纸诉状。

郭沫若笔杆不让枪杆，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昭告天下，“日本军部之野心，实无止境，日故首相田中奏折云：‘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可知昔日夺取满洲，为日本侵略中国之第一步，今日之侵略中国，又系他日进吞世界之先声”。文末笔锋一转，深刻阐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可分亦不能分也”[5]，希望各友邦军人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深刻认识日军的侵略暴行，奋起予以制止，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日寇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更加广为世人所知，政治部决定编印一本画册向国内外人民揭露这一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这个任务交给了三厅；由六、七两处派冯乃超、史东山、马彦祥、叶浅予等五人紧急投入工作”。刚好，东南前线从日寇俘虏身上搜到不少日军自摄的反映其暴行的照片，汇集到政治部，于是三厅的工作人员将这类照片分为炸、烧、杀、奸几类，编成16开本画册，并搜集日本和外国报刊已发表过的同类照片作为补充，由叶浅予“携带原稿专程赶赴香港，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代印。将近一个月，印成一万册，交广州铁路局急运武汉”。

这本最后定名为《日寇暴行实录》的画册可谓第三厅的又一力作。其封面采用浅豆绿颜色，“日寇暴行实录”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标注，画册扉页印有日寇侵略我国的地图，第一页印有非常醒目的大字：“日寇暴行实录献给我忠勇将士与爱国同胞！”第三页印有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雪耻复仇歌》。

前四部分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内容让人触目惊心，有日寇轰炸天津、上海、杭州、郑州、南京、汉口、石家庄等地的劫后废墟；有在南京被日寇或烧死或活埋或砍头的同胞；有在苏州郊外被日寇飞机炸死的三岁孩童；有南昌等地民众遭遇家破人亡的悲痛场景；有妇女被强奸凌辱后的人间惨状。可谓“这无穷的惨痛，超绝了人间的言语”！值得一提的是画册的第五部分，以“军民抗战”为题，选登了32张照片，分为“全国民众武装起来”“我空军雄姿”“寇军败绩”“被我俘虏之大批战利品”“寇军怕死的证明”几个部分。最后，画册还刊登了“六十年来的血债”“日寇暴行记略”“日寇在东北的烧杀淫掠”“国际的公论与同情”“日寇损失统计表”“我国损害统计表”等多篇文章。《日寇暴行实录》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材料揭露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寇侵华暴行，对彼时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遍中华的山野，举起了如潮的火炬”。

“七七献金运动”

从若干史实看出，第三厅在国统区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影响非常深远。第三厅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宣传厅”，还实实在在地干了许多具体的实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第三厅在武汉组织的大规模献金活动。

1938年6月，日寇进犯武汉，江城告急。为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大武汉，周恩来和郭沫若决定在1938年7月7日至9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为此，郭沫若拟定了详尽的“七七献金”计划。

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第一天即7月7日上午9点左右，在“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江汉关，水塔旁，世界影戏院前，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码头六处”设立的固定和流动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台前人潮汹涌。连续三天，献金民众络绎不绝，直至深夜。汉口人力车夫献出了当天的全部收入；南京逃难来的菜贩捐出节衣缩食的全部家当；沦陷区跋涉来汉的受难同胞，变卖衣物，就连残疾人也将艰难得来的一分一毛慷慨解囊。骨瘦如柴的逃难儿童，或组织“贩报献金救国队”，或在献金台旁帮人擦皮鞋，随收钱随捐献。更有老人将棺木变卖，“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元、银鼎、银盾和金银首饰的，还有献药品及衣物等，少者几分，多者上万”。

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献出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月薪240元。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将他们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同时，还献出中国共产党的党费1000元，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了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还有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献当月薪金5元。

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两位断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款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军政部特务第三团上士张杰被敌机炸伤身故，临终嘱其同伴，将平生积蓄之三十元存折一扣，呈献国家作杀敌之用”。

此外，三厅还筹组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慰劳活动。据《三厅五处9月工作概况》记载，“一次发动征募活动，征集背心400万件，寒衣500万件”。从而有力支援了前线。光是解决了穿衣问题还不行，吃饱肚子才是大事。粮食不好弄，就是筹备下饭小菜也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前线抗战将士之慰劳：1.已送广西伤兵榨菜六十坛，分装一万五千包，交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广西伤兵之友社散发完毕；2.已送宜昌、沙市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二师及其附近其他部队榨菜六十九坛计九千九百斤，又江津大头菜、芽菜等五百二十八包计三万一千斤。”并且，对于“负伤将士之慰劳：1.已委托后方勤务部、政治部设置川陕、川湘、桂黔等地后方伤兵招待所一百五十所；2.已托宽仁医院设计制造保健箱两万个；3.已发动全国各地及南洋等地广大征募预防药品治疗疟疾、痢疾、霍乱等药品”。此外，还有“入营壮丁之慰劳：已派员赴白市驿等地慰劳新入营壮丁并由宣慰组编拟小册子、图书、壁画等读物作普遍散发”[6]。

从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到实实在在的救助工作，第三厅在大后方开展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卓有成效，使其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条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至今日，我们缅怀第三厅的丰功伟绩，依然能感受到那份以笔为枪、文人报国的悲壮情怀。尤有进者，对我们今天处理海峡两岸关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注释：

[1]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第10页。

[2][3]《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七日内之各项工作报告》，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4]《委座机密（甲）第1710号手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193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6]《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内外宣传文化慰劳等工作计划实施进度及考核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