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解放战争初期，西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共计25万之众，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2万多人，兵力相差约10倍。装备更是天壤之别，我军是“小米加步枪”，我主力部队之一的教导旅平均每个战士只有10发子弹，而胡宗南20多万军队则是清一色美式装备，除了大炮、轻重机关枪以外，还有空军配合。然而，仅用了两年多时间，陕西境内大部解放。能在这么短时间取得这么大的胜利，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得当以外，情报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战三捷”中的情报工作

1947年3月，我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于延安东北地区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敌1.4万余人，稳定了陕北战局，增强了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信心。“三战三捷”尤以首战青化砭至关重要。此战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已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而青化砭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则决定留在陕北。

战前，我军5个旅埋伏在青化砭四周，敌军派出20多个便衣和一个连沿着公路两侧山梁搜索，竟没有发现我军的任何蛛丝马迹。更奇怪的是，行进中的敌三十一旅旅部和九十二团2993人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丧失了起码的警惕，有的重武器还在牲口驮上，等到战斗打响后还未来得及卸下便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好像是赠送给我军的一样。整个战斗持续时间不到两小时，双方伤亡人数创下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最低纪录：敌军伤亡400人，我军伤亡265人（负伤243人，牺牲22人），陷于包围中的敌军显然没有困兽犹斗，包括旅长和团长在内共2593人很快就当了俘虏。青化砭战役打得如此干净利落，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找不到第二个战例。

最令人玩味的是这个少将旅长李纪云，当了俘虏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一句话“内部有奸细……”不知是为自己开脱，还是不打自招。

国军内部的奸细，就是解放军的“内应”。对我军情报工作颇有研究的张万安先生与李纪云的女儿李品琳是“发小”，幼年时都由解放军情报部门总参二部抚养长大。张万安后来在总参工作。他披露，李纪云实际上是秘密共产党员，青化砭战役中充当我军内应角色的不是别人正是李纪云本人。张万安在回忆录《我的青少年时代》中对李纪云和他的女儿李品琳有专门描述。

据张万安的研究，李纪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忻口战役中同八路军并肩战斗抗击日寇，与共产党、八路军建立了信任关系，随后加入共产党，成为我党隐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人员。当年，蒋介石部署胡宗南数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毛主席留守陕北，党中央和“彭习军”将关键的第一仗选在青化砭伏击李纪云的的三十一旅，绝非巧合。李纪云作为我军的内应，送肉上俎，毅然率部进入彭德怀预设的天罗地网，于我军而言，功不可没。

青化砭战斗后，我军有意让李纪云伺机“逃脱”，辗转返回南京。然而，李纪云此后再也未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一直在上海和南京赋闲。

解放前夕，我党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寄希望于李纪云在解放台湾的战役中发挥作用，遂鼓励李纪云跟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同时将他的妻女留在了大陆。

李纪云的女儿李品琳高中毕业后考入属于国防科委分管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包头一家生产大炮的军工企业当工程师。她告诉发小张万安，自己曾去台湾探亲，父亲李纪云在台湾早已另建家庭，见面时，父亲垂垂老矣，不久于世。后母及异母弟妹认为她是去分家产的，陌生且怀戒备。

总参二部广州局竭尽所能给予了李品琳必要的帮助，只是有关历史档案尚未解密，她父亲像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一样，只能继续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蒙受误解甚至骂名。

李品琳也是由组织抚养，曾经由总参二部的王志芳阿姨照管。

青化砭战役是“三战三捷”打得最顺利的一仗。如果没有“内应”，不可能这么顺当；李纪云也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俘获的国民党少将旅长中唯一“成功逃脱”者；如果李纪云不是共产党的“内应”，解放军情报部门不可能抚养他的女儿；在政审严格的那个年代，如果不是上述原因，一个国民党少将的女儿不可能到国防科委分管的大学上学，更不可能分配到军工单位工作。因此，张万安先生所提供的资料是可信的。

青化砭伏击战后，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于是调集11个旅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企图截断黄河渡口，然后向左迂回包围西北野战军于子长县附近。敌七十六师占领延川、清涧两县、一三五旅占领子长县后，很快发觉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地区集结，胡宗南遂令其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而令驻扎在清涧的七十六师一个团接替一三五旅防务，又令一三五旅经羊马河南下与其主力配合，企图消灭我西北野战军。

胡宗南这一作战命令被我军委三局的侦听电台成功截获。194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敌（指一三五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德怀排兵布阵，又在羊马河为一三五旅布下了一个“口袋”，此役，西北野战军以伤亡479人代价，毙、伤、俘敌一三五旅麦宗禹（俘）以下4700余人，首创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如果说羊马河战役是毛泽东根据军委三局提供的情报指示“彭习军”打的话，那么，蟠龙战役则是“彭、习”根据获得的情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打的。

1947年4月27日，彭德怀、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董（钊）刘（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窑堡）市，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当即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那么，“彭、习”的军事情报是从哪里获得的呢？情报的来源是蒙定军领导的隶属于中共关中地委的西安军事情报组。

蒙定军早在1931年就已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打入杨虎城部队从事秘密工作，1946年又奉党的指示成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后派杨荫东打入国民党军队。1947年春，杨荫东担任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国民党部队后勤供应。杨荫东的到任，等于把该地区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供应分布、补给计划甚至军事行动掌握到手。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获知胡宗南集中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和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向绥德、米脂推进并企图压迫我军东渡黄河这一作战计划，而敌军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由整编一六七旅守卫。杨荫东将这一重要情报转给蒙定军，蒙定军马上报告关中地委，关中地委则通过电台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

“彭习军”围歼蟠龙敌一六七旅的作战计划获得毛泽东批准后，遂派出一支部队佯装主力北撤，诱敌北进，而集中主力四个旅攻歼蟠龙镇。1947年5月2日，蟠龙战役打响，5月4日结束，歼守敌6700余人，俘虏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

宜瓦战役之情报

战争中的情报，有时候是情报人员得悉后主动送的，有时候是指挥员下命令要的。蟠龙战役属于前者，宜瓦战役属于二者之结合。1948年年初，胡宗南命令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在洛川集结待命。洛川位于陕北和关中交界处，北通延安，东可通向黄河边晋陕边界，向南可抵达咸阳和西安。西北野战军前委不知敌人陈兵洛川的意图。彭德怀司令员发电给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伯平，要求3日之内弄清刘戡的兵力部署以及行动计划。彭总限时要情报，这在解放战争期间尚不多见。正在此时，关中地委地下交通员从西安军事情报处带来杨荫东的情报。原来，刘戡所带领的二十九军军部和两个整编师准备从洛川向东，前往宜川，增援在那里被围困中的敌二十四旅。彭德怀根据杨荫东提供的情报，制定了围城打援战术，以两个纵队包围宜川守敌二十四旅，集中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在洛川和宜川之间的瓦子街设伏。1948年2月24日，宜川攻城战首先打响，26日，刘戡率领两个师从黄陵和洛川出发，27日抵达瓦子街地区，29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攻击，经过三天激战，全歼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计2.94万人，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战果。

宜川大捷后，彭德怀特意向关中地委发来嘉奖令，嘉奖为战役提供情报的有功人员，并让地委书记赵伯平和关中军分区参谋长蒙定军参加西北野战军前委在白水县五庄镇召开的祝捷大会。彭总当面表扬赵伯平和蒙定军：“你们的情报很重要，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这也是解放战争期间彭总第一次公开肯定和表扬情报工作对战役胜利的作用。

宜川大捷粉碎了胡宗南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的计划，为西北野战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又迫使胡宗南将驻扎在河南洛阳的裴昌会兵团调回关中，给陈赓、谢富治兵团发起洛阳战役创造了战机，有力地配合了我中原战场的战略反攻。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称赞：“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放心地离开了他生活了13年的陕北，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

咸阳反击战和扶眉战役中的情报

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在解放战争中的主要职能是获取敌人的军事情报。“边保”情报系统在胡宗南部建立了多部秘密电台，最成功的是“吕出情报组”。吕出本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情报干部，1947年6月打入胡宗南通讯总团一营，在这里，他又将老同学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高健五人以及王冠洲、赵继勋争取过来，结成一个七人秘密小组，开始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其中的高健本是我“边保”发展的内线。“边保”确认了吕出的身份后，决定直接领导这个情报小组，并建立了一座专用电台，专门接收“七人小组”发来的军事情报。

“七人小组”传送情报的方式是“打时间差”，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往后推迟六小时，而提前二至四小时将胡宗南总部的作战电报发给延安。边保情报科的专用电台收到电报后，一份送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一份送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这样，我军提前八至十小时获知敌军动态，有了充分的时间应对。

1949年5月，胡宗南撤离西安，企图由秦岭撤往四川，而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则要求胡宗南留下，共同护卫西北。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夺回西安，胡宗南命令裴昌会兵团反攻。

胡宗南命令裴昌会兵团反攻的当晚，吕出电台报告延安，解放军准备两周后，敌军才开始出动。这就是说，吕出掌握的电台将敌我之间的反攻和反击的时间差拉大了整整两个星期。

两军对垒，时间决定胜负。

吕出所提供的敌方情报是什么呢？

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和宁夏兵团五个军，将于6月上旬集结于甘肃省平凉以东，准备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夺取咸阳。胡宗南部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指挥第三十八、六十五、九十军和第三十师以及陇南兵团（一个军加一个师），沿渭河北岸东进，协同马继援指挥的“马家军”八万人，围攻第一野战军于咸阳地区。胡宗南部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指挥第三十六、十七、六十九军，由斜峪关、子午镇、大峪口分路出击西安、渭南一线；以第一军由凤县向虢镇以南沿渭河南岸东进，掩护裴昌会兵团南侧。

预定攻击发起时间为6月10日。

解放军获得上述情报后，加快了部署和准备。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兵力部署是沿着泾河和渭河自西北向东成半圆形，向西安逼近，总兵力20余万，胡宗南占15万之多。从表面上看，胡宗南部队兵多且离西安最近，似乎威胁最大。然而，彭德怀认为，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胡军屡遭失败，士气低落，而“马家军”未遭重创，气焰嚣张，况且这次反攻西安是马步芳主动提出来的，胡宗南是“配角”。因此，我军在兵力部署上，重点放在咸阳地区，摆了三个军，而在胡宗南军队反攻方向只放了两个军，守备西安市只有一个师多一点的兵力。

最重要的是，提前两个星期获知敌人情报，给我华北人民解放军入陕作战留足了时间。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后，5月26日，我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先后从太原及晋南地区出发援陕，从时间上算，这恰好是吕出电台提供情报的当天。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六十一军以每天90—100华里的速度急行军，在敌人反攻的当天即6月10日晚赶到西安。该军一八一师于6月11日夜渡渭河赶赴咸阳。彭德怀亲自交代作战任务，为了加强一八一师的兵力，彭总还把一八三师五四八团配属一八一师指挥。我一八一师12日凌晨4时抵达咸阳，当天下午，青马骑兵先头营就冲了过来，我军迎头痛击，战至黄昏，敌攻势被阻。次日晨，马继援率主力八十二军从三个方向向咸阳发起大规模攻击。对付骑兵最有效的武器是大炮，我一八一师集中了400门火炮，毙伤俘敌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伤）2000余人，这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青海“马家军”第一次遭到重大杀伤，嚣张一时的“青宁二马”从此再也不敢向我军发起进攻，开始后撤。看到“马家军”的惨败，胡宗南部也纷纷后撤。胡马联合反扑西安的计划就这样彻底破产。

胡马反扑西安失败以后，收缩兵力，“二马”退至长武、彬县、永寿泾河流域，胡宗南集团主力则猬集在扶眉地区渭河两岸，互成犄角之势，其如意算盘是既可以南北配合作战，又便于退却保存实力。

不料，我解放军于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在陕西扶风、眉县地区对胡宗南集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围歼战，史称“扶眉战役”。

扶眉战役的关键点是担任穿插任务的尖刀师—“一野”第四军第十师。彭德怀命令：“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截断陇海路，阻止敌人向宝鸡撤退。”原定出发时间是11日傍晚，次日拂晓赶到罗局镇。从十师驻地礼泉县到罗局镇约140里，中间还有几条大沟和河，如果天黑出发，很难按预定时间抵达，师长刘懋功建议下午提前出发，得到批准。

大白天，一万多人的队伍从胡宗南和“二马”部队的夹缝中通过，敌人竟没有丝毫觉察；尽管我军采取了封锁消息等一系列措施，但毕竟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白天行军。敌人其所以被蒙在鼓里，主要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吕出电台”故意延误了胡马两军的通讯联络。

尖刀师14小时长途奔袭150里，按时到达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封住了敌人西逃的退路，保证了战役胜利。此役，胡宗南部主力4.4万余人被歼，为我军歼灭“青宁二马”、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西安情报处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事情报往往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比如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情报来源，既有“后三杰”中的熊向辉，又有西安情报处；宜瓦战役的情报提供者既有杨荫东，也有西安情报处。

西安情报处直属李克农领导的中共中央情报部。

从获取的情报数量和质量来看，西安情报处在解放战争中贡献最为突出，先后向党中央发送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多达2400多份，计30余万字。特别是在宜瓦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等战役中，西安情报处向中央及时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队的政治军事重要情报。为此，1947年10月，中央表扬西安情报处负责人王超北：“最近你处所来军事情报颇有价值。”1948年7月，中央又表扬他：“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同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几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王超北经过多方努力，获取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情报，这样机密的情报就连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都尚不知晓。党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情报，作出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策。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王超北给予很高评价。毛泽东称赞王超北：“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元帅说：“超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的题词是“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

王超北堪称我党情报奇才，与号称中共“谍王”的潘汉年齐名，因此，我党情报界有“南潘北王”之说。

他一生传奇故事颇多，其中之一是把父亲留给他的1万6千大洋的遗产用来修筑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他亲自设计，在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今63号）院落，建筑了两个地下工作室和两个入口、三个出口、全长约二百米的地下通道。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参观后，感慨地说：这里比斯大林建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还高级。在国民党特务、宪兵、警察林立的西安，王超北把电台设在国民党政府主席祝绍周办公室附近的地下室里。同时，他开辟了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护送我党干部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不便电传的大量秘密情报资料。传奇之二是，王超北把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李茂堂争取过来，成为内线，经党中央批准成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王超北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不仅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为保护古都西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开进西安市区。王超北带着闵继蹇前来迎接解放军。闵继蹇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被王超北争取过来，担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司令。当胡宗南的亲信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逃跑之后，自卫队由闵继蹇指挥，实际上这支武装等于掌握在我党领导的西安情报处手里。有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做内应，解放军顺利进入西安市区，接管了敌伪机关。自卫队还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治安，保护历史文物和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解放后，王超北担任西安市第一任公安局局长。

忠诚和大智大勇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军委三局、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下的西安情报处、西北局属下的“边保”、关中地委领导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情报网，这个网络中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在隐蔽战线配合我军前方将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

情报工作是一项高危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必须对党绝对忠诚，还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素质。早年“前三杰”中的钱壮飞，在关键时刻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智慧，保护了党中央机关免遭叛徒和敌特破坏，“后三杰”中的熊向晖冒着生命危险向党中央发出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绝密情报，杨荫东则在关键时刻向西北野战军传送情报。他们战斗在敌人核心部门，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如果没有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根本无法生存，更无法获取情报。隐蔽战线正是因为有像王超北这样的同志们，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广泛的人脉关系、超常的智慧，加上对党无限忠诚，才能获取敌人大量机密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资料：

1.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张志功：《难忘的二十年》，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

3.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4.《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姜铁汉编著《蒙定军传》，未来出版社2014年版。

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例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