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梁漱溟对中共的态度有所好转。在此背景下，受毛泽东之邀，梁漱溟于1938年1月访问延安。梁漱溟此次访问延安有两个初衷：了解中共对抗战的态度及做法；了解中共今后是永久放弃内斗还是暂时与国民党妥协。为期18天的考察使梁收获颇丰，解答了心中存在已久的疑惑。

全面抗战初期

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缘由

全面抗战的爆发对梁漱溟的人生转折具有重大意义，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梁漱溟由不过问政治转变为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民族危亡激发了梁漱溟的救国救民意识。梁博学多识，早年对中外历史文化都有涉猎。受出世哲学和悲观哲学的影响，梁一度想出家为僧，后虽打消了此念头，也只想做一名远离政治的学者。但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改变了梁安心做学问的想法，他转而“入世”。

另一方面，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所好转，由排斥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党变为同情、理解中国共产党。五四时期，梁漱溟受好友李大钊的影响，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与梁的伦理本位、中国文化至上思想针锋相对，梁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同样，梁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断予以批评。梁认为中国共产党总的来说是“革命而不建设”，“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长征之后“几于消灭”，“仅仅靠军事来挣持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在梁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是追求“散漫和平的”，极具调和性、妥协性，“中国政治问题，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的”，“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梁漱溟对共产党搬用西方错误理论来拯救中国难以理解。然而，全面抗战开始后，梁却称赞中国共产党“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党抗战不力、节节败退，而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政党斗争，提出并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在西安事变中沉着应对。梁漱溟写道：“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

正是怀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在毛泽东邀请下，梁漱溟借公务考察西安之际，不顾气候严寒和自己身体初愈，毅然西行，访问陕北。梁此次初访延安，不仅仅是参观，更重要的是为心中埋藏已久的困惑寻找答案。即是说，梁于1938年初参观西北边区，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了好转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第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白；第二，对于国家的统一，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具体说来，梁漱溟一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秉持“一切服从统一”原则还是与国民党暂时妥协；二是想了解抗日战争能否、何时以及如何取得胜利，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是选择与其他党派走向统一还是与国民党重新内战。为此，梁到达延安后，迫切期待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

梁漱溟与毛泽东六次“交换意见”

带着上述两个愿景，梁漱溟于1月5日从西安启程，当日抵达延安，开始了实地考察。考察期间，梁先生为边区人民生活状态所震撼，对延安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景象，对整体民主、和谐、欢快的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梁仔细参观边区的各类学校、居住的窑洞、地方政府办公场地等，还与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作了问答式交谈，其中，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谈次数最多、时间最长。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共有8次交谈，除去1次接待和1次送行的礼节性寒暄，有6次秉烛长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时间较长，其余4次时间也都在4个小时以上。如果通宵达旦时间按8小时计算，梁、毛之间对话的时间应在35小时左右。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1918年北大教授杨昌济家中，两人可谓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事之谊。颇有“旧缘”的梁毛谈话时开诚布公、直抒胸臆。梁后来回忆称，毛讲话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两人虽有争辩，但每次心里都“舒服通畅”。梁、毛谈话主要是由梁发问或者阐述观点，由毛作答。

对话伊始，梁漱溟就毫不掩饰地表露出自己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和现在的怀疑，然后就围绕抗战的前景和中国共产党的当下策略、将来打算，接连向毛泽东“发难”，甚至发出“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等十分尖锐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礼贤下士地回应，并不时“笑言相谢”，认为梁的言论“很可感”，“相当承认”。只有对于梁漱溟的“特殊论”，毛泽东表示一时难以接受，双方产生了激烈争论。梁说：“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毛泽东则反过来认为梁漱溟过于强调特殊性。“特殊性与一般性”问题是梁毛之间争论较为激烈的一次。

此外，毛、梁还围绕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及对国家政权建构的态度、抗战初期的时局和前途、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问题展开交谈。

交换意见中碰撞出思想火花

长达35个小时的秉烛夜谈对梁漱溟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都产生了影响。二者信奉的是两种不同的救亡思想，寻求的是两种不同的救国道路。尽管双方在救国方式和手段的认识上始终存在差别，但他们所秉持的救国救亡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决定了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换意见时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因而碰撞出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火花。

据梁漱溟后来根据这次谈话写的《抗战与乡村》《我努力的是什么》《我的努力与反省》《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此次考察陕北受益匪浅，其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改变了梁抗战以来的悲观心态；二是梁漱溟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三段论”的认识。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次回忆中都提到了1938年初延安之行的收获。他认为，毛泽东从国际局势、日本、中国三方面辩证分析抗战局势及前景，令他豁然开朗，“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1938年1月我访问延安，和毛主席曾有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这因为他日常生活是昼寝而夜间会客办公的。从谈话中，对当时抗日战争前途上，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而且，梁漱溟从谈话中，也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段论”有所认识：第一段是在抗战中求民主，为接下来的两个阶段打下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二段是实现民主之后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段是从社会主义阶段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梁并不相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三段论”让梁知道了共产党抗战时期的打算和未来的计划，消除了他来延安之前对中共的一些疑惑。

同时，梁、毛深谈也给毛泽东带来一定影响。二人围绕“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文化失调还是政治腐败”、“中西文化产生差异的根源：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救亡图强、民族振兴的途径：乡村和平建设还是阶级暴力革命”等方面的交锋与交融，促使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系统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要求相契合的问题。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由反对转为同情，但始终不认为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可以救中国。他在交谈中坚持“自家民族特殊论”，坚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坚持从中国历史和民族特色中寻找强国御辱之道。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言论，毛泽东大多是“相当承认”或者“认为很对”。正是梁在谈话中反复提及的“特殊性”言论给了毛泽东重要启迪，促使毛结合20多年革命经验教训来反思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况且，毛泽东自身也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他自幼喜爱中国历史与哲学，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的正史野史、经典名著、文学小说都有研究；此外，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就一直反感充当“留声机”的留苏派，为此，还被党内其他同志轻蔑道“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和此后的一些强化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的做法，有力地证明梁漱溟的“自家民族特殊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毛泽东的民族本位意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民族形式”“中国的特征”等话语模式明显是受梁影响。

综上，梁漱溟带着“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中共向何处去”的两个愿景奔赴延安。通过与共产党多位领导人、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多次深入交谈，和阅读《矛盾论》等著作，基本解答了心中的疑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改变了他之前的一些偏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