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共六大决议，对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战略方针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的

初步实践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的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俄国革命时期，它是无产阶级创造的一种革命组织形式，十月革命后发展为苏联的政权形式。按照列宁的阐释，苏维埃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掌握国家政权和民主管理社会[1]。至于实行苏维埃的社会条件，列宁认为苏维埃制度“不但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适用于农民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关系”[2]，这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源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并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优先选项，只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建党理论的主张，未曾付诸实践。大革命失败后，举什么旗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苏维埃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27年秋，中国共产党打出苏维埃旗帜，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兴起。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显然遵循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同年8月20日，前往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最先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立即建设苏维埃式政府的意见。他认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3]。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复信中指责湖南省委关于应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说“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4]。但现实却是，曾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张发奎等已经公开反共，各省的反动军阀以“国民党”名义查封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国民党旗帜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

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左派国民党运动”的主张，明确抛弃国民党旗帜，提出宣传和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在湘赣边秋收起义中，毛泽东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联席会议上肯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时期。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5]。由此，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正式提出，苏维埃政权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建立。同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经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没收土地案》，开展土地革命。11月28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在湘赣边界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2月11日，广州起义军成立以苏兆征（实际由张太雷代理）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湘南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在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6个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同年5月，方志敏、邵式平领导工农革命军在赣东北建立了弋阳和横峰苏维埃政府。

以上情况表明，创建苏维埃已经从口号转为现实、从城市触及农村，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发展方向。但这一时期很多武装起义最终失败，没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很仓促，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广州苏维埃政权仅维持两天；二是苏维埃机构的设置还很不完善，许多乡村苏维埃，只是从原有的农民协会换了一个招牌；三是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执行缓慢。除海陆丰外，许多地方暴动，仅是烧杀豪绅地主、烧毁田契等，没有开展土地工作[6]。四是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还很弱小，基础较好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1928年3月曾一度失陷，直到与朱毛会师之后方才巩固。

二、中共六大与

建立苏维埃战略方针的最终确立

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的初步实践，为中共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最终确立苏维埃战略方针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在其对华政策中，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摆脱由于1927年上半年的战略和策略失误而陷入的困境，从而根据形势变化，改变口号和策略方针，探索新的行动纲领。经过1928年1月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中国委员会的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2月20日召开全体会议。最终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国的策略方针作出了重大修改，并阐述了苏维埃运动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共六大所通过的决议内容[7]。1928年夏，建立苏维埃的战略方针通过中共六大决议最终确立下来。

首先，中共六大确立了建立苏维埃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瞿秋白在中共六大开幕式即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在这次大会上尽快讨论中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为革命的继续发展确定一条正确路线，以便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8]。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明确中国革命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础上指出，“力争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第三个任务，并将其作为现阶段的十大政纲之一[9]。而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这两个任务，必须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显然，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

第二，中共六大总结了党建立苏维埃实践的经验教训。从1927年秋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到1928年6月，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市或县苏维埃政权26个，区、乡苏维埃政权40个[10]。随着基层苏维埃政权的逐步建立，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有了较大发展，但在六大之前党对如何开展苏维埃运动，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指导思想。由于工农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情况有所差异，各起义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必要加以总结，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指出了中国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认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政策上不是盲动主义，称“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11]“秋收暴动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广州暴动开始了直接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实践，成为在革命失败过程中‘退兵时的一战’”[12]。还指出要正确处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注意“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这种现象在当时各根据地建设中较为普遍，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反映，“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13]。他提出，党的主张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为纠正上述倾向，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明了今后党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三）彻底的实行土地问题的党纲；（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五）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的阴谋，彻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的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尽可能的使工人群众积极的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14]。中共六大以后，党领导各地开展苏维埃运动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规定的方向和原则，即实行发展根据地、组建红军、颁布土地政策、成立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实行肃反运动等措施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以洪湖根据地为例。1929年2月，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鄂西。中共鄂西特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同年12月，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洪湖地区的监利、江陵、石首等县分配了土地。次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鄂西特委将红军中央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县，建立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洪湖根据地[15]。

第三，中共六大为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指导。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在指导全国武装暴动的实践基础上，从1927年冬到1928年春，主持中央工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先后在《布尔什维克》发表多篇文章，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深入思考和理论阐释。一方面，瞿秋白强调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才能彻底推翻国民党和军阀的政权，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16]。另一方面，瞿秋白指出了中国苏维埃的性质与任务。在他看来，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而非“无产阶级独裁制”。中国苏维埃革命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即由民权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17]。他试图通过与三民主义的民权相比较，论证苏维埃政权才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能真正保障群众民权的实现，“是任何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所不能实行的”[18]。

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苦心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力图在革命低潮之际重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解放。而这面旗帜就是“苏维埃的红旗”—中国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旗帜。他更多地是在宣传和呼吁苏维埃的革命理念和道路，如何指导实践的内容则显得不足，系统的理论阐释和指导方法有待中共六大解决。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特别是《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苏维埃运动的理论认知水平和智慧结晶。

其一，中共六大对“苏维埃”进行了准确定义，并就苏维埃的组织进行详细说明。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该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其二，中共六大为建立苏维埃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形成了系统论述，提供了指导方法和参照范式。六大决议案对建立苏维埃的过程大致分为：暴动—革命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三个阶段。农民协会是暴动的执行机关，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础；革命委员会是暴动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是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正式政府。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形态变化。

《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还阐释了苏维埃与党、农民协会、军事团体、土匪、农民武装组织、民团等的关系，并就如何处理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旧军队和农民武装的改编与改造，革命暴动前后如何对待土匪、民团武装，避免农民协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冲突等进行了基本正确的指导。比如对投降革命的军队，应“先解除其武装而改编，遣散其不稳的分子。更调旧军官，将武装插入游击队和红军。”对农民武装武装组织，要“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19]。这为苏维埃建立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提供了大的原则和具体的解决方案。

三、中共六大以后中国苏维埃运动

发展的新气象

中共六大召开后，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国统区城市各项工作的指导，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工人运动。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统治，城市苏维埃运动难有作为。反观广大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显现出极大的广度和深度。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苏维埃区域从零星的点状分布演进为成块的组团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1928年夏，全国仅有井冈山、鄂豫边、洪湖等小块革命根据地，起义军组织攻占城镇以后，建立以县、乡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分布在南方各地的苏维埃，走出艰难的创建时期，基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苏维埃区域，大多数苏维埃政权是由红军攻占某一区域之后建立起的大片成块的苏维埃政权。在赣南、闽西、湘鄂赣边、洪湖等地均成立了下辖数个县的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出现了一批省级的苏维埃政权，最终形成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湘赣等六大苏区。农村的苏维埃运动及其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黄陂正式成立，统一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苏维埃制度从制度规定到实践安排，逐步走向规范和统一。

土地革命加速推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六大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的政策。同时，提出要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使之重心，保护工商业，并肯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尽管六大确定的土地政策仍然主张土地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上述基本正确的政策，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迅速颁布法令，赣南、闽西、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等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土地政策。

毛泽东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并在闽西土地革命实践中加以调整，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五十多个区六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21]。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基本上形成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参加红军，保卫苏区建设成果。苏维埃在农村正从理论一步步变为现实。

不可否认，中共六大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理论主要是借鉴和移植苏联的经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没有认清中国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的客观趋势，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然而，在中共六大以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苏维埃革命深入到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调整苏维埃的战略方针时，不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探索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创建根据地的一整套理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和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注释：

[1]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2]列宁：《论苏维埃》，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1957年版，第5页。

[3][4]《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第212页。

[5]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页。

[6][9][10][11][12][14][19]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137页，第378页，第338页，第380页，第385页，第397—398页，第458—459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8][16][17][1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第211页，第224页，第25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15][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第285页。

[21]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