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7月3日至8月30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举办，学员有38人。梁桂华即是第一届农讲所的学员，他在领导工农运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广州起义期间担任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为广州起义殚精竭虑。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

梁桂华，原名梁贵华，1893年12月21日生于广东云浮县思劳乡三坑村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梁炽是个搭棚工人，长年在外漂泊谋生。母亲严氏在家租佃一两亩田地，兼打短工。梁桂华12岁那年，父亲在香港施工时不幸摔死，资本家没有为此补偿一文钱的抚恤金，遗体也是由工友们捐款埋葬的，这一切给梁桂华留下沉痛的记忆。家庭的负担也随之沉重起来，14岁的梁桂华离开家乡到广州学理发以图将来谋生。3年学徒期满后，他在佛山市永汉理发店当了一名理发工人。工余时间，他到佛山拳馆拜师，学习拳术。师傅见他为人老实忠厚，又勤学苦练，遂把自己的生平绝技全部传授给他。几年后，梁桂华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成为当时佛山市有名的武术师。

1920年底，受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委托，梁复燃在广州、佛山从事工人运动。他常到永汉理发店理发，发现梁桂华是个老实可靠的工人，又会武功。二人又时常讨论时政，且谈得十分投契，遂成了莫逆之交。梁桂华便向梁复燃宣传马列主义。当时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人谭平山、谭植棠等经常到佛山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公开场合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论战。在这些进步人物的影响下，梁桂华的阶级觉悟得到迅速提高，尽管识字不多，却从心底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加入党组织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22年春夏间，梁桂华由谭平山、梁复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中共佛山小组成立时，梁桂华与王寒烬、梁复燃、钱维方成为佛山最早的4名中共党员。

梁桂华注重组织工人团体，他以永汉理发店工人为核心，团结佛山市600多名理发工人，在孔圣会成立佛山市理发工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他领导工人们向资方提出合理分配收入的罢工行动，结果工人的收入由占总收入的40%提高到47%[1]。这次工人争取合法利益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佛山市，对全市各行各业的工人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工人们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乘此机会，梁桂华又配合党组织在各行业中联合了一批骨干，在佛山市的制饼、建筑、鞋业、裱联、皮革等行业相继成立工会，还组织成立佛山工人俱乐部。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引发了资本家的惊恐和仇恨。于是，资本家们勾结官府，收买流氓烂仔，妄图制造工人内部分裂。梁桂华及时在工人们中间做工作，领导工人们粉碎了资本家们的阴谋。这却招来大地主买办陈恭受的团练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梁桂华，并判处他一年徒刑。1922年冬，坐了半年牢房的梁桂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出狱。

1924年7月，梁桂华被选派到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学习期间，他认真学习了彭湃、阮啸仙等讲授的革命理论及从事农民运动的方法；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广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各地农民协会的日常工作模式；进入黄埔军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一名具有军事素养的革命干部。毕业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在省内从事农民运动。他曾到南海、番禺、中山以及他的家乡云浮开展农运。当时中山县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姓氏宗派矛盾也尖锐复杂。梁桂华带着理发工具，来到中山县九区上下乡，以理发为掩护，深入发动群众，逐步组织起农民运动。面对当地土豪劣绅的仇视和破坏，梁桂华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山县九区农民协会和上下栅农民协会，为深入发展中山县的农民运动打下基础。

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协会同时在广州召开。梁桂华以省农民代表和佛山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委。同时，他还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监委。1927年初，广东区委委派梁桂华担任香港地委书记，他到香港之后着手建立了一系列秘密机关。广东“四一五”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与港英当局勾结一起，在香港跟踪和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由于叛徒的出卖，梁桂华又一次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即便断了两根胁骨，还是没有供出对党不利的证词。党组织派杨殷前往营救，聘请律师为他进行辩护，后港英当局因证据不足判其递解出境。党组织及时把他转移至澳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广东省委准备发动广州起义，并派周恩来、张太雷等成立南方局，以指导广东等地的暴动。8月2日，南方局拟定了一个“暴动计划”上报中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2]。广东省委也认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3]，遂酝酿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梁桂华不顾伤残之躯，毅然投入战斗。他配合周文雍三次改组广州工人赤卫队。工人赤卫队的前身，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各进步工会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如“剑仔队”“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等，以罢工工人为骨干。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失了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4]，是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为了统一指挥和加强领导，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将上述分散的武装队伍统一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下辖七个联队、两个敢死队、消息局及汽车队。每个联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小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大队还设有参谋长和党代表。总队部设有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工作人员，全队约3000人。周文雍担任赤卫队总指挥，梁桂华任副总指挥。同时一些具有军事才能的干部担任指挥，充实了军事力量，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基本力量[5]。梁桂华同时还担负筹款、建立武器运输站和秘密机关的任务。为了筹款，他特意回到家乡云浮，将他唯一的祖屋以400银元典押作起义费用，还动员乡亲参加革命斗争[6]。他在离别妻女时，把“农民部特派员委任状”和“黄埔军校军事训练修业证书”交给妻子保存，并嘱咐她说：“这两个证书比生命还要宝贵，切勿在人前暴露，除非是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天下。”[7]

工人赤卫队成立之后，梁桂华等人深入各地联系失散工人，尤其是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这些工人大都是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被迫流浪各地。不久，梁桂华的努力有了回报，“许多被逼散的罢工工友，陆续从四乡、港澳、粤北等地回到广州”[8]，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

工人赤卫队成立之后面临着武器不足的问题。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当时赤卫队所掌握的武器甚少，且“多为长矛、大刀、棍棒之类的简陋武器”[9]。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梁桂华通过石井兵工厂、子弹厂的工人赤卫队员和革命工人秘密制造枪弹。由于数量毕竟有限，梁桂华号召大家自己动手解决，于是赤卫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弹、炸药等”[10]。按照党的计划，梁桂华在广州小北直街开了一间“大安米店”作为秘密据点，用于存放枪枝弹药。在工人赤卫队员们的努力下，到起义爆发时，全队有了长短枪50余支，手榴弹200多个，还有大批铁尺刀棍等，对打击敌人起了很大作用。12月10日，梁桂华参加了由叶挺、杨殷等组织召开的紧急战斗布置会议。会议决定由梁桂华带领工人赤卫队敢死队。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梁桂华身先士卒，带着敢死队攻打伪公安局。

伪公安局当时是最顽固的反动堡垒，“防范甚为严密，门前有坚固的铁栅……连日调兵遣将，加强警戒”[14]。战斗打响后，在教导团士兵未赶到之前，工人赤卫队敢死队在梁桂华的带领下高唱《国际歌》，分南北两路毫不畏惧地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凭着坚固的工事，仗恃武器优良和弹药充足，进行顽抗。在正面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一些机智的敢死队员悄悄摸到北面墙边，搭人梯翻过四米多高的围墙，用手榴弹猛轰敌人，并与敌人展开肉搏。在这关键时刻，教导团第一营的士兵火速赶到，前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下了反革命的中心堡垒伪公安局。

占领伪公安局后，梁桂华立即转到长堤电厂一带指挥工人赤卫队，配合教导团和警卫团，同沿堤进袭的国民党军和游弋珠江河上的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进行战斗。12日，反动工会体育队的一批工贼流氓在帝国主义的兵舰掩护下，企图在长堤电厂一带强行登陆。梁桂华在阵地指挥搏斗，不幸受了重伤，被送到附近的中法韬美医院（现广医附属一院）救治。12月13日，刚建立起来的广州苏维埃政权被疯狂的敌人破坏了。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梁桂华在敌人的大搜捕行动中，于中法韬美医院门前与敌人搏斗时不幸牺牲，时年34岁。

广州起义虽然仅维持了3天，但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注释：

[1] [6]陈登贵、林锦文主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第117页。

[2][3]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第2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5][9][1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中共党史学会等编《广州起义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第147页，第150页。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梁桂华烈士传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8]广东人民出版社收集整理《广州起义革命斗争回忆录（内部资料）》，广东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64年印，第97页。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