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我国重新开始允许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劳动者可以从事个体工商业，冲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第二年7月，在享有全国同等政策的同时，中央赋予了广东“先走一步”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1978—2002年间，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做了可贵的探索，被誉为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的“广州模式”[2]。

党建“盲区”的出现

和认识上的分歧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多元化、新型的经济关系的出现，引起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队伍出现了变化：一是工人队伍扩充了。1979年，广州个体营业户3500多户，共4000人[3]。到1989年底，全市私营企业雇工2.38万人；全市有个体工商户8.86万户，从业人员13.85万人；外资企业已发展到1191户[4]，外资企业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务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供求出现多种流通渠道，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广州。二是工人队伍的分布发生了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投资主体和产权结构，使原来处于单一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被分布在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经济结构的企业里；产业结构调整，使许多工人转向第三产业，第一、二产业职工比重下降，个体经营比重相对大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1980 年仅占全市职工总数的10%增到1986年的30%[5]；从所有制类型结构上看，公有制企业职工比重下降，私营、全民与私人合营、集体与私人合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比重上升。

其次是党员队伍发生变化：一是党员分布的变化。1980年下半年起，广州市在自行车工业公司、绢麻纺织厂、南方大厦百货等企业试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开始打破了“铁饭碗”。1984年起，广州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市，率先改革，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的精神，1986年起，广州劳动合同制扩大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职工。同时，政府机构改革，广州劳动力的再分配和流动，使党员的分布，从主要集中在机关、国营企业等国有单位，慢慢有一部分转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二是党员角色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干部下海潮”现象，有一部分党员过去是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干部，“下海”成了私营企业主；有一部分党员过去是国企职工，离开原单位后在私营企业打工，成了雇佣劳动者。其中，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是党员的单位中，党员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等等。三是党员财产的变化。1984年开始，广州市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验，出现了法人持股、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公众持股等形式，农村也推行股份合作制，有的党员成了股东，而有的党员仍是雇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部分文化科研水平较高、拥有高新技术产权的党员，也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党员拥有一定资产—党员之间财产差距逐渐显现。

工人、党员队伍的变化，渐渐出现了党建的“盲区”—作为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很多工人离开公有制经济领域后脱离了党组织的视线；很多党员渐渐流动到没有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有的离开公有制经济领域后因为长期脱离组织生活渐渐不再看重甚至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等等—这部分党员和可能发展成为党员的人，处于一种脱离党组织的状态，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亟待党作出对策。

由于诸多原因，20世纪80年代前后，对于能不能和怎样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按照传统的党建理论和观念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这种情况下，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相关的各个主体，如各级党委、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员，都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各级党委怎样应对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还有待明晰，尤其是怎样与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滞后、管理不规范、人才与资金匮乏及知识经验不足等问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方面急切需要得到相关部门帮助，另一方面对党组织的介入缺少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认为建立党组织是多余的，甚至认为建立党组织等于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担心党组织的监督作用会限制生产经营的自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员，则大多数认为不在国有单位，党员身份没什么意义，认为追求经济效益才是最实际的。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广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启动和开展。

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党建“广州模式”的探索进程

由于政策不明朗，这个时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举步维艰。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其中的先进分子，符合党员、团员条件的，同样可以按照党章、团章规定，吸收入党入团。在从事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人员中，要根据需要，逐步建立党、团组织。这个政策的出台无疑是一个突破，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禁锢，全国各地在实践中都还处于一种相对保守和停滞不前的探索状态。

1985年，广州出了个“高德良事件”—第一个个体户入党。广州东山区个体户高德良，他在1980年上书中央呼吁开放个体户雇工、减轻个体户税费、给个体户贷款和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得到中央重视。1985年，思想开放的高德良萌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当时不少人劝他改为加入民主党派。他仍主动向东山区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书，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同年7月30日，东山区工商局三所党支部召开讨论高德良入党的通报表彰大会，并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德良终于如愿成为广州第一个个体户党员[6]。这个事件成为一个思想观念的突破口，一改以往人们对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的看法，同时也给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带来新的思维。

针对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的不断发展，1986年，广州市委宣传部实施名为“橙色计划”的个体劳协骨干培训班，各区、县也相继全面推行，加强对个体户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从这一年起，为了更好地引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始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在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等中外合资企业中成立首批合作企业党组织，开创依托工会开展党建工作的先河；广州荔湾区成立了广州第一个个体户党支部。广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迈开了新的一步。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并不一帆风顺。1995年起，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下岗职工党员、下海经商的党员、外来工党员及谋求职业的大学生党员，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行列。这部分党员流动性强、分散，难以掌握，要把这部分党员纳入管理，现实操作中存在较大难题—主要是缺少有效的途径和措施掌握这部分党员，尤其是很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还没有党组织，失业的那部分党员在社区也没有登记和过组织生活。另外，除了规模大、组织和管理比较规范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对党建工作比较支持之外，规模小、人数少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普遍对党建工作有抵触情绪，思想工作不好做；雇佣色彩普遍存在，基本没有私企业主党员，党组织的经费缺乏，党组织作用不明显，在群众中缺少吸引力。

为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加强管理，广州市委于1993年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乡镇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围绕非公有制党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及日常化进行探索。1994年7月22日，广州市委《每天快报》基层呼声版刊登了《私企900多名党员盼望有个“家”》的报道，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再度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随后，于1994年12月下发了《关于加强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在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谁兴办企业，谁考虑组建党组织”的做法；从便于管理，有利工作的角度出发，实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党组织负责组建和管理私营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党建工作。在农村，私营企业党组织由镇党委或由镇党委委托村党组织代管。对其他非公有制企业，采取多种管理形式。如番禺，对新办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私营企业所收购（或兼并、租赁、承包）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坚持“谁发牌，谁组建”的原则。同年，增城工商局在镇龙镇组建了广州市第一个个体私营协会分会党支部，把个体和私营企业中分散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管理，并且每年拨专款作为该支部的活动经费。

党组织建立后，如何给私营企业党组织定位，在理论界和实际党务工作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如果定位不准确，党建工作的随意性就很大，就无法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党建工作机制和运行机制。1993年起，广州市工商局党委在实践中引导私企党组织找准定位：以“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为准则。通过实践探索，从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入手，找到在私营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五个结合点”：其一，处理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关系；其二，处理好私营企业党组织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其三，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其四，处理好党组织与员工的关系；其五，处理好党组织与群团组织的关系[7]。另外，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在开展活动中，不照搬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做法，根据广州市委提出的“小型、业余、灵活、务实”[8]的原则，因企制宜，在不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以分散活动和业余时间搞活动的形式进行。

在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一些非公企业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引导下，结合本身企业特点，走出了成功之路，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白天鹅宾馆等就是鲜活的例子。

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是一家1992年成立的中日合资企业。刚合资时，中方管理人员都是从国有企业过来的，对在合资条件下怎样开展党的工作都没有经验，而日方更是认为没有成立党委的必要。为了对症下药，该公司党委在实践中找出合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党建的区别：第一，在国企中，重大问题、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党委来讨论决定，而合资企业不行，决策机制与国企有很大区别，一切重大问题决策权都在董事会，董事会决定后由总经理实行，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委参与决策的难度比较大。第二，合资企业的整个管理机制比较科学，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较细，因此不可能像国企那样有一批脱产的专职党务干部。第三，合资企业的整个生产管理、流程、节拍很科学，特别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比较优化，生产工作期间腾不出开会时间。对此，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党委经过实践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首先，党委不能直接参与决策，就间接参与决策。在合资企业不可能把党委讨论了的东西交给董事会，也不可能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去参与董事会或者总经理室的工作，因此重大问题包括用人，在党委讨论之后就以个人的身份、以部门的身份带到老总室或者董事会去表述，以此发挥党委参与决策的作用。

其次，为了更有效地工作，以及解决没专职党务干部的问题，采取“相兼相容、复合多能”的做法，将党务的职能与行政职能比较相近的放在一个部门，比如组织部设在企管部，组织部长同时也是企管部长，宣传部设在工会，纪委与监察室合而为一。这样，很多具体实际的问题比独立出来的党务部门要解决得好，不存在行政干部与党务干部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

另外，把党务工作变成了企业管理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企业管理的战略和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口号等等，使员工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1993年代表公司中层的80％多的部长和70％的科长都是党员，在公司发展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日方也渐渐认可了党组织的存在和作用[9]。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钟瑞洪说：“我从事党务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最大的感受是在合资企业从事党务工作能使我放开思想，结合实际，创造性地从事党务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创造一种氛围”，“我们的党建思想工作要有一种创新，不创新就跟不上时代发展。”[10]

中外合资酒店白天鹅宾馆，被誉为印证改革开放成功典范、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是国内首个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20世纪90年代前后连续多年被国际知名媒体评为国际商务人士到广州的首选酒店。而这样一家中外合资酒店，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层包括总经理在内的则全是共产党员。党组织在该合资企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这么说，是一批‘五星级’的共产党人率领员工办出了白天鹅这家五星级宾馆”[11]。

1993年成立的从化市云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潘伟明在谈到公司不到10年成为从化同行中首屈一指的企业时，认为这与公司党组织密不可分，公司的党员始终以无私奉献精神带动身边的员工，一齐为公司的业务冲刺[12]。利建集团的总裁贺丹青，在介绍为什么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却积极支持党组织在企业开展活动时，道出了内心话：是因为党组织的活动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和谐促进企业的发展[13]。

至2002年前后，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广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极大地提升了覆盖面，并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将数量与质量结合考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组织系统网络；较大程度上满足基层党组织阵地建立的要求。截止2002年5月底，广州已建立了1个私营企业协会党委，15个私营企业协会党总支部，1个私营企业党总支，191个私营企业党支部，1365名私营企业中的共产党员纳入了党组织管理，绝大多数私企党组织的工作和生活，都已步入了正常轨道，初步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私企党建工作模式[14]。是年7月30日，广州召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表彰了先进私营企业党组织10个、私营企业党建工作优秀党务工作者10名、私营企业优秀党员15名，以及支持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先进个人6名[15]。广州全市绝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工作， 已步入了正轨，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努力，广州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已经比较成熟的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的“广州模式”。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

“广州模式”的思考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零散杂乱到系统规范，最终有计划、分步骤、合规范地发展起来，并取得喜人的成果；在全国较早形成系统性、操作性强的有效管理体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建设网络；明确了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责任和管理关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双轨三级制”组织体系为管理架构的“广州模式”已基本形成并日趋成熟，为党的建设丰富了新经验和新做法。

改革开放后，广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社会阶层关系的新变化和非公有制经济从业群体出现的问题。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从业队伍的出现和壮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提高，他们对管理的需求变得更为全方位，从经济需求走向政治需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中央赋予的“先走一步”的政策推动着广州去较早面对这个事实和应对这个事实。个体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能不能建立党组织，其经营者能不能入党，党员当了私营企业主需不需要退党等等问题，在当时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广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大胆实践，并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的党建工作，终于在21世纪初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广州模式”的思想基础。

由于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产生的人力资源中党员的流动性问题，使党的建设必须具有实现战略性转移的能力，能重新整合社会基础，即从原来单一的单位移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广州为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立难，党员流动性大，活动开展难等问题，积极探索“条”“块”归口管理体系和“双轨”三级管理架构党建工作模式，实现党组织基层设置方式与管理方式的转移。由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管理属地化模式，取代原来统一的以单位为重心上下垂直管理模式，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广州探索出来的这种属地管理模式，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空间，以“条块”和“双轨”为架构，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加强党建工作：一方面，使党能够有效地掌握跟踪党员的去向，防止党员流失，重新整合这部分流动党员，并能不断吸纳社会精英，有利于保持党的覆盖面与先进性。另一方面，能使党准确把握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政治导向，团结最广大的阶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这种做法，为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的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广州的实践充分说明，在私营企业中，由于财产私有化的特点，党组织要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和存在，必先要得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认可，才能有所作为。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代表者的政治利益出发，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制定制度，建立党组织，收纳重组管理党员、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调动各方积极因素为社会进步服务；党组织的作用不体现在人事管理权和经营决策权方面，而主要体现在政治核心作用方面；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社会价值和为社会所作的贡献，鼓励其与国有经济展开公平竞争，增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从实际出发，尊重和兼顾不同阶层、集团、群体的权益，认真体察和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党建工作把他们团结凝聚起来；用鲜活的事例、鲜明的对比，让企业主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重视党建工作带来的好处和变化，从而调动他们支持企业党建工作的热情，最终实现双赢互利和共同发展。这种党组织功能发挥的过程，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认同与接纳党组织的过程。这种做法，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不仅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大课题。广州1978年至2002年的探索实践，为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提供了一种很有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文件）》，1979年7月19日。

[2]《同在鲜红的党旗下—广州市私企党建工作纪实》，载《人民日报 ·华南新闻》2002年6月27日。

[3]《本市已发放3000多个个体户营业执照》，载《广州日报》1980年1月13日。

[4][5][15]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1990广州年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388页，第477—494页，第312—317页。

[6]《为个体户鼓与呼最落力》，载《羊城晚报》 2007年9月20日。

[7]《广州工商局党委书记在全国私企党建研讨会上发言》，见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hotspot/ssdjgzms/gzmuzwj/200210190306.htm。

[8]《关于加强私营企业党的工作的意见（试行）》穗字〔1994〕17号，中共广州市委，1994年12月28日。

[9][10]《合资企业党建大有可为》，载《南方都市报》2002年10月16日。

[11]《“五星级”共产党人—白天鹅宾馆纪事》，载《半月谈》1991年第13期。

[12][13]《激情飞跃新空间—广州市工商局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纪实》，载《广州日报》2003年7月21日。

[14]《哪里有企业就在哪建党组织—广州市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回顾与探索》，载《人民日报》2002年7月1日。■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