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由于人员流失过大或缴获颇丰，往往导致枪多人少的情况出现，加之处在武装斗争的摸索阶段，领导人对于枪械处置问题还没有经验，没有统一的处理方案，在起义计划中，也很少提到起义后的枪械处理问题。本文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为例，就各起义中领导人对富余枪支的不同处理方式作以探讨。

南昌起义中初尝教训

1927年夏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积极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正准备开拔东征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革命基础较好，所部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是共产党员，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也同情革命，军中有大量的中共党员与工农运动骨干，具备起义的条件。中央委员赶赴九江，会商起义大计，当时的计划是在南昌发动起义后，率起义部队折返广东，先取东江，获得苏联武器援助，再下广州，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7月27日，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书记，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8月1日凌晨，起义爆发。经过5个小时激战，起义部队拿下了南昌城。

然而，考验才刚刚开始。拿下南昌城不易，返回广东更难。起义部队以叶挺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为主力，大约两万余人。从江西南昌到广东汕头，有七百多公里，只能靠两条腿走。返回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南昌到吉安，然后经过韶关沿粤汉路返回广东。这条路是大道，便于大军通行，沿途乡镇较多，获取给养较为便利，但缺点是敌军也能迅速调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堵。另一条是从南昌到抚州，沿着赣闽交界的武夷山脉南下，经寻乌到达广东东江。这条路不利于敌军围堵，崎岖难行，而且给养困难。起义军参谋团会议讨论再三，最后为了尽快赶到东江获取苏联军援，最大程度保存实力，选择了第二条路。

对于起义部队而言，这条返回广东的道路注定充满艰辛。由于沿途地区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的巨大摧残，起义部队沿途难以得到农民援助，缺乏后勤保障。除了敌军堵截，给养困难外，枪械的处理成了起义部队的大问题。据史料记载，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缴获军械颇为丰富，共七千余支枪，八十余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

考虑到七百多公里的路程，沿途难以获得武器补给，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势必造成枪械的短缺，起义领导人决定随军携带这批枪械弹药，以确保大队人马能安全抵达广东东江，但找不到民夫就是一个大问题。彼时的行军打仗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农民积极充当挑夫帮助北伐军搬运军用物资，解决了物资运输的大问题。可是，由于国民党的镇压与威胁，起义军难以寻找大批挑夫帮忙搬运枪械。无奈之下，起义领导只能命令每个士兵设法自行搬运武器。每位士兵要背负子弹有数百发之多。

正值盛暑，既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驮运枪械弹药，这是许多士兵没有经历过的苦和累。枪在起义时是珍贵的利器，但在撤退时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每到一个地方，百姓都不敢出来，连找碗水都很难，沿途生病掉队的情况层出不穷，枪械越发显得沉重，致使部队行进很慢。于是一些士兵偷偷丢掉了枪支弹药，或者干脆偷偷脱队。加上沿途土匪民团抢夺枪械，结果许多枪支弹药刚刚搬离南昌城就丢失不少。时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后来在报告中提到：“当我们离开南昌时，因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枝甚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二百五十发，甚至三百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据贺氏云（即贺龙），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子弹达三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出发稍迟，又不与后卫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子弹百数十万。此二十军绝大之损失。”[1]时任政治保卫处处长的李立三回忆：“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破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2]而第十一军军长叶挺也在回忆中指出：“由南昌所得之军械因运输困难，大部均遗弃于敌人。”[3]起义部队也曾沿途设法将部分枪支送给当地农民组织武装，但因为种种顾虑，农民很少愿意接受。

8月底到达瑞金、会昌后，起义部队与钱大钧部在会昌发生激战。尽管起义部队大获全胜，但鉴于敌情变化，决定改道闽西，经过长汀、上杭返回广东东江。中途改道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枪械运输的问题。叶挺回忆会昌之战时有道：“此时因携带空枪太多（十一军约5500支，贺龙约2000支），若直接由江西回粤，因山路运输困难，无法携带，才改道折入福建省汀州，利用水道运输，并以二十五师护送。”[4]刘伯承也在说明改道理由时指出：“然顺鄞水而下韩江船可载大批战利品—枪支（在五千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得迅速的到东江，不然无力夫以过寻邬山路，枪械、伤者均无办法。”[5]可见，尽管沿途枪械丢失较多，但起义军尚有7000多富余的支枪。这时参谋团在决定行军路线时也不得不考虑到枪械搬运的困难。

9月5日，起义军进入福建后，周恩来感到起义军历经激战虽然获胜，但兵员与子弹的损耗将成为以后的大问题，因此致信中央催促共产国际，一旦起义军占领潮汕地区应及时提供军援。但军情瞬息万变，尚没等到回音，起义部队就在潮汕地区遭遇强敌围堵。这时起义部队因连续作战，许多枪械已经损坏，子弹也难以为继。第二十军第二师党代表陈恭后来回忆：“所有器械，连日使用，未能善为保管，以致有枪而不能用者，所在多有，机关枪更不能用。弹药缺少，无法补充。”[6]10月初，由于敌强我弱，除了部分残军转移外，起义军大部终究不得不放弃潮汕，起义军搬运的枪支因形势危急也没能顾及。叶挺曾建议把多余的空枪运到海陆丰交给当地农军，但没有获得同意，结果这批枪支大部分被敌军黄绍竑部缴获。

在后来的总结报告中，不少南昌起义领导人都提到如果沿途能得到群众的帮助，那么不但枪械的搬运不成问题，还可以武装群众，发展革命力量。

湘赣秋收起义中有失有得

就在南昌起义爆发数天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商讨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以往忽视军事工作的倾向，特别强调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7]长期注意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来自于切身体会。在大革命鼎盛时期，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75县中成立了县农会57个，乡农会6967个，会员发展到136万余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区域。湖南乡间已经高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然而，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悍然发动马日事变，解散党部机关，捕杀党员群众，使湖南一夜进入白色恐怖。以当时湖南农会会员之众，不敌许克祥一个团的武装镇压。关键问题，就是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农民不太容易获取枪械。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接待从湖南逃难来武汉的党员群众时已经感觉到，如果广大的农会成员有枪杆子，那么湖南的革命形势当有另一番景象。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有心留毛泽东在中央机关工作，但他却选择返回家乡湖南，把农民武装起来，发动秋收起义。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返回湖南后，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并于9月11日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树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起义部队除了原武汉政府警卫团之外，都是湘赣边的工农武装，约5000余人。与南昌起义的武装主要来自正规军不同，秋收起义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工农武装，枪械不够，就以梭镖为武器。起义爆发后，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原定的攻打长沙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决定率军南撤。

南昌起义领导人南下遇到的困难，毛泽东也在撤退途中遇到了。由于南下沿途遭遇袭击，军心动摇，脱队现象严重。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回忆，到达江西莲花县集合部队时，整个起义部队仅剩600余人，700余支枪。起义军已经从人比枪多变成枪比人多。于是起义军缩编为一个团，以陈浩为团长，继续撤退。

队伍何去何从，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有的人主张往南走与南昌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有的人主张解散队伍各自疏散，毛泽东都不认可。对于毛泽东来说，最紧迫的就是找一块地方休整一下，使整个部队喘口气，大家吃得上饭，伤病员得到医治，军用物资得到存放。早在筹划起义之初，毛泽东就考虑过起义万一失败后的情况，提出了“上山”这一条路。当时毛泽东看中的地方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井冈山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既利于防备敌军进攻，又能在附近各县打土豪获取给养。但山中并非无主，两支绿林武装在井冈山盘踞多年。两支武装的首领王佐、袁文才是结拜兄弟，一个彪悍，一个圆滑，分驻山上山脚，相互呼应。无论是官军还是民团，均不能把它们剿灭。

10月3日，在古城召开的会议上，如何对待两个“山大王”就成为讨论的焦点。队伍中有人提出消灭这两支武装，但毛泽东知道这并不周全。起义队伍正面临着敌人的追剿，如果久攻井冈山不克，那么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多年周旋于官军中，王佐、袁文才早就积累了丰富的游击经验，显然也不是朝夕可破。另据一些熟知内情的党员介绍，王佐、袁文才早年深受本地地主的压迫，有浓厚的“劫富济贫”的思想。毛泽东提出，不要只想着消灭土匪，要交三山五岳的朋友，团结改造他们，这样联合起来，自身壮大了，敌人就没办法了[8]。

毛泽东等人思考再三，提出把余下的100余支枪送出去，换取王佐、袁文才的支持。这个提议马上引起众人的反对。枪械是武装斗争的法宝，而且在枪械紧缺的湖南，每一支枪都来之不易。毛泽东决定送，而且一送就是100支，这在旁人看来未免出手太过阔绰。但冷静下来考虑，目下起义部队疲惫不堪，伤病员不断增多，枪扛着走没有用，用它打开局面，为部队换来休整空间或许更为有利。在毛泽东的反复劝说下，众人接受了送枪的提议。

10月6日，毛泽东等人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表示愿意送上一百支枪，这使得袁文才大喜过望。袁文才派妻弟谢富生接枪后，大大减轻了敌意，不仅回赠毛泽东几百块银元，并且答应愿意帮助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落脚，同时帮助毛泽东获取王佐的支持。次日，毛泽东即得以率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在袁文才的帮忙下，起义部队很快建立起留守处与医院，部队武器伤员辎重得到了安置[9]。奔波近一个月的部队终于得到一个安稳的喘息之地。井冈山的大门就这样通过一百余支枪打开了。

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举重若轻，灵活运用枪支，为部队争取到喘息休整机会，并开启了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大门。

平江起义中走出新路

与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相比，一年后发动平江起义的彭德怀是幸运的。在1928年7月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时，不仅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经过近一年各地起义的教训总结，中央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枪械处理经验，能为平江起义部队提供指导。

彭德怀出自穷苦人家，从小放过牛，做过工，受尽地主豪绅欺压，因此同情穷苦大众，嫉恶如仇。长大后彭德怀入伍湘军，在段德昌等中共党员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28年初，彭德怀已经升任国民党湘军独立五师一团团长，在黄公略、李灿、张荣生等党员帮助下成立党支部与士兵委员会，暗中宣传发展革命。

1928年6月，国民党湘军独立五师驻防湖南平江。平江是革命基础较好的地区，早在1923年已经成立党支部。1927年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平江工农武装也是起义的武装之一。当地农民武装敢打敢冲，可惜枪械较少，只能拿着梭镖与民团抗争。尽管屡遭挫败，但至1928年春，一支500多人的游击队还是很活跃，多次攻城。正因为这样，平江的土豪劣绅才急忙请求调来国民党军队予以镇压。只不过调来的这支部队，恰好是彭德怀率领的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部队。彭德怀到来后，不仅每次清乡时都命令部下远远放枪，给游击队通风报信，还借着搜山故意给游击队留下大批弹药。起初游击队以为国民党子弹多，士兵不愿携带而丢弃，时间长了才了解到这支军队有党组织活动，是倾向革命的。这时接济枪械就成为彭德怀的独立五师第一团与平江游击队的一种重要联系。而这对于彭德怀来说并不陌生，以前彭德怀率军驻扎湖南南县时，已经开始派人将没有上报的枪支弹药偷偷接济当地农军。多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李寿轩还记得在湖南南县驻防时，连长李灿在一个雨夜派他秘密送枪给地方农军的经过。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顾虑，平江党组织与该团的联系依然不密切。直到1928年7月17日，新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受命恢复湘鄂赣边党组织，经过平江时，才与独立五师地下党员邓萍接上关系，了解了第一团的情况。恰在此时，由于军中党员黄公略身份曝光，形势危急。箭在铉上，不得不发。众人商议之后决定迅速率领第一团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以独立五师一团为主力在平江县发动起义，不到一个半小时即占领全城。7月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全军两千五百余人，由彭德怀任军长。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与黄公略等领导人深知敌人不会善罢甘休，邻近长沙的平江县不是久留之地。部队要转移，缴获的大批枪械就需要马上处理。攻占平江县城时，起义部队不仅缴获民团武装武器，还缴获了独立五师师部库存的大批弹药，总共有步枪近千支，子弹百万发。如果部队带走，势必拖累行军。放任不管，未免太可惜。长沙的敌军三天内就可以到达平江，短短的时间内，如何处理这大批的枪械弹药呢？

紧急时刻，滕代远连忙调来地方党组织来帮助处理枪械。7月23日，平江县委负责人来到县城，组织群众连夜把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运往黄金洞山区，成立农民自卫队。对于长期缺乏枪械的地方武装来说，一下子获得了那么多枪械真是欣喜若狂。湖南省委委员潘心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彭军在平江除他自己的外，还缴了团防局枪五百左右，交给平江游击队。当时平江子弹枪支到处都是，尤其是子弹，还有许多几乎没有人担。”[10]据平江游击队党代表钟期光回忆，起义后，平江县全县赤卫军一改以往梭镖军的状况，发展到枪械齐全的五个大队，一个大队大约是两个连的规模，实力大增。就连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也感到恐惧，称彭德怀率领的起义部队“四处张贴暴动标语，成立苏维埃政府，扬言平城既下，即日会师直捣长沙，似此匪多械足，未可轻敌等语”[11]。

同时，中共中央在获悉平江起义后，也提醒起义部队要注意军事行动与发展群众武装的密切关系。在1928年10月中央致红五军信中已经指出：“五军应帮助各县游击队组织之建立和发展；五军应拨给一部分枪支帮助各县建立或发展农民游击队伍的组织，使农民群众的斗争更加容易发展起来。”[12]这不仅使得红五军摆脱了行军的拖累，也壮大了地方群众武装。

红五军撤出平江后，历经四十五天的反湘鄂赣三省“会剿”战斗，兵员与子弹消耗很快。原本的两千余支枪，只剩下五、六百支。但得益于各地群众武装的发展，在历次挫败中，红五军都可以从各地群众中获得支持。1928年10月中旬，滕代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将红五军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从而大大充实了红五军实力。红五军起义为地方群众武装提供了枪械，使其发展壮大。当红五军受到削弱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群众武装又成为红军的有力补充与后援。通过这样的良性互动，红五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日后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在武装斗争中如何运用枪械包含了许多学问，除了直接攻击敌人外，枪械还在发展统战、发展群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革命失败后复杂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尝试挫败中积累了经验，走出了新路。南昌起义领导人珍惜缴获枪支，长途运枪历经曲折，体会到了群众对武装斗争支持的重要性。秋收起义领导人通过送枪团结改造土匪，开启了一片根据地，重新思考了斗争中策略与方式。平江起义领导人把枪交给地方游击队，为日后的斗争留下革命火种，感受到正规军与地方武装是密切关系。

每支起义部队都有不同的特点，身处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任务，不能简单地说枪械处理方式孰优孰劣。我们所关注的是中共领导人在革命逆境时不断尝试的勇气与智慧。枪杆子怎么用，成为这些领导人不断思考的问题，从而逐渐使中共革命运动成熟起来。

注释：

[1]《周逸群报告（摘要）—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2]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31页。

[3][4]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要）》（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2页，第83页。

[5]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摘要）》（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93页。

[6]陈恭：《关于随军作战情况的报告》（1927年10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115页。

[7]《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9]赖春风：《毛委员在古城会议上》，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10]潘心原：《湘东各县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平江起义选编组编《平江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11]《湖南清乡公报》第5期（1928年8月16日），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12]《中央给代远德怀公略并转五军全体同志的信》（1928年10月22日），平江起义选编组编《平江起义（资料选辑）》，第33页。■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