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有包惠僧的名字。包惠僧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变节，曾任国民党军中将。新中国成立后，落魄的他给曾经的战友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迷途知返，并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史料。

早期的记者生涯

积累了改造社会的最初想法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乳名包道亭。青少年时期的他为人处事热情直率，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与旁人话不投机动辄吵架斗殴。因为看不惯当地土豪劣绅的恶行，包惠僧曾在家乡黄冈县包家畈大闹乡里。

1917年，他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在一所小学任教，干了几个月后，因与校长不和，愤然不辞而别。不久后到另一所小学当教师，又因与校董不和被迫离职，生活日益陷于困境。有一天，包惠僧偶遇做小报记者的同乡，这名同乡鼓励他写新闻稿谋生，就这样包惠僧四处找线索采访。那时报馆大都是私人创办，老板看包惠僧能跑能写，不怕吃苦，就给他发了特约外勤记者证。包惠僧发表了一些稿件后，觉得长沙市面太小，可以写的新闻少，就跑去武汉发展。很快，包惠僧便在武汉身兼《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数家报馆的记者，有时发现新闻线索，老板还派他去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采访。当记者的经历，使包惠僧认识到当时官场的腐败、各路军阀的无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逐渐树立了改造社会的想法。他多次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寓意用雷电轰鸣震撼死气沉沉的旧中国，在乌云密布的世界中撞出一个缺口。由于包惠僧的稿件敢于披露社会黑幕，因而惹怒一些人，最后得罪了一个大军阀，遇到麻烦。几个报馆怕生事，先后取消了他的记者证件，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求生存。五四运动的浪潮平静下来后，武汉官僚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互相包庇。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件越来越难以刊发，包惠僧的生活又陷入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不得已回到黄冈农村老家度日。

参加中共一大，

担任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

1920年2月初，再次返回武汉的包惠僧通过报人举荐，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一个星期后，他发现通讯社待遇虽高，却不过是一个竞选议员组织的宣传工具。他不想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决计辞职。就在此时，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到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发表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讲。正要辞职的包惠僧被报馆老板派去采访陈独秀。怀着崇敬的心情，他采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学者。在两次采访中，包惠僧虚心请教了五四运动、婚姻自由、汉学知识等话题。陈独秀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想法，便如循循善诱的老师，给他一一讲解。这两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回报馆辞职。

这期间，时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的陈潭秋与包惠僧同住在金家客栈，有时和包惠僧谈一谈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看法，包惠僧对陈潭秋谈起苏俄十月革命亦是无话不说。陈潭秋处事稳重，从未透露过自己准备在武汉建党的活动，一方面因对共产党的宣传为军阀所不容，另一方面与包惠僧易于感情用事的性格有关—他读黛玉《葬花吟》会落泪；而遇到看不惯的事，又会跳起来，大发雷霆。为此，陈潭秋常笑称他为“暴徒”，认为他太过急躁冲动。

1920年夏天，一位叫刘伯垂的中年人来到金家客栈找包惠僧，说有一封陈独秀的信要交给他。包惠僧仔细看了来信，得知北平的一些师生正在筹备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也创建共产党的组织。包惠僧看后大喜，他并不知道陈潭秋、董必武已开始做建党的前期工作。

随着武汉建党步伐的加快，陈潭秋去北平拜见陈独秀，知道了陈独秀与包惠僧有联系，彼此通过信，包惠僧也在信中表示愿意参加武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二人商定后，陈潭秋返回武汉立即找到包惠僧，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包惠僧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得知陈独秀到了广州，便去汇报工作。在广州，包惠僧跟随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了解了他们的发展经验和工作经验，并协助他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期间，还受邀担任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群报》编辑。

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等人商量，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联系，确定了召开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前，陈独秀正在争取一个修建校舍的款项，时间上有冲突，便指派包惠僧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有过几种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忆包惠僧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忆中说包惠僧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小组，这显然有误。李达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包惠僧是代表。包惠僧自己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筹款子的事儿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1]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包惠僧确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召开时，还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也没有条件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67页有“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的表述。

与毛泽东、周恩来成为好友，

在黄埔军校任职

在中共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共有13名代表，代表了全国“……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2]。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毛泽东作为各自小组的代表，很快相互结识。交谈中，包惠僧发现毛泽东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抱负远大，很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两人遂成为好友。中共一大散会后，二人多有书信来往。

陈独秀没有参加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大家多少感到遗憾。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前往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包惠僧抵达广州后，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和与会代表的意见完整地告诉了陈独秀，积极动员陈独秀去上海。9月9日，陈独秀在他的陪同下到上海，住在渔阳里2号。包惠僧随即按照中央局的建议，返回武汉，继续做建党的工作。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为总主任，毛泽东为湖南部主任。包惠僧则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因为人手紧张，调包惠僧与中央局成员张国焘等人一起办《劳动周刊》，包惠僧除当编辑外，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在那段时间里，包惠僧与毛泽东也有书信来往。包惠僧待人热情、工作积极，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党内人士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

1922年初，包惠僧返回武汉，适逢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邀请毛泽东到他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住了20余天。期间，包惠僧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对于包惠僧的率性和直言，毛泽东好像没有在意，可以说，两人建立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922年5月，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调包惠僧去北京做党的工作，由李大钊介绍，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兼职以掩护身份。随后，包惠僧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以“鼓动工潮罪”被通缉，不得已回到武汉，接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党组织同意，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数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主持工作。蒋介石皆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加东征的学生全部回校复课，蒋介石也返回广州，听取过包惠僧汇报工作。不久，周恩来调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此期间，包惠僧与周恩来多有来往。包惠僧不但负责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而且还兼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这也使他成为黄埔军校的名人。

1926年9月至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4月2日，蒋下令将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至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9日，蒋介石赶往南京，颁布战争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等，限制工人活动。蒋介石加紧筹划政变，而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仍陷于右倾麻痹思想，书生气十足。4月初，汪精卫从海外归来，陈独秀喜出望外，4月5日，他竟然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辟谣”，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两党应开诚合作”。4月9日，蒋介石由沪赴宁，躲到幕后去指挥屠杀工人。12日凌晨，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死伤近300人，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强占。13日，上海工人、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要求交还枪支，保护工会，又遭蒋介石军队袭击，宝山路血流成河。14日，反动军警联合展开“清党运动”，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之内，国民党反动派共杀害汪寿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拘捕“共党分子”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残酷的刽子手。继上海大屠杀后的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事变，优秀共产党员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此外，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反共“清党”和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在武汉的包惠僧得到这些消息，完全不知所措。

革命流血事件令他放弃信仰，

投靠国民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最终与蒋介石合流。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等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武汉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损失。

包惠僧显然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鲜血和尸体，革命竟然如此惨烈，实在出乎他的预料。在讨论形势时，他时而冲动，时而沮丧，乱了章法。

中共中央决定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挽救面临灭顶之灾的党，起义地点选在南昌，周恩来被中央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指示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包惠僧倒是没有含糊，抱病立即前往南昌，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8月1日，南昌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国民党反动派各个集团极为震惊。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从南京、武汉和广州方面调遣反革命军队，联合围攻南昌起义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前委决定：按计划退出南昌进军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择机再度北伐。8月3日到6日，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期间，周恩来专门前往旅店找到病情加重的包惠僧，看到他躺在床上，确实病得不轻，问他：“……部队要撤出了，你怎么办？”包惠僧正在发烧，说：“……我实在走不动……”外面还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周恩来不能久留，说：“你不能在这里住了，要转移。”包惠僧说：“我有个亲戚在南昌，已经与他联系过了，去他家住。”周恩来说：“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如果病好些了，就去追赶部队。如赶不上队伍，就在南昌找组织。”说着，从挎包里掏出纸和笔，给他写了介绍信，然后匆匆告别。

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化装逃离到九江，搭船回到老家湖北黄冈。当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了，遂又逃到湖北武昌。武汉三镇风声也很紧，他只得带家人逃到妻子娘家江苏高邮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月，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与土豪劣绅也开始缉拿共产党员和农会人员。包惠僧不得不携家眷离开高邮，去上海躲避，哪知上海情况更混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包惠僧害怕、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从香港辗转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派上海党组织的人找过他，让他参加工作，他躲避、敷衍，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生活，他又重操旧业，用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但卖文实在太苦，他又托人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当参议。

1931年9月，正当中共一大的战友毛泽东、陈潭秋、何叔衡在江西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当参议的包惠僧则在国民党政府混事儿。他感到收入微薄，又借助黄埔军校的熟人找蒋介石进言，以图为自己谋个好职位。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知道他曾在高级政治训练班当过班主任，也知道他是共产党的“老资格”。为了分化共产党，破例任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惠僧欣然上任，一些报纸还做了报道，宣传“共产党元老包慧僧弃暗投明”。包惠僧的行为，已经是明显的变节。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衔为中将，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角色，但他曾经是共产党的要人，现在虽然叛变，依然不为国民党内部人士所认同，处处受到提防和监视。包惠僧在这种环境里非常苦恼，1936年提出退出军界，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继续混饭吃。

抗战期间，包惠僧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陪都重庆，脱离共产党的陈独秀也辗转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春天，包惠僧不顾道路艰难，前往探望贫病交加的陈独秀，还带去一些钱财接济他。两位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在破屋中谈起往事，感叹不已。

1944年，包惠僧任国民党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1948年底，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国民党高官纷纷逃往台湾和海外。包惠僧知道蒋介石心狠手辣，便带着家眷不辞而别，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时局变化。

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使他迷途知返

包惠僧在澳门期间，不但生活窘迫，还提心吊胆，生怕国民党特务找上门来。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特别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很多重要人物曾与他关系较好。台北不能去，北京又不敢去，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总有一天要走投无路流落街头，他左思右想，想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与他比较熟悉。为难的是，抗战时同处重庆，有一次在国民党内政部大门口相遇，周恩来向他打招呼，并表达欢迎归来。可是，包惠僧想到国民党特务耳目甚多，没敢多说两句，就匆匆离开……他一夜辗转反侧，无奈之际，决定打个电报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又可借此投石问路。他字斟句酌，于1949年10月上旬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道他想回来，便拿电报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拿着电报沉思半晌，表示：回来可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很快给包惠僧复电，欢迎他回来，并对香港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给予指示，让他们协助。

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全家来到北京。他返回的消息，立即在共产党高层传开。第二天，曾经与包惠僧一起在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请他吃饭。二人过往私交笃厚，当年与董必武初识之时，彼此有书信往来，董必武称他作“包惠僧”，后来就改用“包惠僧”之名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包惠僧见到董必武，满面惭愧，真诚地问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情况，还问了其他一些熟人的近况。饭中，董必武免不了揶揄他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也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12月25日，周恩来请包惠僧到家中作客，并进行了长谈，周恩来提出：“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这实际上是让他对自己的变节行为向党组织交代清楚，有一个检查。包惠僧回去后，写了一篇长文，郑重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认为自己“罪不可赦”。他的“交代”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认为符合实际，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1950年初，周恩来安排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分配他到国务院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8月20日，任命为内务部参事。1957年4月29日，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1957年，《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是一篇早期的有关共产党成立的史料，文章以当事者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毛泽东也看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晚年生活怡然自得，于1979年7月2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5岁。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他的回忆录手稿，全书真实地记录了他革命、变节，后又迷途知返的人生历程。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