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80周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血泪历史！

1937年12月5日，日军开始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疯狂的进攻。中国守军以疲惫残破之师，用落后的武器与血肉之躯，不顾伤亡，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拼杀。1937年12月13日，城陷被围，除一部突围外，数万人被俘。日军攻入南京，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血腥的屠杀，对南京妇女进行不分老幼的奸淫，对南京房屋财产、工商企业、文教胜迹进行疯狂的抢掠与纵火焚烧，制造了亘古未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了六周。在这漫长的时日中，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

面对日军暴行，依据国际公法原本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经历震惊、恐惧以后，终于醒悟，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勇敢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抗争。大量来自中国、日本和英、美等国人士提供的亲见、亲闻、亲历的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极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日爱国壮歌。

对日军大屠杀暴行的奋勇抗争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绝没有发生过仅仅十多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上万中国战俘的事。期间，日军在大规模集体屠杀成千上万的战俘与平民时，进行了周密充分的准备：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着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入内，突然开火屠杀。此时，觉醒的中国军民即便手无寸铁，甚至是被绳索捆绑着，但面对侵略军喷射着死亡火焰的机枪，他们也呼喊着，前赴后继地奋勇冲上去，冲向敌人的机枪与刺刀，冲向那些灭绝人性的畜牲，进行最后一搏，直到倒下，流尽最后一滴血。

例如，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约两万名几乎已有一星期没有进食的战俘与难民时，就发生了日军意想不到的猛烈反抗。一位日军辎重兵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的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在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这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1]

再如，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草鞋峡江边大规模屠杀数万中国战俘与平民时，中国战俘与平民不顾日军机枪的扫射，高喊着“夺枪！夺枪！”赤手空拳冲向日军，直至全部倒下。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采访过多位曾参加过这次大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官兵。在其著作《通向南京之路》中，他记录了这些日军官兵所讲述的在草鞋峡集体屠杀数万中国战俘的恐怖情景，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军民顽强拼搏的事例。第六十五联队陆军下士田中三郎（化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周围开始变得微暗时，在田中所在位置的对面，听说一个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虏弄死了。传达过来的警告说，‘是他的刀被夺走才出事的，要警惕！’”据田中推测，俘虏虽被倒背手反绑着，但并没有串联在一起，所以能够被另一个俘虏用牙解开。大概是有的俘虏察觉到苗头不对，而采取了豁出去的行动。其他大部分仍被反绑着的俘虏不可能加入此行动。在一个日本少尉被弄死的事情发生后不一会儿，向俘虏人群一齐射击的命令下达了。这支部队的另一个军人宫本省吾在其战地日记中，也记录了中国战俘杀死日军官兵的事情：“由于是处理两万多人的俘虏，所以终于出现大漏洞，友邻部队也付出好几名死伤者。我们中队死一人，伤二人。”[2]

1938年2月23日，《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中央社讯”，题为《敌兽行迭出，五百解除武装军士在京惨遭蹂躏杀害，活埋·淹溺·跌毙·火焚》，揭露了一起日军在南京以“新奇”的野蛮方法，虐待、残杀五百中国俘虏的暴行，还报道了中国战俘在最后关头与敌军搏斗牺牲的英雄壮举：“闻有数十军士知难免一死，等是一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至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有因之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云。”

还有许多南京市民和溃散的中国官兵，在极其困难与危险的环境中，以血肉之躯，与穷凶极恶的日军拼搏到最后一刻。

1937年12月17日，汽车司机梁志成被日军抓去运送弹药。他拒不开车，当一个日军军官用枪威逼他时，他猛地一拳打倒这个军官，然后扑到他身上，用双手狠狠地扼住他的咽喉。其他日军发现后，用刀乱刺梁志成。那军官狼狈地爬起来，向梁开了一枪。梁志成昏倒在血泊中，日军以为他死了，扬长而去。但梁志成没有死，苏醒后爬回家中，第二天终因伤重去世。（《新华日报》1951年3月3日）

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午在《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中记载，在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3]

1938年11月25日，重庆南京晚报社出版部出版了署名“白芜”的《今日之南京》一书，记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及南京沦陷一年来的悲惨境况，其中写道：一次，伪政府的汉奸通令南京民众持“欢迎皇军”的小旗，结队前往市中心大行宫欢迎新开到南京的日军。这时，一位老人，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振臂高呼孙中山的临终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因此惨遭日军杀害。还有一天，当中国空军战机飞临南京上空时，一位不知名的市民在市中心中山路的司法院旁，不停地挥舞系在竹杆上的被单，向中国战机指示日军军火库的位置，引导中国战机准确轰炸。后来，这位勇敢的英雄被日军宪兵队杀害。

国破山河在！日军的武力攻占与残酷烧杀，不能征服南京的人心。南京市民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内心里时时盼望的，是中国军队早日打回南京城。

亲眼看到在日军的屠刀与血泊中，南京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饱含血泪，仍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地与侵略者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与自己人格的尊严，许多西方侨民都被感动了。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又译费吴生，1883—1979）在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4]

坚贞不屈的南京妇女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是受害最重的群体。她们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也最刚烈而感人。

许多南京妇女，坚决抗拒日军的暴行。“城内所有妇女因不愿或不堪敌之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日必数百起”。[5]一位年仅19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李松山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数名日军要对其施暴时，这位勇敢的年轻女性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九死一生。她后来回忆说：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到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个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这个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戮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6]

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得到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的全力医治，经7个月才恢复健康。美国传教士约翰·迹利斯比·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牧师将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就医的情景拍摄了下来，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重要影像史料。李秀英顽强地活到抗战胜利，活到21世纪初。她多次现身说法，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在李秀英老人生前，我曾多次采访过她。称她是南京的英雄、中华民族的英雄，我想，这是恰如其分的。

勇敢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

据日军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说：“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7]

1938年4月24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译华群）在她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姓何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受施暴的日军士兵的侮辱，毅然而奋勇地杀死了这名日兵：“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何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见那个日本兵醉了，就杀了他，并将他掩埋在防空洞里。一切都平安无事，但附近的一个孩子将消息走漏给了正在寻找这个失踪士兵的日本兵。那些日本兵去了何家，但杀了日本兵的何先生和全家都出逃了。他们捉住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惊骇之下大叫姓焦的人的名字，向他呼救。日本兵以此为证据，抓走了姓焦的人，并百般加以折磨。”[8]

许多南京妇女，还舍生忘死地保护危难中的中国官兵。1937年12月底，日军在南京全城进行所谓“良民登记”，企图在登记中发现与查获已经换上便衣的中国官兵。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日军与汉奸的监督下，要那些可疑的男性青壮年，必须要有家中亲人来认领，如果没有亲人认领，立即抓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南京人，特别是许多南京妇女，不顾自身危险，勇敢地站出来，冒充亲人，将那些不认识的男性青壮年，谎称丈夫、儿子、兄弟、亲戚，认领回去，使他们逃过捕杀。1937年12月29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亲眼看到在该难民所登记时的感人情景：“今日又在此登记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来登记。……今日登记没有人自招，他们留下一些青年人是他们所疑心的，叫这些女难民出来承认是他们的父兄、丈夫、亲戚。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轻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是可佩（服）。没有人认的就带走。……所以带走的不多，结果如何不知道。”[9]

南京妇女李吴氏，一位小脚老太，深明爱国大义，坚决拒绝为日军带路搜寻中国兵，临难不屈。她的儿子李伯潜在1993年12月3日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父亲李宝如被日军抓走，在家中的母亲李吴氏“赶到门口，想看看动静，刚伸出头，就被一个日军发现，用刺刀威胁着强拉外出，逼其带路搜寻中国兵的藏匿之处，母亲虽然是个小脚老太，但深明爱国大义，临难不屈，与之反抗，并当即严词拒绝，致遭丧尽天良的日寇所恨，就向我母亲肚子上打了一枪，然后扬长而去。当时我母亲只觉一吓，跌倒在堂子巷口（现小船板巷口），她爬起来勉强走回家中。这时我父亲李宝如脱险回来，我母亲李吴氏斯时神智尚清楚，见面未及数语，日军又来把我父亲抓去。此时我母因枪伤发作，疼痛难忍，在地上滚来滚去，腹部肠子都流露在外，待我父亲再回来时，我母亲已去世矣，当时鲜血淋漓，惨不忍睹”。[10]战后，1946年12月3日，李吴氏的爱国行为受到国民政府内政部颁令褒扬。（《中央日报》1946年12月4日）

一位全家被日军杀害的妇女，在身上捆满炸药，在中华门外板桥附近的铁道上，舍身炸毁了一列正隆隆开来的日军军用列车，车身被掀出轨道之外，几百名日军被炸死炸伤。[11]

还有位小学女教师，多次遭到日军侮辱，为了报仇雪恨，她设法搞到一支枪，藏在床下。当又有日军闯进其家时，她开枪打死五个日军，最后自杀。（《新华日报》1951年2月26日）

防守南京的粤军部队下级军官黄谷柳，在南京城陷后，因故未能撤出，与几个粤军士兵一道被困在南京城中大方巷一家煤炭店的地下室中，面临着日军搜捕与屠杀的危险，幸得这家煤炭店老板娘的冒死相救，才得以在南京城里隐藏了两个多月，于1938年3月逃离南京，辗转回到家乡广州。他以亲身经历与对那位不相识的南京老板娘冒险相救的感恩之情，写下了一篇纪实文学《干妈》，发表在著名抗战刊物《文艺阵地》第3卷第15期上。《干妈》描述了一位善良、坚强的南京老板娘的形象，她实际上是当时受苦受难而坚强不屈的南京妇女的缩影。她在日军血腥的大屠杀期间，竟然冒全家被杀的危险，在家中隐藏了几个不相识的中国守军官兵达两个月之久。她将全家仅有的口粮节省下来，供这几个中国军人吃饱。她不畏惧日军的凶暴，当杀气腾腾的日军闯进家门，将雪亮的刺刀指向她的胸前，逼问她：“正规军的有？”她面不改色地摇摇头，漠然以对。每当日军的铁蹄从门前经过，她总要咒骂这些侵略者与杀人魔鬼：“天总是有眼的。杀千刀的东洋鬼子，看你哪天尸也拖不回去。”到了1938年3月，当日军大屠杀的高潮过去，她不惜倾家荡产，甚至遭受日军的强暴，最终将这几个中国守军官兵安全送出南京。她强忍创痛说：“你们能平安出去了，一切都有望了，我受罪算得了什么！”真诚朴实的话语显示了一位南京母亲的伟大胸怀与崇高人格，令读者听之垂泪。那几个中国守军官兵就要出发时，这位善良、坚强的南京老板娘将她身边仅有的几块“袁大头”全部硬塞给了这几个官兵当作路费，并燃烛焚香，向神灵祷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送别仪式，以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地回去，继续打日本鬼子。

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无数的善良、坚强、不屈不挠，决不向侵略者大屠杀低头的南京人的人心！它是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最终必然胜利的可靠保证！

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

1938年初，日军当局在南京人民的鲜血与白骨上，扶植起伪政权，建立起殖民统治秩序。广大的南京市民强压住胸中怒火，隐藏着家仇国恨，以各种方式对日伪当局进行抵制与斗争。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写道：“很少能听到中国人说他们恨日本人，但我相信，他们只是把仇恨埋在心底而已。人们决不能责怪他们，他们经历了无法形容的苦难。”魏特琳教授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南京市民隐藏在内心深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与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5月31日，魏特琳记载了金陵大学的一位教师马博士的谈话：“他深信，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一定有坚强的领导人来拯救中国人民。”1938年9月16日，魏特琳又记录了另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师的看法，“他说，他相信日本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没有哪一个残暴的民族能长久”。[12]

在日军屠城后的恐怖日子里，南京市民中发生过一件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事件。

1938年1月，在南京长江路与估衣廊交叉口附近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小学徒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感到十分震惊与激愤。

罗瑾是满族镶红旗人，生于1923年，自幼在南京长大。1935年，年仅13岁的罗瑾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的“上海照相馆”当学徒。1937年，罗瑾已基本掌握照相暗房冲洗技术及照相基础知识。日军攻入南京时，罗瑾随家人逃到难民区（即“国际安全区”），暂居于宁海路32号三楼。他目睹日军在城里到处拆卸门窗烤火取暖，导致火灾四起，城东、城南烈焰腾空。一天，他与外祖父回家取物，眼见大街小巷断垣残壁，瓦砾遍地，余火未熄。罗瑾还亲眼看到，曾有七八个日军，闯进他所住的宁海路32号，将一个高中女学生拖到二楼洗澡间轮奸；日军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甚至难民区内的粮食财物，亦无一幸免。罗瑾当时虽只有15岁，因其个子高大，其母怕他被日军抓走，曾托罗瑾干爹钱世鑫先生带他到红十字会帮助收尸，只不到半天时间，从鼓楼开始，转弯到中山路、华侨路口，不到五六百米的距离，收到的尸体就达半卡车之多。罗瑾母亲的义子鲁（中共地下党员，原姓汤），战前在南京警察厅任稽查，因受枪伤，躲在幕府山。他告诉罗瑾，他目睹日军在草鞋峡江边，集体屠杀我军民数万多人，抛尸江中，长江之水为之尽赤（鲁亲笔所书证词，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1938年1月，罗瑾到刚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当小学徒，糊口度日。他幼小的心灵里积聚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因此，当他看到日军军官要求冲洗的多张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后，震惊之余，立即感到这些照片都是日军暴行的铁证，是以后有朝一日指控和清算日军暴行的证据，遂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加印了一套，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密藏在照相馆暗房角落冲晒案板的下面。因为这家照相馆当时冲洗胶卷时，只能利用日光，因而使得有些照片由于曝光过头，看不出图像，最后，他只留存了20多张较清晰的2寸半照片。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挑选出16张最有典型意义的照片贴上去，并在小相册的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南京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罗瑾当然知道收藏这些日军照片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这些屠城血证控告日军的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相册保存了两年。1940年5月，罗瑾看到报上刊登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招收初中以上文化、18至25岁的青年，为了谋生，就去报考。他考进了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电讯技术。交通电讯集训队设在南京市中心维新路（现名长江路）的毗卢寺大殿内。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宿舍的床下。不料到1941年初的一天，因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只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在紧急中将相册藏到后院厕所的一个墙洞内，用泥巴糊上洞口。

也许由于风吹雨打日晒，糊在墙洞上的泥巴很快开裂掉落了，罗瑾藏在墙洞内的相册也随之落到了地上的草丛中。恰巧被路过的罗瑾的同学吴连凯在无意中发现。吴连凯并不清楚其来历，但翻看后他立即意识到相册的重要意义和巨大的危险性，就将它转藏到寺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而罗瑾在发现相册丢失后，为防不测，就立即在家人的帮助下匆忙逃离南京，流亡到离南京数千里外的福建省大田县。在那座偏僻的山区小县城内，他开了家小小的“上海照相馆”艰难度日。因迫于生活和安全考虑，他长期隐姓埋名，对当年在南京期间的经历，讳莫如深，辗转各地，从未对人说起。

吴连凯与罗瑾是同龄人，家住南京四条巷小杨村六号之二。日军攻占南京时，他全家10口人逃到难民区宁海路14号，目睹了日军大屠杀的暴行。1940年8月，18岁的他也是看到报上刊登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后，为了谋生，前去报考，得以与罗瑾成为同学，但不在一个班。他在无意中发现了相册后，一直将其密藏在佛像的底座下。吴连凯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洪宗炎，悄悄告诉吴连凯，罗瑾曾把这相册给他看过，吴连凯因而知道了这个相册是突然间消失、不知去向的罗瑾所保存的。1941年秋，吴连凯学成毕业，被分配到通济门外汪伪警卫师五团当技佐。他在离开毗卢寺时，偷偷将相册从佛像底座下取出，塞到小皮箱的底层，带回家中。此后，他一直将其密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它上交到南京市参议会，转呈“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这时，吴连凯为纪念抗战胜利，改名为吴旋。由于这16张照片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作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其定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罪证”。该相册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的儿子前来大田探望，谈及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当年南京有一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许多日军残杀中国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这让罗瑾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

1993年9月，罗瑾从大田回到南京，给母亲扫墓。他到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看到了那本他亲手制作、使自己逃亡40年的相册，并看到其中有几幅日军的暴行照片，被放大陈列在展板上。经过向展览馆馆内同志询问，罗瑾方才得知相册被辗转收藏的过程。

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毗卢寺住持传义法师的邀请，罗瑾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再次回到南京，并与吴旋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会。当年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此时都已是垂暮之年。

罗瑾来到毗卢寺实地察看，确认现毗卢寺万福楼东厢房12米处，就是当年他藏照片的厕所！现在厕所虽然没有了，但10多平方米的空地仍在，当年那株近百年的老木瓜树依然巍巍苍苍，仿佛在见证着这过去的一切。

吴旋于1998年病逝于南京。罗瑾则于2005年2月5日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82岁，其骨灰被护送到南京普觉寺公墓，与亡妻张凤合葬。

在侵华日军血腥统治南京期间，罗瑾与吴旋这两个普通南京年轻人的壮举，正是在日伪统治下国人誓死抵抗、奋勇抗争的鲜明见证。

注释：

[1]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2页。

[2] [日]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372、378页。

[3]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0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4]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5]范式之：《敌蹂躏下的南京》，载《武汉日报》1938年3月28日。

[6]《李秀英证言》，殷月萍、陈立志调查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7] [日]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政策》，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8]《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24页。

[10]《李伯潜证言》，刘相云、段月萍记录整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1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4册，第174页。

[12]《魏特琳日记》，第600、392、446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