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与红军第一套军装的诞生

何志明

说到红军,人们脑海中自然会闪出这样一幅画面:红星八角帽、红领章、灰布军装以及绑腿。这是影视作品和宣传画册留给观众的印象。穿着统一的制式军装是一支军队正规化的象征。然而从1927年8月至1929年3月,红军尽管经历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阶段,但由于条件限制,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军服。这种局面直到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进入闽西占领长汀后,才得以改观。

 

一、进击闽西占领长汀

 

毛泽东、朱德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后不久,即奉命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击,在经历了几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后,为摆脱敌人的追兵,来到了闽赣边界。较之江西,福建的闽西地区是该省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1928年3月起,闽西地区先后发生了长乐暴动、蛟洋暴动和金沙暴动,并建立工农武装。鉴于该地较好的组织基础,福建省委建立了闽西特委。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转战赣南。对此,福建省委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已子弹缺乏,目前开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进而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将当地情况报告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在闽西地方党组织的联络下,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率领红四军离开赣南向闽西长汀县方向进军。

1929年3月11日深夜,红四军进入长汀县内并于14日攻占有着长汀门户之称的长岭寨。长岭寨一役,击毙奉命驻守该地的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是红四军入闽后的第一次打胜仗,揭开了创建闽西根据地的序幕”。14日下午,红军进入长汀县城。

长汀位于闽西,地处武夷山脉南端,西靠瑞金,东邻连城,南毗上杭,北接宁化,时为福建第五大县。汀州城建立在武夷山下、汀江之滨。汀江是闽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上杭流入广东,再汇入韩江,从潮汕出海,水运极为方便。自宋代开辟潮州至汀州的航道以来,汀州城成为水上交通枢纽和闽粤赣三省边界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重镇,为闽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有数万人口,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

在中共党史上,长汀也占有一席之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这里指挥、领导过红军的战斗;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等在这里洒尽热血;据统计,该县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的达数万人之多,在册革命烈士6760人,占福建省烈士总数的1/6,为全省之最。因此长汀又被称为“红色小上海”“红军的故乡”,并在军史、党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举行了建军以来第一次全军运动会,建立了第一个中央苏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红军医院,创办了第一所中央医务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省级剧团—福建苏维埃剧团,建立了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即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第一个市级政权—汀州市委市政府等。在中央苏区时期,长汀因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繁荣程度远在其他县城之上,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1937年,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向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述红四军占领长汀时,饱含深情地说:“在长汀的意外战果,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由于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尚未进入过这样富庶的城市。据杨得志回忆,他们进入汀州城后,见到“街道两旁商店的大门上,搭着镶有蓝边的白布篷,店门口贴着七红八绿的商标、广告,店里面摆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商品,好阔气!但是我们身无分文,再说也没有逛商店的习惯”。由于长途行军,部队装备急需更换。当时红军最希望得到两样物资:一是布匹;二是胶鞋。尽管急需补充衣物,但部队进城后军容严整,秩序井然,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对此,福建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称:红军长官及士兵精神很好,军纪也严肃。

汀州丰富的物产、繁华的商贸,亦为红军提供了制作统一军装的可能。但红四军前委并未将制作军服作为进入长汀后的首要任务,而是先尽力扩大红军规模,吸收穷苦百姓参加红军。同时,在“扩红”的基础上对部队进行整编。“扩红”与整编,成为红军更换军装前的重要准备工作。

 

二、换装前的准备:

“扩红”与部队整编

 

红军进驻长汀后,当务之急是宣传党的政策,努力“扩红”即吸收兵源参加红军。为了宣传党的政策,3月15日,红四军前委工农委员会在县城南寨广场召开万人军民大会。毛泽东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们来此地是为民除害的,今天就除了这个大害(指郭凤鸣)。我们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和劳苦大众团结在一起,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与此同时,他还在辛耕别墅举行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众心理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了安抚汀州城内的商人和知识分子,红四军前委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宣传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对商人、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了做好宣传工作,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印发了大量传单,例如《告绿林兄弟书》《告全国士兵弟兄书》,以及中共六大相关文件和《共产党宣言》等。

为了使宣传深入人心,各部队还以大队为单位,分散深入城乡广泛宣传,长汀民众反映热烈。据长汀县委在递交给省委的报告中称,红军在汀州“捉拿土劣,把土劣的谷分给贫民”,“民众方面,非常欢迎”。文字宣传队则提着石灰桶,扛着梯子,在墙壁上写标语,全城随处可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标语。这些标语多用红色油漆写成,当时有“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的说法。

同时,红军还帮助中共长汀临时县委健全组织,并通过长汀县委与上杭、武平、永定等县委取得联系。在政权建设方面,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还组建了长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选举出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作为向苏维埃过渡的机构。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具有政权雏形的性质。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也成为红四军在闽西创建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过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并在其中组建农协和秘密发展党员,组织了20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长汀的党员较之以前扩大两倍。红军在汀州积极组织工会、农会,受到了长汀县委的高度评价,其在给省委的报告中称红军对此“非常努力”。这些组织的建立,为此后的“扩红”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了执行中央决议和提高动员效率,红四军前委还将红军内部的动员机构进行了重组。根据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红军中设立政治部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举行会议,决定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军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任,将游击区域的群众动员工作由政治部负责。根据红四军政治部的命令,宣传员开展宣传工作。1929年4月20日,福建省委主办的机关刊物—《福建红旗》上登载了一篇名为《朱毛到了汀州》的通讯报道,该文对红四军在长汀的情况进行了生动描绘:

到长汀的这一天,许多的老百姓,看见我们的军纪严肃,非常表示亲热。过去一般工农,虽然明白红军是他们的朋友,但小商人和贫民,还有被敌人欺骗,以为红军是杀人放火的,不免害怕。现在这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知道我们不是和他们为难的,而且是他们的好友。

在经过细致的宣传工作后,长汀民众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主动向红军靠近,长汀的民众听红军“宣传员的演讲,非常高兴,欢呼的声音,常常打断演讲的进行”。不少农民踊跃参军,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十余天内,参加红军的农民即达数百人。福建省委在此时制定的《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草案》中称,由于长汀民众遭受“郭凤鸣苛捐杂税的剥削”,故而“对革命亦有迫切的要求”,在红四军到来后,“闽西的斗争便跟着爆发起来”。不仅如此,经过宣传动员,红军还从被俘虏的郭凤鸣部吸收了一千多人。

在攻下长汀后不久,红军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机会。对此,为了强化部队组织,增强部队战斗力,红四军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原来团的建制改编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每个纵队约有1200人、500支枪。原二十八团为第一纵队,林彪为纵队长(该职务后改为纵队司令),陈毅任党代表(后由熊寿祺继任);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和谭震林分别任纵队长和党代表;第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和蔡协民分别任纵队长和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在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如此整编的好处在于“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

军装代表着部队的正规化水平和外界形象,在整编结束后,解决红军的军装问题很快被红四军前委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如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内的长汀县革命历史陈列室中,陈列着一套红军灰布军装和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这即是红军在长汀创造的又一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军装。

 

三、第一套军装在长汀诞生

 

红军建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统一的军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部队穿着的还是原国民革命军的服装,系红领巾以示区别。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时,参加者大都是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队,他们的着装也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农民、工人的便服。参加秋收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仍然着原军装,只是在手臂上佩戴了红布袖章。在井冈山时期,该地条件艰苦,红军无法制作统一军服,主要靠自带、自制以及从战场上缴获敌人军服等方式解决着装问题。例如宋裕和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一文中称,此前红军军服供应较差,“衣服穿脏了,选择暖一点的天气,洗一洗,冷了找点重活干或烤烤火,衣服一干,马上穿上。衣服破了,没有布补,只好扯袖子补背襟,扯裤管补裤裆,常常是袖子越来越短,背襟越穿越厚”。红军装备之差可以想见,这与红军正规化的要求是存在明显距离的。

红四军在从井冈山出击后,由于长期奔袭作战,战士们的军装更是破损严重,更换新军装的任务迫在眉睫。杨得志在其回忆录中即对初进长汀的红军穿着进行了描绘:

许多同志像我一样,把长裤的一只裤筒改成了米袋,另一只裤筒过五(武)夷山时几乎全部扯碎,是穿着刚到膝盖的短裤进长汀城的。

长汀经济繁荣,商贸往来频繁,红军通过在长汀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其财产或者对其罚款,一共筹集到了五万多银元。对这些钱的使用,前委决定,除拿出三万给上海的中共中央,三千元给长汀群众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外,每个士兵发四个银元的零用钱。这在当时是一个较大的数目。据康克清回忆,这是她“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拿到四块银洋,也是生来头一次有了这么多的钱”。她拿着这些钱,到街上买了毛巾、牙刷、袜子、皮底布鞋等,花了一元多,剩下的放在背包里。这四个银元即成为红军战士更换装备的开始。

红四军后发现县城内有一家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制衣厂,设备先进。为此,前委决定将该厂改为红军临时被服厂(该厂即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的前身),利用这个机会为每位红军战士制作新军装。对于这家工厂,朱德在延安时对史沫特莱这样介绍:

在缴获的武器中间,有2000支步枪和十挺机关枪都是崭新的,而且是日本造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的,专给他的部队做军装。

据史沫特莱描述,当朱德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他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缝的,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

制作军装需要较大数量的布匹,经红四军后勤供给部门和长汀秘密工会合作,制衣厂顺利购得了一批布匹。考虑到红军经常要在山地作战,灰布衣服在山区不易暴露目标,所以红军的军装、帽子、绑腿都需用灰布制作。但这批布并不是灰色,为此制衣厂还与染布坊联系,请他们帮助将布匹染成灰色。红军接收该厂时,该厂的裁缝工人大都四散,经过一番努力,将个体裁缝与该厂的裁缝工人组织起来,共计20余人,成立裁缝工会。经过工人们起早摸黑、夜以继日的工作,用最快的速度,圆满完成了任务,赶制了4000套军装、4000顶八角帽和4000副绑腿。

这套军装是当时红四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陈毅共同设计的。军装、帽子、绑腿都选用灰粗布,上衣为中山装,下衣为西装裤,衣领上缀一个红布制成的平行四边形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八角帽前缝上红布红星,象征工、农、商、学、兵团结一心向革命。红星与领章寓意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这套由灰布上衣、灰布裤子、红领章、五星红旗帽、灰布绑腿组成的列宁装,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自制的军装。

这些军装发到战士手中,每个人都为之欢欣鼓舞。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拥有的崭新、统一的军装。这套军装给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得志在《横戈马上》一文中回忆,在进入长汀“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大家穿着新军装,走在街道上,“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康克清也回忆称,当时穿着新军装,“部队立即焕然一新,走起来挺胸阔步,特别神气。那几天真叫人兴奋不已”。

由于军情紧急,红军仅在长汀停留了近20天,即于4月1日率领红四军回师赣南。尽管时间短促,但红军在此地完成了“扩红”、整编以及制作了第一套军服等活动,这些成绩将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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