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16日，鄂豫皖苏区大悟县（当时归湖北罗山县，1933年划归大悟县）宣化店西南陈家河菜籽洼的上空笼着一层浓雾，突然一个巨大的黑影伴着低沉的轰鸣声从雾气中冲出，向河滩滑了过来。在附近的赤卫队员发现了飞机，立刻吹响告警用的牛角号。

而此时，天空中的飞机不断地晃动着机翼，忽而将机头指向南方，忽而又把航向转向北面，似在河滩上找寻着什么。约在河滩上转悠了半小时，飞机猛然将机头转向南方，开始下滑。飞机机轮在着地后，机体不断上下颠簸，后因其中一个机轮陷入了小泥坑而猛地倾向一侧。早已围在河滩周围的赤卫队员和青年农民看飞机停住，赶紧围上前去。

扑朔迷离的身世

以上是国民党一架飞机在宣化店被我赤卫队员缴获的场景。这架飞机后来为我军所用，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架飞机，也就是我们通常看到、后被命名为“列宁”号的飞机。之所以说“通常看到”，是因为关于这一段历史，各种资料上有很多小的出入。例如时间到底是1930年2月16日、3月16日还是4月16日？20世纪90年代前大部分记录都认为飞机迫降发生在1930年4月16日。但据当时参加缴获飞机的乡苏维埃政府武装执行委员侯耀榜回忆，时间则为3月16日。

2月16日这一日期则是根据我党的文献确定的。在2月2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致中共中央信—要求派军事干部和飞机驾驶员》中有如下记录：“国民政府航空交通班在我处（宣化店）落下交通飞机一架，驾驶人员是留美学生。据驾驶人云：飞机是在中美航空协定以后在美国购买的，价值6万元。我处无人驾驶，请速派驾驶人来，如果派一驾驶人来，可以做大的政治号召，如散传单、丢炸弹等工作。”此外，有记录认为飞机降落后赤卫队员并没有立刻围住飞机，飞机驾驶员在发现赤卫队员之后一度弃机向东南逃走，不过这一方向恰是我红色政权控制的区域，于是很快就被包围。但也有很多资料认为飞行员是在飞机上被俘虏的。

据当时在鄂豫皖苏区当手枪队队长的开国中将钱钧回忆，这位被俘的飞行员当时穿着美式的飞行夹克，对于赤卫队的盘问十分配合。经盘问，赤卫队了解到被俘飞行员名叫龙文光，曾在苏联学习航空。当时苏区经常遭到敌人飞机轰炸，但是赤卫队并没有为难龙文光，而是服从鄂豫皖边区特委的命令，将龙文光送到红军指挥部。

侯耀榜和罗山赤卫队队长陈国清在缴获飞机后，也没有对飞机进行破坏，而是立刻动员周边数个村的赤卫队在菜籽洼集合，准备保卫飞机，同时派人以最快速度向乡苏维埃以及鄂豫边区特委汇报。陈家湾地处敌我交界区，河东是红军控制区，河西则有国民党民团盘踞。据侯耀榜回忆，国民党民团在发现赤卫队缴获飞机后，立刻疯狂地向河滩发起攻击。赤卫队在菜籽洼与三路来袭敌人苦战了一个上午。临近中午，红军独立团和教导队派出的援兵抵达菜籽洼，终于将敌人击退。

必须保住飞机！鄂豫皖边区特委指示罗山县委发动人员，尽快将飞机转移到根据地中心区的卡房乡隐蔽起来。卡房乡位于河南信阳新县西南部，西侧与大悟接壤，南边同湖北红安（即当时的黄安）相邻，森林覆盖率超过90%，全乡海拔超过700米的山峰有七座，特别适合进行游击战争。

为了将飞机运往卡房，罗山县挑选了上千名身强体壮的赤卫队队员组成搬运队。这些青年骨干用纤绳绑住飞机，前推后拉，两侧由专人扶住。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光是将飞机从河滩泥坑里拖出来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从宣化店菜籽洼到卡房虽直线距离仅有50公里，但几乎全是沟壑纵横的山岭。

经研究，钱钧等人最终决定将飞机拆散。于是在2月19日，红军挑选出几名曾担任过炮兵、熟悉山炮分解的战士担任指导，预先将飞机的各部件进行标号，绘制拆解图纸，然后分成八个大包。即便如此，整架飞机的全重达到1.5吨，机身超过8米，四片机翼长度也在5米左右。考虑到国民党军很有可能继续派出部队对飞机进行破坏，罗山县和沿途其他各县又调集兵力，在运输线沿路进行警戒。在经过黑龙潭地区时，由于飞机过重，无法用船只运输，当地赤卫队和革命群众便捐出木板、桌椅和木材，硬是在黑龙潭上搭起一座浮桥，使飞机安然通过。

飞机运抵卡房后，被安置在名为林湾的小村中，这里只有四户人家，周围山高林密。红军将拆散的飞机安置在两间平房的山墙之间，上面盖上一座草棚，这样一来，即便是敌人出动找寻，也很难发现。后我军了解到，敌人为了寻找失踪的飞机，确实曾派出特务试图渗透到苏区，但行动失败。

众说纷纭的型号

鄂豫皖边区在得知缴获一架飞机后，立刻指示当地的罗山县县委和红军务必保证飞行员安全，并保护好飞机。龙文光到达红军指挥部后，受到了“师兄”徐向前的亲自接见。徐向前是黄埔一期学员，而龙文光出身黄埔三期。在徐向前的劝导下，龙文光表示愿意加入红军。

当然，从后来徐向前的回忆来看，龙文光当时并非全无戒心。例如，他在向徐向前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并没有交代自己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空军汉口第四队上尉分队长，而是自称隶属川军刘湘部，飞机也是刘湘向德国人购买的“容克”式。徐向前后来在回忆中，也就按照龙的话原样记述，导致后来人们对“列宁”号型号的判断不一。

那么，这架飞机到底是什么型号呢？由于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明确记述，“这架德式教练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因此很多航空史研究者认为宣化店缴获的这架飞机是德制“容克”，当时中国曾购买过容克A20、K47、W33和W34等多款飞机。但是通过与“列宁”号唯一一张照片对比，两款飞机的外形相差甚远。

如果结合《中共鄂豫边特委致中共中央信—要求派军事干部和飞机驾驶员》和当时驻汉口的第四、第五航空队装备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龙文光当时驾驶的是一架沃特·钱思O2U型双翼机，其外贸型号为V—65C型，字母C表示用户为China。O2U的绰号是“Corsair”，当时国内称为“可赛”式。为了区分后来国内引进的V—92C型外贸O2U，V—65C又被称为“老可赛”。

当然，实际上红军并没有立刻让龙文光驾机升空，而是等待着由中央派来的红色航空人才。1931年4月，曾到苏联学习过航空的钱钧受中央派遣来到鄂豫皖。鄂豫皖边区根据中央指示，在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航空局，龙文光任局长，钱钧任政委。钱钧的到来让鄂豫皖具备了使用飞机所需的人才，但也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一定困扰—在很多文章中，航空专家钱钧和鄂豫皖手枪队队长钱钧被误认为是同一个人。但曾在鄂豫皖担任手枪队队长的开国中将钱钧在新中国成立后，向军事历史学者表示：“我不是航空局政委钱钧。关于我是航空局政委的传说，不是现在存在，30年代就有这个说法。当年，部队盛传我到莫斯科学航空去了，那是误传。那时战斗频繁，部队又分散在鄂豫皖三省边境活动，一听说航空局有个政委叫钱钧，熟悉我的人自然想到是我，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要说明：第一，我当红军的时候没出过国；第二，我始终不懂、更不会飞行。我是手枪队队长钱钧。”

威震敌胆的战机

早在1931年2月，鄂豫皖方面就将飞机从林湾村运至箭厂河畔的任家畈、黄谷畈河滩上，这也成为后来鄂豫皖航空局的三个机场之一。钱钧来到边区后，又与龙文光一起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在航空局机关所在地新集北面普济寺旁修建了一座占地100余亩的机场。另外在安徽、湖北交界的英山金家寨也修建了一片机场，主要用于中转和飞机维修。笔者2014年到普济寺航空局旧址采访时，那里已改成小学，机场所在区域已经被翻修为小学的校舍和操场。

1931年4月，在钱钧、龙文光和几名红军炮兵战士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被拆解的飞机在箭厂河滩上被重新组装起来。为了区别于敌人的飞机，红军将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并用红色油漆在机身侧面涂上了机名和空心红星。

但因我军手中没有航空汽油，“列宁”号仍然不能展翅翱翔。为了获得汽油，红军动员在双桥镇战斗中被活捉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家属向苏区运输汽油。岳维峻的女婿向苏区运送了3000多斤汽油，解决了“列宁”号的燃料问题。

随后，鄂豫皖边区开始考虑将“列宁”号用于何种任务。考虑到V—65C型O2U没有炸弹挂架，红军最初准备将其作为侦察机使用，同时也用来投送传单执行心理战任务。但根据洪学智、董绍富等人的回忆，1931年4月底“列宁”号便参与了高山寨围攻战。洪学智将军在回忆录中记述：

部队开到新集后，给我们团的任务是打通商（城）光（山）公路，先攻打高山寨。我担任机枪连宣传队长兼团直属宣传队长，每天出发到附近村庄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高山寨里民团有200多人，寨子里还有田地，并筑有坚固的围墙。……在离寨子一二十米的地方，我们修了一个炮楼，在炮楼上架上重机枪，居高临下，直接扫到寨子里面，控制寨内房屋，使民团动弹不得。当时，红军有一架缴获的敌军飞机，命名“列宁号”。五一劳动节我们打高山寨时，“列宁号”飞来助战。……过了一个星期，“列宁号”又来了，在寨子里投下了几枚迫击炮弹，把寨子的民团吓懵了。

这一次“列宁”号的首战也有文章记为“大古寨之战”。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参加高山寨战斗前，“列宁”号已经开始执行联络、侦察、投放传单等任务。例如，1931年7月10日，鄂豫皖边区决定让“列宁”号飞往固始、潢川执行空中侦察任务。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曾多次乘坐“列宁”号。陈昌浩搭乘飞机去金家寨，从新集到金家寨直线距离达200余里，乘坐飞机19分钟就能飞达目的地上空。不过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遍地泥泞，飞机无法降落，于是“列宁”号改变航向飞往固始。9月8日傍晚，“列宁”号从新集机场再次起飞，冲入武汉市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并散发传单。这一举动让敌人惊恐万分，立即对一些重要军事目标实行灯火管制，唯恐其成为红军飞机进攻的目标。当时武汉敌人在《扫荡报》惊呼：“共军飞机连日骚扰潢川、汉口，我方幸无伤亡。现有关方面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正是由于“列宁”号表现活跃，在国民党航委会特别会议上，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传达了蒋介石手谕，并按照手谕精神下达了命令：“各位务将共军‘列宁’号的航程规律摸清，齐心协力，将龙文光这个心头之患除掉……”

没等敌人把“列宁”号除掉，这架飞机又主动去打击敌人了。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三天后的11月10日，刚成立的红四方面军派出主力南进，准备攻打黄安县城。城内的敌人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螳臂当车，率万余人固守待援，红军围攻黄安县城月余，迟迟不克。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让“列宁”号参战。

当时，“列宁”号已经在机翼下方加装了由我军兵工厂赶制的金属炸弹挂架，兵工厂也利用炮弹改造了“航空炸弹”。秦基伟将军在《故乡的战斗》一文中这样写道：

又经过了几天的围困，敌人已接近粮尽弹绝的地步。敌人多次增援，也被粉碎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通知：“我们的飞机要来黄安城轰炸敌人，散发宣传品，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这消息立刻使所有的人都振奋了。我们红军当时只有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原是敌人的一架高级教练机，1930年春，它在宣化店上空被迫着陆，被我们俘获。那时候，我们听说飞机的翅膀和其他一些地方损坏了，因此大家也没把它放在心里。现在忽然听说它要出马炸敌人，整个部队都欢腾起来了。……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兴奋不已。……大家站在山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在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现在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

12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带着参谋和龙文光等人到黄安城南一高地侦察敌军兵力部署，并专门安排“列宁”号的行动。12月22日上午9时，龙文光驾驶“列宁”号出现在黄安县城上空。由于敌人缺乏警戒，更没有防空火炮，龙文光直接低空飞行，准备找寻高价值目标进行轰炸。最终他发现一处民房中有大批军官出入，于是他对准敌指挥部，连续扔下两枚炸弹，浓烟随之腾空而起。10时，黄安独立团在“列宁”号的支援下，趁势攻占了城东北制高点课子山。22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守敌发起总攻，消灭敌军，并活捉敌师长赵冠英。

黄安一战，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根据地连成一片。“列宁”号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国民党空军先后调集几十架战斗机，欲在空中打掉“列宁”号，但一直未能得逞。直至1932年7月，蒋介石指挥50万军队对鄂豫皖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下受到一定损失，被迫转移。在转移之初，龙文光曾驾机伴随，但最终为了便于行动，红军只能忍痛将这第一架飞机拆散，埋在大别山架山堡根据地回龙寺的两座坟茔之间。

对于敌人而言，“列宁”号早已是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毁灭这架飞机，敌人在箭厂河、普济寺等地挖地三尺，见人就抓，但无所获。敌军指挥官刘峙面对从地底下挖出的红军留下的枪支弹药，只能无奈地向蒋介石报告“列宁”号已经被红四方面军带出苏区。1951年，王树声大将代表中央赴新集慰问，专门向县委交代了“列宁”号的埋藏地点。但很可惜，这架珍贵文物在重见天日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没能保存至今，仅有一块蒙皮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而鄂豫皖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突围中与主力部队失散。1932年9月10日，龙文光被国民党特务捕获。陈诚为此兴奋地向蒋介石密报：“共军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汉口捕获。”1933年8月9日，敌人以所谓“带机投匪”罪将龙文光残杀于武昌威尔（泉）台。此时龙文光经过红军的改造，已经成为一名忠贞的红军战士，他牺牲前平静地吟诵了绝命诗，就义时年仅34岁。同年，我党追认龙文光为革命烈士。■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