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它位于华北北部，包括当时热河和察哈尔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和辽宁省西部广大地区，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军史上广为人知的“黄土岭战斗”“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人们耳熟能详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斗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共为什么要建立敌后根据地？又为什么选择在晋察冀边区建立第一块敌后根据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一、洛川会议

与中共敌后游击战战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局急剧变化。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在张闻天主持下，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由毛泽东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在军事问题方面，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因而，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结合这些任务，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

洛川会议最终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之后的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会议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民族解放的命运。

从洛川会议确立的敌后游击战战略以及相对应的原则可以看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走上抗日战场后，是以挺进敌后进行游击作战为基本方略的。敌后作战意味着在敌军占领区活动，没有根据地就没有粮源、兵源、财源，缺少粮食、人员和财力支持，敌后游击战是难以支持下去的。有鉴于此，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最紧迫的任务，除了打击日本侵略军外，就是建立根据地以发动群众，最终让活动在敌后的军队有自己的“家”。

二、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从陕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发动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9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到达晋东北前线。以罗荣桓为首的一一五师工作团即往晋察冀三省交界区发动群众。9月24日，毛泽东指示：“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开辟工作。”此后9月、10月间，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机场等地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拉开了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序幕。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在《关于冀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聂荣臻受命之后，率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约三千人，分兵挺进敌后开辟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也派王平、李葆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配合八路军部队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公开宣告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军分区。随后，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黄敬任省委书记。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从山西五台移驻冀西阜平。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两万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千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冀中平原根据地也开辟起来。石家庄沦陷后，原在冀中的中共平汉线省委奉命西迁阳泉与一二九师会合，下属保东、保南两特委合并为中共保属省委，继续坚持冀中。中共中央派红军团长孟庆山到冀中任保属省委军事委员，着手组建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10月14日，在国民党军败退的时候，吕正操（中共地下党员）率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回师北上抗日，改六九一团为“人民自卫军”。10月底，人民自卫军攻占了高阳城，与保属省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合，迅速打开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局面。12月，人民自卫军奉命赴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整训。从此晋察冀边区山地和平原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保属省委领导的人民武装至此统编为“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为司令员。1938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河北平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并肩战斗，收编和解决了冀中许多游杂武装和汉奸土匪武装，2月，又北上开辟大清河以北平津保三角地带，4月，粉碎了日军对冀中的第一次春季“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初设晋东北、冀西两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不久改为专署），4月1日又设立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署），从此边区行政趋于统一。1938年4月，北方局派彭真到晋察冀省委主持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4月21日至5月1日，冀中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为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为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副司令员，孙志远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军分区（后又增设第五军分区）。至此，边区党、政、军组织统一健全起来。

为了在冀热察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进入平西，建立了四个抗日联合县政府和党的工作委员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挺进冀东、平北建立了前进基地。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和在平西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于6月奉命挺进冀东。与之相配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于7月6日举行。起义迅猛发展到17个县，组织起十万抗日联军，给冀东敌伪统治以沉重打击，为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9月至10月，日军调集了5万兵力分25路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腹地五台、阜平、涞源等地。晋察冀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48天激战，歼敌五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保卫了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两个政治主任公署、8个专署、72个抗日县政府和120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军为确保其主要占领区华北，不仅把驻华北兵力扩充到30万人，而且从1939年初至1940年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三期大规模“治安肃正讨伐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日军的主要作战方向。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不断制造事端，大搞“摩擦”。于是，1939年初中共中央命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部分主力开入冀中，并派程子华任冀中军区和第三纵队政委，晋察冀军区各部队也加紧进行军事整训。这一年，晋察冀军区部队与一二○师协同作战，先后取得齐会、大龙华、上下细腰涧、陈庄和雁宿崖、黄土岭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打退了日军的“扫荡”，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和应有的回击，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建设环境。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改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1941年彭真赴延安后，由聂荣臻任书记）成立，彭真担任书记。分局下设晋察冀边区、冀中和冀热察三个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自下而上进行了村、区、县、边区各级政权的民主改造和民主选举运动，使抗日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体系、民主制度在边区更加完善起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也有了发展，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为继续创造冀热察根据地，1939年初在成立冀热察区党委的同时，在平西建立了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为负责人，确立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到1940年初，平西发展为东北至平绥路、北至张家口、南至紫荆关、与晋察冀中心区连成一片、有30万人口的巩固根据地，边区政府这年在平西设立了第六专署。冀东地区到1940年底发展成为拥有100余万人口的大片游击根据地。同年7月，边区在冀东设立第十三专署，并建立冀东军分区，以李运昌为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1938年10月和1939年夏，宋、邓四纵队和冀热察挺进军曾两次派部队开辟平北。1940年初，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派苏梅、钟辉琨带一个主力连和平北游击支队进入平北，站住脚之后，又派白乙化率第十团开入平北，很快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到这年年底，平北发展为有五个抗日联合县政府和40万人口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边区在平北设立了第十四专署。至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包括晋察冀边区、冀中和冀热察三个战略区，拥有90余个县政府和1500余万人口的广大区域，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先后集中5至7万余兵力对边区北岳（1941年1月1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改为北岳区党委，其所领导的晋东北、冀西五个地委范围的行政区域“晋察冀区”改称“北岳区”）、冀中和冀东各战略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五一大扫荡”和大规模“肃正作战”，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细碎分割，边区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为了扭转根据地的被动局面，边区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将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部队相配合的正确的反“蚕食”斗争方针。同时，边区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实行了党对军、政、民系统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厉行“精兵简政”，实行了调整各抗日阶级的关系的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团结广大群众渡过了难关。1944年，北岳区和冀中区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向敌伪发动了猛烈的春夏季攻势。在大反攻中，晋察冀边区部队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收复了张家口、承德、宣化、山海关等70多座城市，正规军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根据地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三、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

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各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活跃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到处摆开杀敌的战场。

麻雀战是民兵在抗战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主要和基本的作战方法，也是最能发挥民兵特长的游击战法。以少量民兵组成战斗小组，出没在山野密林、狭窄隘口、街头巷尾、地道暗洞、青纱帐里，像麻雀啄食一样，东一枪、西一枪，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一会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出敌不意，扭住敌人，一阵猛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敌人撤退时，就呼啸而来。敌人打又打不着，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领导的北岳区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游击小组，麻雀战打得最出色，在1943年的三个多月里，他们先后对敌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3部、牲畜47头。

地雷战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发展起来的战法。1940年春，河北省安国县东赵、西赵两村的民兵，在反“扫荡”中把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死了两个敌人。于是，各村纷纷效仿，利用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炸药，以杀伤来犯之敌，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此后，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了铁、木、石、瓷地雷等，发明了拉火雷、踏火雷、电火雷、定时雷、连环雷、绊雷、跳雷、飞雷等几十种埋雷方法，各式各样的地雷和雷阵，对打击运动之敌、杀伤“扫荡”之敌，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组，利用地雷战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

地道战是处在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在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的情况下，发明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法宝。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就因运用地道战打了许多漂亮仗而驰名中外，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地道战》。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其中进行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共毙、伤敌267名。当时，日伪军曾传出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太行地区磁县山底村民兵、晋察冀地区满城县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英雄群体。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

破袭战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创造的又一战法，它不仅适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如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码头等，而且适用于对敌人的仓库、工厂、矿山等进行破坏和袭击。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经常以隐蔽、突袭的战斗，配合正规军对敌人的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进行破坏，挖路基、扒铁轨、炸桥梁、打火车、割电线、平围墙、阻河道、毁码头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间就出动几万或几十万民兵和群众，把数百公里长的铁路、公路全部破坏，将电线割断、电杆锯倒，使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陷于瘫痪。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仅冀中的民兵和群众，就有35万人参加了破袭敌交通线的斗争。1941年至1945年间，晋察冀全区共捣敌伪碉堡1140多座、炮楼300多个，炸毁敌汽车360多辆、火车头40多个，破坏公路3.76万公里、桥梁730多座。

围困战就是对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实行封锁，把敌人围困在据点和碉堡里，使其没吃没喝、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挤跑、赶跑或歼灭。太岳沁源围困战，就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围困封锁、制服敌人的一个典型战例。1942年9月，日寇纠集了1万多人，分14路进犯我只有8万人的沁源县抗日根据地，并在沁源县城安了据点，妄图把沁源划为“剿共实验区”。这里的民兵在敌人到来之前，一面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山里，一面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占领沁源县城后，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一切供应全靠外地。广大民兵和游击队又密切配合，到处截击、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无奈，敌人只好外出四处抢粮，又遭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只能呆在据点杀马充饥……这场围困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沁源县城。在此期间，沁源民兵共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4250多名，涌现出了民兵杀敌英雄100多人，爆破能手200多人，沁源县获得了民兵对敌斗争“模范县”的光荣称号。

伏击战一般分为待伏与诱伏两种。待伏，是在得知敌人出动的兵力、时间和必经之路后，预设埋伏，待机歼敌。如1944年农历4月的一天，太岳区安泽县风池、高壁等地的民兵，获悉日寇骑兵运输队要给府城的敌人送粮弹，民兵们便在距府城西12公里的柳寨村做好埋伏。当鬼子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区时，地雷爆炸起来，一时浓烟滚滚，杀声四起。仅七八分钟时间，33个鬼子就被消灭了32个。诱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设伏，然后以少数民兵诱敌深入，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将其歼灭；或者佯攻一个方向，引诱敌人前来增援，在路上伏击敌人。如冀南区隆平县民兵自卫队在河上伏击鬼子汽艇，山东平原县塘坊民兵伏击日寇一小股机械化部队，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法。

四、晋察冀根据地的模范作用

正如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不久，这个敌后的抗日堡垒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国际朋友，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大多奇怪地问，为什么在日军盘踞着周围的城市和铁路干线，经常调集重兵‘扫荡’，又远离后方，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的情况下，你们却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根据地？我们回答：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而如何才能发动群众呢？关键又是实行人民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就是当时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这样就使人民群众在历史的重压下抬起头来，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量。国民党在敌后也有不少部队，由于他们不肯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以后一个个都垮了。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群众又千方百计地支持我们，使我们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在敌后建设根据地，决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斗争的问题，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相配合，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军事斗争也不能胜利。所以，我们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就及时地加强了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组织各种群众团体等等，从各方面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共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发挥了模范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敌后最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即边区行政委员会，提供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形式的典型和经验。同时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实施较早的地区，建立了敌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即新民主主义政权，让群众在政权中占了绝对优势，又团结了抗日各阶层人士。把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具体地、科学地体现出来，改造了旧社会，创造了一个新社会，使全中国人民看到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光辉前景，对于促进全国政治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晋察冀分局很早就提出“不仅是抗日根据地，而且必须是人民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注意开展平、津、唐等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晋察冀分局培训了大批优秀干部派往东北各地，侦察敌情，建立地下交通，组织抗日力量，为反攻和进军东北作了重要的准备。边区财政经济建设和全面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军民的持久抗战，使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以战养战”和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遭到沉重打击。

在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指导下，在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模范根据地。■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