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0周年，也是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80周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血泪的历史，也绝对不会饶恕指挥日军制造这场暴行的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一、指挥日军进攻上海、

南京的司令官

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就把主要作战方向逐步移向上海方面。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发表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之觉醒”，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并于当日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等，协同海军，赴上海增援。

松井石根，日本静冈县名古屋市人，1878年7月27日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早年先后入日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898年以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2年入陆军大学第九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他在陆大期间，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者荒尾精的“兴亚主义”的影响，逐步形成了由日本来独霸亚洲与控制中国的军国主义狂妄思想。

松井石根曾长期担任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助手，与一道工作的坂西利八郎、佐藤安之助、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被日本军界称为“中国通”。他结交了许多中国军政界人士。1921年底，他任驻北京武官时，成为日军中著名的“巴登巴登集团”11人中的重要一员。所谓巴登巴登集团，是日本最早的法西斯军人组织，于1921年10月27日由永田铁山（巡回武官）、小敏四郎（驻莫斯科武官）、冈村宁次（巡回武官）三人发起，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聚会成立。第二天，东条英机（驻瑞士武官）也从柏林赶来参加。后来，该集团又加入了梅津美治郎（驻柏林武官）、山下奉文（驻伯尔尼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哥本哈根武官）、中岛今朝吾（驻巴黎武官）、下村定（驻科隆武官）、松井石根（驻北京武官）和矶谷廉介，共11人。他们大力传播军国主义思想，不断扩充组织，成为20世纪20年代日本泛滥的法西斯军人组织的滥觞，是日本后来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骨干力量。巴登巴登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这天，则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和开始形成的标志。

1927年，松井石根升任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第二部（情报部）少将部长。1931年，他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般裁军会议。这次会议更使他增强了日本独霸亚洲的思想。1933年，他参加了筹备成立日本军国主义组织“大亚细亚协会”的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日“台湾军”司令官，创立了“台湾大亚细亚协会”。同年他被晋升为陆军大将，被调回日本任军事参议官。

1935年8月，在日本军队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斗争中，发生了刺杀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的事件。作为皇道派首领之一的松井石根，被迫引咎辞职，退出现役。此后，他专任民间法西斯组织“大亚细亚协会”的理事，后任会长。

这次，日本当局破格起用已经退出现役两年多的松井石根，如同日本史学家笠原十九司所说，“对于已满59岁，同时又是陆军长老人物的松井大将来说，这是他建立军功的最后机会了”。1937年8月23日晨，松井石根指挥日军，在上海黄浦江入海口北岸的吴淞、川沙口登陆，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由于中国守军的顽强防守，使得日军在上海的进攻连连受挫。1937年10月初，日本当局增调多个师团抵达上海参战，战况之激烈残酷，世所罕见。在中国守军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伤亡惨重，战事进程已延至两个多月。为改变这种局面，日本当局再次向上海战场增派第十军，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下辖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于1937年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以偷袭的方式抢滩登陆，并立即分兵向沪杭铁路线上的重镇松江等地迅猛进击，严重威胁上海的中国守军的侧背。1937年11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命令组建“华中方面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共9个师团及国崎支队、重藤支队等，以及配属的第三飞行团，共约30万人，对上海中国守军前后夹攻。在此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1月9日下令上海守军全线撤退。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除英、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

日军攻占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求和乞降、坚持抗战的强硬态度，使松井石根更加恼怒。他认为，为了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以战迫降，只攻占北平、天津，甚至攻占上海，还是不行的；必须攻占南京。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松井石根在一次讲演中就表示：“迅速拿下南京……这将说服中国公众摒弃蒋介石，把他们的命运托付给日本的领导人。”1937年8月17日，他在被裕仁天皇召见时说：“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在日军占领上海后，1937年11月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东京参谋本部发出了必须攻占南京的报告。他从军事、政治等方面讲述了攻占南京的重要意义：“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

1937年12月1日，由裕仁天皇亲自批准，加盖日本国玺，正式下达攻占南京的书面命令—“大陆命第八号”敕令。

松井石根立即行动，向全军正式颁布了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与兵力部署的命令，除以第一○一师团留守上海一线外，其所辖全部兵力，都投入到进攻南京中去。1937年12月5日晚，松井石根指挥日“华中方面军”各师团，在日航空兵的配合下，向南京外围防线各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日军装备精良，火力猛烈。而困守南京危城的中国守军多是从上海战场后撤回来，或是临时从各地抽调，装备简陋。在日军的重兵打击下，不得不退至以城墙为依托的内廓防线。

日军在9日午后4时起暂停对南京的进攻，并将致南京的中国守军的劝降书印刷了数千份，于12月9日中午用战机向南京城内空投散发。

松井石根的劝降书被南京守军不予理睬。日方遂称：“唐生智无礼至极，非但在十日正午以前没有任何回复，反而从十日早晨起，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我军，作为酬报。”松井石根恼羞成怒，于10日午后命令各部日军，同时向南京复廓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各条战线的战斗都空前激烈。日军兵器先进，火力猛烈，甚至违背国际公法，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以疲惫残破之师，用血肉之躯进行着英勇的抗击。南京城内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惊天动地，双方短兵相接，阵地被反复争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经血战后沦陷。

二、企图以

南京大屠杀的恐怖

威慑中国“反省”

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会议订立《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对战争中的普通难民，交战各国与国际社会更应予以保护与援助。这是每个现代国家都应遵守的起码的国际准则。日本政府在1929年7月17日也曾签署了此公约。然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残酷的所谓“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烧杀淫掠。对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这样分析：“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早在1937年8月，当松井石根受命率军离开东京前往中国前，就向裕仁天皇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不肯求和乞降，继续“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那就“必须付出代价”。所谓代价，就是遭到日军疯狂的大屠杀。

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在上海发表声明，对不肯屈服、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1937年12月9日，松井石根在前述针对中国军民的《劝降书》中，再次赤裸裸地恐怖威慑：“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也将化为乌有。”

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起，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日军的烧、杀、淫、掠就开始了。

松井石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几次发出大规模搜捕与屠杀中国战俘的命令，其中自然包括一切认为可疑的人—广大的中国普通民众。12月15日，他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 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月18日，松井石根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日军首先对在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写道：“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情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接着，日军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地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对最后撤退的中国掩护部队官兵以及大量惊慌失措的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成了“血路”。

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约10万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在长江边的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三汊河以及汉中门外秦淮河边等地，分批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日军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延续了多日，进行了多次。虽然日军在屠杀后企图用抛尸长江、纵火焚烧等方法毁尸灭迹，但毕竟尸体太多，因而在1937年12月中下旬那些日子里，南京长江边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长江里则漂浮着成千上万的尸体，形成了极为恐怖的景象。

在日军完全控制南京城以后，松井石根命令“扫荡败残兵”，各部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分区进行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抓捕与屠杀已脱下军装的中国“便衣兵”。日军的“标准”是，只要额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老皮，就是中国“便衣兵”。日军依此“标准”抓到许多四散隐匿的中国军队官兵，但更多的是普通青壮年百姓，因为这些终年劳作的穷苦人，额头上有戴过草帽的痕迹，手上有使用锄头等工具留下的老茧，肩膀上有挑担留下的老皮，就被日军任意地抓捕杀戮：有些是被日军随意地零星枪杀，有些则是被日军集中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中山码头等地，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种抓捕与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1月底。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总计达30余万人。

松井石根在指挥日军进行持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外，还同时进行疯狂的抢劫、奸淫、焚烧等，其中，强奸妇女达到两万多人次，使南京变成了人间活地狱。

日军从占领南京第一天起，就像恶狼、疯狗一样，在全城到处追逐、搜索妇女，穷凶极恶，不分年龄与职业，不管是孕妇或病妇，进行惨无人道的奸淫与摧残。幸存者夏淑琴一家就是受难的典型。夏淑琴当年只有8岁，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夏淑琴，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的房屋里。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她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房主便遭到枪杀。夏淑琴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夏淑琴的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她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夏淑琴的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进行轮奸，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她们。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即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岁妹妹夏淑芸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她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她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她们被西方侨民发现，从死人窝里被救出，送进“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家收养。就这样，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

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是南京人民苦难的缩影。在2014年12月13日首届国家公祭日仪式上，85岁的夏淑琴老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13岁的少先队员阮泽宇一道，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为了进一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松井石根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4天，12月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下午1时30分，以松井石根为首，其部将与幕僚们紧随其后，分乘军马由中山门入城。

12月18日下午4时，松井石根在南京召见了“华中方面军”掌管对外宣传的报道部部长，讲述了他指挥所部攻占南京的“观感”，并要求将他的这番讲话“作为司令官之谈话予以发表”。松井石根在讲话中首先炫耀日军攻占南京的巨大胜利，接着，他一方面继续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宣称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远不会后退，即在中国政府没有彻底屈服乞降之前，将不会停止进攻；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对蒙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重新考虑”是否应继续坚持对日抗战，“特别期望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以反省”。   

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将松井石根在南京所实施的政策，称作“军事恐怖主义（army  terrorism）”。

1937年12月20日，松井石根在南京亲眼看到下关江边尸横遍地的情形。他在阵中日记中写道：“午前10时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及下关。此附近仍狼藉不堪，尸横蔽野。”

三、被判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彻底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押到了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台上。

1946年1月，盟军最高统帅部（GHQ）发布特别通告，宣布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经过各国检察官与助手们的通力合作，起诉书的撰写工作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最终确定了共28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告，其中有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第二天，4月29日，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Joseph B Keenan）正式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公诉。日本战犯的丧钟开始敲响！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最血腥野蛮的战争暴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其审判格外重视。为查清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季南为了获得足够的有力证据，在审讯前期，于1946年5月30日下令，派遣美国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等人，专程前来南京，为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实地取证。1946年7月下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由检察方面提出与宣读了多项书面证据。南京的受害居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战时驻南京的西方侨民的代表，以证人的身份，到法庭上作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调查与审讯期间，还依法对日方证人多田俊、桥本欣五郎、伊藤信文等进行了调查与质证，听取了被告松井石根、武藤章的证词与回答质证，以及被告证人中村三夫、饭沼守、冈田尚、日高信六朗等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在审判中，松井石根进行了无耻的诡辩，拒不认罪。他竟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说成是“兄弟之争”，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是“爱的战争”等。对于他指挥的南京大屠杀，他则声称：“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140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他攻击法庭检察官对他的起诉与证人对他的控诉，“只能是诽谤”。

松井石根的这些诡辩与推脱不堪一驳，甚至成为新的罪状。日军对南京军民烧杀淫掠40多天，惨绝人寰，世界上有这样的“兄弟”和“爱”吗？来自加拿大、负责对松井石根质证的副检察官诺兰准将，以松井石根所承认的事实，即松井曾于1937年12月底，请美国记者阿本德帮助他平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谣言”，有力地反驳松井所称的“不知情”。

而日方的辩护律师，有许多人明确知道历史真相，因而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辩护。如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战时在北京就听说了南京大屠杀，并在1938年夏到南京时，特地坐黄包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时间已过去半年，南京市内依然到处都是被烧毁的民房。黄包车夫告诉他，这都是日本兵烧的。

在审判期间，日本的报纸遵照盟军最高统帅部（GHQ）的指示，几乎每天都以当时只有4个版面的一半左右，来报道东京审判。绝大多数日本人是通过这次审判，才知道了那场以天皇制下面的军阀为中心，财阀、官僚、媒体和右翼一起操作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知道了日军的残暴。东京审判容许一般人旁听。审判开始后，每周一般有1500名日本人和450名盟国人士参加旁听，而在法庭开始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时，参加旁听的日本人增加到了2000人以上，这说明了日本人对该事件的关心程度。

经过约2年6个月的审理，在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列数了日本战犯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对各战犯作了判决。其中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大郎被判处死刑，1948年12月22日，此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为无数中国死难者与幸存者伸张了正义，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它们从国际法的高度，确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将日本战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经严格审判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早已成为历史的铁案。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为松井石根等侵华战争罪犯翻案，这必然遭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痛击！■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