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锋前的准备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认为西安事变说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爱国将领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采取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势必加剧国内现有矛盾而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日，应该采取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周恩来和蒋介石直接或间接的交锋由此展开。

第一次间接交锋，发生在西安事变后不久。由于周恩来从中斡旋，蒋介石对共产党以及对抗日的态度有所转变。但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12月25日，张学良未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曾赶到机场想要阻止张学良，但为时已晚，飞机已经升空。不出所料，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接着，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开赴西安，妄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欺骗的办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体”，削弱西北革命势力。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行径极为愤慨。他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可以说，周、蒋两者的交锋一开始就十分激烈。在紧张的国内外战争环境下，中共需要一个能够在气场上稳得住蒋介石的人，力求达到国共合作的圆满状态，一致抗日。而这个角色，非周恩来莫属。

但是，对于周恩来的安全问题，中央也有很大的顾虑。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等连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发去电报：“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但是，中共中央仍对和平谈判寄以希望，便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并表明态度：“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二、艰难的谈判之路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2月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全权代表，后来又增派张冲和贺衷寒，参与在西安举行的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共后来也增派叶剑英参与谈判。

经过一个月的彼此交流、磋商乃至争论，双方的意向逐渐趋于一致。在这个基础上，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坐下来，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总结性的条文，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文字的起草，这便是“三八协议”。可是，两天后，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方案：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有一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改选推荐”为“地方推荐”，甚至删去协议中的“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等等。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他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根本解决问题。

3月23日，周恩来与潘汉年一起来到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与蒋介石见面。这是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两党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所以，决不能忍受“招降”“收编”的诬蔑。他重申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同时，根据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的精神及西安会谈中两党争议的问题，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信函及中共关于国民党谈判的15条书面意见。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为和平解决事变所作的努力为蒋介石亲眼所见，此次周恩来坦诚进言，亦使蒋难以拒绝。因此，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的态度也平和、认真了一些。他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在谈到合作的具体问题时，蒋介石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希望中共提出一个共同合作的纲领。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刻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所作杭州谈判的报告，针对蒋介石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永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

4月9日会议期间，周恩来致电蒋介石，表示待纲领形成后将南下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周恩来期待着再与蒋介石谈判，并为此又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在延安的三个星期，中央政治局连连开会，就下一步谈判的原则、策略，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要求中共党员能统一思想，以适应国共两党合作后的新形势。

5月20日，中共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要求党的工作应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作转变：“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可见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还是非常欢迎的。

同时，蒋介石也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6月4日，周恩来上了庐山。从8日到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首先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与蒋介石。周恩来发现，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会谈达成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让中共先拿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可是，当周恩来带来中共草拟的纲领时，他却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故伎重演，还想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

蒋介石还费尽心机地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三个师的番号，人数为四万五千；他推翻了杭州谈判时的许诺，提出三个师以上不设总司令部，而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且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用的还是对付杨虎城的办法；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坚持由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南方游击队问题，他提出应由中共联络，然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杭州所谈“允许共党适时公开”，则避而不谈，只是说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又“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如此出尔反尔尽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很大，分歧很深，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谈判依然难以进行。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仍然准备顾全抗日大局，作出妥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

此时蒋介石也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

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不几日，南京方面又给延安来电，算是给周恩来致蒋介石电的回复：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为第四次谈判作了认真的准备，让周恩来负责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

7月4日，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到西安；7日，飞抵上海，也就在这天，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

三、全面抗战势在必行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加剧了国内的紧张气氛，国共达成合作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但是，国民党方面的抗战态度依然暧昧。在一份《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的严正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非求战。应战，是到最后迫不得已的办法。第四：卢沟桥事变能否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取决于日本政府。主要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我们坚决不主动发起战争。”

鉴于此，谈判工作必须加紧。

7月13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与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15日，周恩来即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谈判情况“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央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周恩来致蒋委员长函》，1937年7月15日）

基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重新致电周恩来，要求“采取蒋不让不再与之谈判”的态度，要周干脆返回延安。周恩来等接电后，于7月21日离开庐山抵达上海，以观时局的发展，但国民党方面却并无松动的迹象，于是，2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谈判代表离开上海，返回延安。第二次庐山谈判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在僵持的气氛中结束。

对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提前离开庐山，终止谈判，国民党方面有些着慌。当时战事正紧，国民党急于要中国共产党出兵山西对日作战，他们见压服不了共产党，态度开始软了下来。7月27日，蒋介石急电中共中央，答应按照庐山所谈军队改编办法迅速改编，争取10日内完成，以便南京方面下达3个师的番号。

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面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7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声明“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并明确表态“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等。周恩来在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会谈中，抓住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当即表示：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没有问题，但要对方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份宣言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由此争取了谈判的主动权。

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终于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已是刻不容缓。7月31日，南京方面下达了3个师的编号，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进行改编。

8月1日，毛泽东转来张冲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似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周恩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去。张冲立即复电，告诉是开国防会，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南京方面连日电文，其急迫的心情已不言而喻。

在南京举行的第五次谈判，红军改编和出动抗日将是最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对此作了认真的准备，8月4日，他和朱德、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认真研究和讨论后，向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便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复电，其中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8月9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

会谈的第二天，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火正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大敌当前，蒋介石基本同意中共的条件，国共谈判中久拖不决的问题终于得到落实。谈判中，周恩来还强烈要求国民党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8月1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反复交涉，当天，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获释。同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国民政府只派联络参谋。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事任命问题，总算得以解决。

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一些根本问题都已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然形成。8月21日，周恩来参加将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离开南京前往西安，谈判中的未竟事宜交与叶剑英等继续谈判和交涉。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参考资料：

1.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王静：《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4.管程程：《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贡献》，载《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0期。

5.张家康：《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五次谈判》，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3期。

6.《1937年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的一组来往电文》，载《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

7.何增光：《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的斗争和让步》，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