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7日清晨，三声突如其来的清脆枪响打破了地处北平城中心的六国饭店的宁静。就在饭店里的众人惊恐万分而茫然无措之时，几名年轻人夺门而出，迅速钻进饭店外的一辆小汽车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少顷，接到报警的警察蜂拥而至，初步判定，一名叫常石谷的商人被人枪击。随后，常石谷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德国医院，但终因伤重而于当日下午三时左右不治毙命。

乱世中的“桃花源”

案发地点六国饭店位于北平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使馆区在当时享有治外法权，受各国使馆驻军的直接保护，中国的军队、警察无法干预。究其原因可追溯至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自此，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被划定为使馆区，中国人被迫迁出该区域，只允许穿着制服的公使馆仆人和雇员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外，其余全部皆被各国使馆专用。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了清政府之后的民国时期。那么，被暗杀者究竟是死于国人之手还是死于洋人的枪口，一时引发了种种猜测。

六国饭店的前身是比利时商人麦克尔于1901年在清代太仆寺旧址上出资建造的一座国际酒店。因酒店落成后一直生意平平，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融资，将酒店推倒重建，并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等六国资本，酒店也因此而改名“六国饭店”。翻建后的酒店由原来的两层扩至五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底层设有坚实的基座和大大的券窗，顶部则覆有高高的开有老虎窗的屋顶，是一座典型的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砖石结构建筑。其外观甚是宏伟气派，据1907年日本人所编的《北京志》记载，六国饭店“巍峨耸立，乃北京最壮美建筑物”。不止于此，其内部装修亦极为奢华，不但拥有两百多间客房，还有欧式餐厅、游艺厅、台球厅、游泳池等，其舞厅更是名噪一时，据说交谊舞便是从这里开始流行并风靡当年的北平上流社会。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高档豪华的酒店设施，外加政治上的特权，使得这座高级西洋饭店很快成为当年各国使者、北平社会名流及上层人士住宿、餐饮、娱乐、交际的主要聚会场所之一。随着其知名度的日益提升，饭店原有的规模愈发无法满足其诸多功能需要，饭店于1925年进行了再次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加盖了一层，其受欢迎的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际，饭店之外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但饭店之内却歌舞升平、风花雪月。唯其如此，六国饭店被视为乱世中的“桃花源”，甚至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法外之地”，一些下台的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时常到这里“避难”。既然如此，究竟是何人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如此敏感、特殊的六国饭店行凶杀人？而常石谷究竟何许人也，缘何被暗杀？也着实令人费解。

常石谷身份揭秘

案发第二天，常石谷遭刺殒命于六国饭店的消息便见诸北平的大小报端。没过几天，国民党北平机关报便披露常石谷的真实姓名为张敬尧，是被神秘爱国组织“锄奸救国团”枪杀，原因是其叛国投敌，在北平阴谋策动叛乱。此消息一出，北平城哗然一片，国人愤慨于张敬尧汉奸行径的同时，也纷纷打听探寻其身世身份。

张敬尧，1881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896年投身行伍，曾入北洋新军随营学堂，1906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一直在北洋军中任职，历任陆军第六师十一旅二十二团团长、北洋军官第三混成旅旅长、江西南昌镇守使、陆军第七师师长、护国军第二路军司令等，系北洋皖系军阀骨干。1918年，因追随段祺瑞讨伐企图复辟帝制的张勋有功，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上任湖南之后，他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贪婪地吞噬湖南人民的财富，甚至向外国人出卖湖南地矿权，可谓罪恶累累，被民众骂为“张毒”。1919年12月2日，张敬尧派兵镇压学生的反日运动，其明显的亲日倾向引起湖南民众强烈不满，“驱张运动”由此爆发。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泽东曾是当时“驱张运动”的首领之一。长沙的教员、学生万余人举行总罢课，并派代表团赴北平、上海、衡阳等地扩大宣传，同时利用在衡阳的吴佩孚直系军队及湘军与张敬尧的矛盾，于1920年6月11日将其驱逐出湖南。之后，张敬尧先后投靠于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但一直郁郁不得志。随着张宗昌被北伐军击败，张敬尧不得不逃往大连日租界避难。从此，张敬尧便与日本人搭上了关系。1932年，他奔赴长春卖身伪满洲国，开始为日伪效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寻衅滋事制造各种事端，以诸种借口伺机进犯关内；另一方面为了掩盖侵略罪行，改善日本与世界日益恶化的国际关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密谋在平津组建一个傀儡政权，企图制造中国民众自愿接受日本人统治的假象。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关、进逼平津的同时，亦积极地物色傀儡政权人选。在天津，日军将收买对象选定为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而在北平，日本人则相中了张敬尧。日本人任命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让其牵头组织傀儡政府，并拨付给张敬尧活动经费700万元，以配合日军的行动。“不甘平庸”的张敬尧将此视为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便心甘情愿地做了汉奸。随后，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以商人的身份潜入北平，秘密为日本人做事。他四处收买旧部，勾结流氓土匪，企图组建一支队伍来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发动暴动。为寻觅合适的“盟友”来策动驻军，他试图拉拢国民党常驻军团长王志信，怂恿王志信和自己共谋“发展”，为日军效劳。他承诺任命王志信为“平津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当场给其100万元的支票作为好处费。

张敬尧与王志信的来往恰巧被当时身在北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等掌握。何应钦通过电报将张敬尧拉拢王志信的情况报告给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电报后深感恐慌，他意识到日军势力已经侵入到了国民党军队之中，这将直接关系到国民党军队对于华北的驻守。因为不久前日军已经攻破并占领了河北省与热河省交界一带的长城隘口—喜峰口。

喜峰口乃北平与热河的交通咽喉，自明清时候起便是京师北卫的重要屏障，亦是关外进入中原的必经关口。尽管军长宋哲元带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士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但因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并没有及时增派兵力予以援助，使得二十九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外加武器装备差距悬殊，最终二十九军放弃喜峰口。喜峰口的失守，无疑使得华北地区的门户大开，北平也首当其冲置于日军的炮火之下。5月3日，关东军第十任司令武藤信义下达日军越过长城进攻的命令，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此时的北平人心惶惶，混乱一片，北平守军如若被张敬尧挖了墙脚，与日军里应外合，北平无疑将危在旦夕。何况，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旧属较多，影响尚在，一旦其组建傀儡政权，对国民党的潜在威胁甚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除掉张敬尧刻不容缓，蒋介石责令特务处处长戴笠务必尽快铲除张敬尧这一巨大祸患。

刺杀张敬尧

戴笠领命后，便立刻找来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商量刺张事宜。考虑到1933年正值日本人值守六国饭店，刺杀行动必须慎之又慎，且需干净利落，避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口实而成为其进军北平的借口。二人经过仔细商量谋划，决定由会讲广东官话和马来亚土话的郑介民乔装成南洋回国做生意的华侨巨商入住六国饭店，先摸清张敬尧的起居活动规律，再安排特务实施暗杀。

1933年4月底，郑介民携带着十多只大皮箱“高调”住进了六国饭店。由于举止随和，且出手阔绰，郑介民很快便与饭店的工作人员混熟，他通过茶房打探到张敬尧的房间号。此后，郑介民以散步和谈生意为幌子伺机到张敬尧的房间附近侦查，发现张敬尧警惕性相当高，他与其副官以及参谋长赵庭贵三人分住三楼的三个房间，而且夜间睡觉经常变换房间。这无疑给刺杀带来了巨大难度：若在白天行动，人多眼杂不便下手，而且行刺后难以脱身；若在夜间暗杀，又不清楚张敬尧当夜住哪个房间，何况张敬尧的武功和枪法都相当厉害，一旦失手便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郑介民找来华北特区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和北平站站长陈恭澍二人商议此事，寻求万全之策。

郑介民等人经过进一步的勘察，发现张敬尧一直延续着军人早起的习惯，而且格外注重仪表，每天洗脸修面花的时间比较长。此时，张敬尧的卫士一般不在其身边，疏于防范，而且房客多尚未起身，人相对较少，因此是实施暗杀的好时机。于是，郑介民等商定清晨时刻动手，制定好详细的刺杀方案、掩护措施和逃脱路线，并最终从北平站挑选了年轻力壮且枪法了得的白世维作为刺杀行动的主要执行人。

1933年5月7日凌晨，张敬尧和往常一样早早起身去洗脸间盥洗。白世维抓准时机来到洗脸间门口，张敬尧则警觉地扭头回望。白世维见此人长方脸，两腮瘦削，鼻子高挑，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上还留着一撮小山羊胡，正是张敬尧本人，便飞速举枪向张敬尧连开三枪，张敬尧中枪后应声倒下。正当饭店的客人们与茶房被枪声惊醒之际，白世维、王天木等人已飞奔出饭店，钻进提前准备好的接应汽车撤退了，而“南洋巨商”郑介民也于当天秘密地从六国饭店消失了。

是日晚，郑介民等人从北平军分会得到张敬尧已死的确切消息，便立即电报南京。南京的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知此消息后甚为喜悦，蒋介石甚至表示要亲自接见并嘉奖杀死张敬尧的杀手。不久，白世维便因锄奸有功而晋升中校军衔，被提拔为北平站行动组组长，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

签订《塘沽协定》

张敬尧被刺杀之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于5月13日宣布限定关东军进攻的范围，5月15日，再次宣布暂时休战。5月22日，关东军顾问部命令军部驻北平武官永津与中方谋求会谈。经过会谈，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该协议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且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针对日军的挑战扰乱之行为。这不但默许了日本对满洲及热河的占领，而且给日本继续寻衅侵略提供了空间，也给日本人准备全面侵华提供了缓冲期。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协议。但在蒋介石看来，《塘沽协定》的签署意味着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军事对立的暂告结束。

尽管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张敬尧的被杀直接造成了日本关东军因扶植目标的暴毙和侵华计划的被打乱而被迫停止对平津地区的继续进攻，但从时间次第上看，从5月7日张敬尧被刺身亡到5月13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下令停止进攻，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而且，汉奸张敬尧的成功铲除，一度粉碎了日本组建傀儡政权的图谋。因此客观地讲，刺杀张敬尧虽为极端手段，但不失正义，是一次颇具历史意义的刺杀行动。■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