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犯到和平使者——由一组日本战犯的画作看“抚顺奇迹”

王霜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羁押法西斯战犯的监狱旧址。该馆对外公开展览了大量历史照片、档案和文物,其中,由桧山高雄、岛亚坛、熊谷清等三名原日本战犯创作的一批画作,引起中外参观者的关注。

桧山高雄、岛亚坛、熊谷清是经过改造、重获自由的三位日本战犯。他们创作的画作分为版画(木刻)和油画两部分,既有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真实揭露,对日本法西斯累累罪行的控诉,也有对作画者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期间亲身经历的记录。尽管三人的画风不同,但都表达了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对和平的企盼。

由战争罪犯创作的反思性美术作品,先不论其艺术水准的高低,就题材而言,是不多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画作都是在三人获释回到日本后,在人身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发创作的,可以说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反省和觉悟。它们从侧面反映了60多年前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见证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改造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改造“战争恶魔”

 

桧山高雄,1920年8月出生于日本广岛县丰田郡户野村,1941年3月入伍,同年5月作为步枪手,随所在第60联队入侵中国,先后在湖北、辽宁等地参与侵略行动,曾担任指挥班下士官、军曹。苏联出兵东北后,他在四平火车站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关押在苏联看守所5年。岛亚坛,原名田芳治,曾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109大队第1中队分队长,1941年被派往中国作战,1945年在朝鲜被俘。熊谷清,1943年入伍到日军第59师团42大队第5中队,参加过入侵中国山东济南和渤海地区的“三光”作战,1945年8月在朝鲜被俘。

1950年7月18日,押送包括桧山高雄、岛亚坛、熊谷清在内的969名日本战犯的苏联闷罐货车,停靠在了中国绥芬河站。

二战结束后,被押送到苏联的日本战俘约有60万人。一般士兵服役5年后遣返日本,约3000人被定为战犯,其中2000人被苏联军事法庭宣判,剩下的969人被引渡到中国。这969人被苏联定性为“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包括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等。

中国十分宽容地给他们提供了人道主义待遇。据参与接收的工作人员回忆:7月的绥芬河天气炎热,中国派出的是一列绿皮客车,设有座位,条件很好。列车上,中国医生为生病的战犯提供治疗。中方给每个战犯发了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等。战犯们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晚餐是每个人一大碗大米饭、炒猪肉、炒鸡蛋和一碗汤,不够可以添。

对于这些战犯,周恩来指示“一个不跑,一个不死”。经两天一夜,专列于凌晨3时抵达抚顺,除将官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本叫做抚顺典狱,是1936年由日本关东军修建的。在接收日本战犯之前,东北人民政府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监房安上了暖气、扩大了窗口,还新建了礼堂、医院和浴池等。狱中甚至还有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不过,日本战犯看到昔日的抚顺典狱,心情却无法平静。战犯大村忍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对这里曾经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当年曾有不少抗日志士在这里被严刑拷打,最后牺牲于此。一些日本战犯认为自己“完了”,很可能要一辈子被关在这里做苦力。实际上,日本战犯真的“想多了”。从一开始,中方就决意改造这批战犯,对他们宽大处理。

但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而言,要改造这些日本战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难题。

一方面,日本战犯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思想毒害严重,思想顽固。岛亚坛在一幅版画中这样描述侵华日军:就像骷髅恶魔,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要改造“恶魔”,难度可想而知。1937年8月,日军在山西省太行山地区展开疯狂的军事进攻和“扫荡”,残杀百姓,掳掠物资,并将反抗者扒光衣服吊在村头的树上。岛亚坛参加了这场战争,他在画作《太行山》中再现了当时日军的暴行。

熊谷清的油画真实地还原了刚开始改造时日本战犯的抵触情绪。其中一幅画上,几个身着白衬衣、蓝裤子的日本战犯在监舍内或站或坐。一位战犯手指着墙上一张白纸上的字念念有词。这幅画名叫《苦闷》。

另一幅叫作《泄愤》的油画这样描述:刚入管理所的时候,我们也不学习,用米饭和着泥土做麻将牌和围棋,每天就是玩耍。还有一幅《抗拒改造》,则描绘了一名战犯被另一名战犯殴打的情景。熊谷清这样注释:初到管理所时,有的战犯抗拒改造,对认罪态度较好的战犯进行欺侮、恐吓、打击。

另一方面的难题,来自于战犯管理所内部。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有的甚至全家都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与日本战犯有着血海深仇。从他们的内心来说,都希望这些战犯被绳之以法,而现在非但不能报仇,还要给予这些战犯人道主义待遇和改造,大家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

最初管理所第一任所长孙明斋也有抵触。当年,他的家乡被日军“扫荡”,房子被烧,不少乡亲被杀害,舅舅被日本狼狗咬死。他在回忆文章里道出了当时的纠结:“当年穷凶极恶的强盗,如今竟让我负责管理,我该怎样对待他们?”东北公安部的部长汪金祥开导他:“管理教育日本战犯,前人没有先例,今人没有样板。党既已把改造这批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那就是说,党相信我们会把这批战犯管理教育好。”

下属的工作更难做。看守班长王兴10岁时,亲眼看到日军残杀了自己的7个亲人。如今昔日的仇人被关在管理所,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谈话和蔼。王兴情绪很大,气得倒在床上大哭。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伙儿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他还打了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总之,改造日本战犯这项困难重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

 

二、幻想“美军解救”

 

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出兵朝鲜。为防止发生意外,我志愿军出国参战前夕,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管理所根据周总理的命令,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

战犯一听到这个消息,思想活跃起来。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因此,日本战犯抗拒改造,幻想美军打进中国境内“营救”他们。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报纸上有关朝鲜战场的报道,然后凑到一起分析战争的发展,甚至挑衅中国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一些顽固的战犯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中秋节时,管理所给日本战犯发放月饼,一些战犯利用月饼上的圆形包装,把圆形剪下来贴到手绢上,弄成太阳旗,放在监舍里插着,遥拜天皇。他们还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利用放风的机会,部分战犯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入侵东北时里应外合。

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藤田茂是这批战犯中军衔较高的人之一。他和当过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见到孙明斋,藤田茂态度嚣张。他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将其释放遣返回日本。孙明斋明确告诉他:管理所没有战俘,只有战犯,而他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电影《再生之地》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一位战犯在狱中带头闹事,对同伴叫嚣:“胆小鬼,美军就要从朝鲜打过鸭绿江了。中国完了,怕什么!”这个带头闹事者的原型就是伪“满洲国”时期的高级警官—鹿毛繁太。因为带头反抗,他被周围的战犯们视为“民族英雄”“大和魂的榜样”。管理所将鹿毛繁太等人单独关押,取消自由活动时间和香烟供应。一段时间后,鹿毛繁太服软了,他向副所长金源口头认错。金源抓住机会,命令他写出书面检讨。最初,鹿毛繁太的检讨书充满着轻蔑中国的观点。管理所让他改了四次,并通过广播宣读自己的检讨书。这对把他看作日本民族英雄的战犯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

但真正让日本战犯低下头的,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的形势在1953年日趋明朗,4月,战争双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日本战犯也很快从哈尔滨回到了抚顺。中国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战犯们的幻想。战犯高桥哲郎晚年回忆说:虽然总说美军强大,但是拿中国人民的力量和美军的物质力量比较,那还是人民的力量大啊。这些道理经常写在《人民日报》上。我们开始看到这样的报道都很怀疑,怎么可能?但是通过看战争的形势,得知中国军队渐渐把美军往后打的时候,我们才确信了这个道理。

抗美援朝的局势同日本战犯最初预想和期望的完全相反,期待美军“解放”自己的愿望完全落空了。战犯们开始觉悟:用旧的观点来判断新中国是莫大的错误。

 

三、日本战犯幡然醒悟

 

对于日本战犯的改造,管理所从生活上和学习上双管齐下。

熊谷清的油画里有一幅名为《餐桌》的作品。画面上,几个日本战犯正在愉快地进餐,桌上有面包、水果等,菜品颇为丰盛。战犯们说笑着,神情十分轻松,一名战犯手里还拿着烟。如果不看注释,很难想象这是一群战犯在进餐。

熊谷清写道:与天天吃高粱饭的管理所工作人员相比,我们吃的却是管饱的大米饭,我们从来没有被饿到。当时,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而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都面临着食品缺乏,而日本战犯饮食中的肉蛋类和米面却没有减少。战犯吃精粮甚至西餐,而管理人员吃高粱米、窝窝头。连战犯们自己都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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