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炮击金门，是很奇特的一仗，战争史上没有前例。此战在完全取得主动权的情况下，没有一举夺取大小金门、大担、二担、马祖等沿海岛屿，而是把它们留在蒋介石手里，制造出一个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79年1月1日。此战还有一个不合常规之处，就是负责指挥作战的叶飞（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战前被召到北戴河并留下来，承担向前线传达毛泽东指示、向毛泽东转报前线情况的任务，一直到8月底才回到福建前线。叶飞说：“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更为称奇的是，毛泽东亲笔撰写了四篇署名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两篇），直接向蒋介石及其属下军政人员喊话，晓之以大义，明之以大势，雄浑厚重又深入浅出，清楚表达了处理两岸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此战确有一些不合乎一般战争规则之处，但如果了解到这一仗是在中美及两岸（两国三方）之间以特殊方式进行的一次战略对话，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定下决心

195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繁忙的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强调了“多、快、好、省”方针，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于1月、3月、4月先后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和广州会议，与中央领导同志及各地主要负责同志重点讨论如何加快经济建设问题。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证明，此时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大跃进”以失败告终，人民公社运动也不成功，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年毛泽东以及全党的关注重心还是经济建设，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然而，毛泽东却在7月至10月里拿出了相当一部分精力筹划和指挥了炮击金门作战，给经济建设热潮添加了一个额外“热点”。

毛泽东之所以下决心要在金门打一仗，原因须从中美大使级会谈说起。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美国出于寻求台湾海峡“停火”、要回被中国羁押的飞行员的目的，同意进行大使级对话。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国代表是驻捷克大使亚历克希斯·约翰逊。谈了两年多，到1957年12月谈了73次，在台湾问题这一谈判焦点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坚持要求中国作出对台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并拒谈撤兵问题，而中国则坚定表示中美之间只能谈美国撤兵问题，至于是否使用武力则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提此要求。中国领导人从美国拒谈撤兵的态度中，得出美国试图把两岸分离状态固定下来、造成事实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判断。周恩来于1957年11月14日会见外国记者时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们做了不少努力，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美国要制造“两个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含糊，不能默认。这一切都是美国挑起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回答，“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这番话是针对美国在国际红十字会议上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拉蒋介石代表入场的行径而说的，中国的针锋相对行动是退出会议。

1957年12月22日，美国代表约翰逊在第73次会谈时“通知”中国代表，他将调任驻泰国大使，美方代表由埃德·马丁参赞继任。这就是说，美国单方面降低了会谈级别，这当然不为中国所接受，中美对话的唯一渠道中断。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既不再派大使级代表，也不宣布停止会谈，任凭事态无限期拖延下去。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提出对美无理中止会谈的行径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方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天内派遣大使级代表参加商定的中美会谈，否则，中国政府不能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意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破裂。美国并不真要破裂会谈，但不愿意在中国压力下作出反应，故意拖延,不予正式答复。恰在中国要求期限的7月15日，美国因伊拉克革命而派遣海军陆战队侵入黎巴嫩，英国也随之侵入约旦，联手阻止革命之火蔓延，确保它们的中东控制权不被彻底颠覆。与此同时，美国命令其远东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并鼓励蒋介石集团“窜扰”大陆。蒋于17日宣布台、澎、金、马全线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台海局势急剧升温。15日至1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中东局势问题，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及总参谋部和海、空军领导人开会，部署福建方向军事行动，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同时调空军部队转场南下，进驻汕头、连城。中央军委随即开始向福建前线调集炮兵及海、空军事力量。

毛泽东定下炮击金门决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过两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毛泽东看清楚美国处心积虑要搞“两个中国”，以达到永远霸占台湾的目的。要打消美国分裂中国的念头，显然不是在谈判桌上能做到的。早在6月外交部务虚会期间，毛泽东就曾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搞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毛泽东决心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不怕会谈破裂，也不怕强加在头上的战争，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决不会退让半步。美国出兵伊拉克，同时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给中国做出反应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使中国师出有名。毛泽东在向军队领导同志部署福建方向军事行动时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毛泽东要制造一个让美国左右为难的局面，从而使其体会到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为所欲为。

7月26日拂晓前，我炮兵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了突袭刚换防上岛的国民党军的充分准备，只等一声令下。毛泽东却在此时决定推迟作战发起时间。他于27日致信彭德怀、黄克诚：“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天。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这封信透露出的信息是，毛泽东感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想透。那么，是什么问题呢？早在作出炮击金门决定时，毛泽东就曾明确指示：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蒋介石，决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我们的海空军不出公海作战，并要防止误击美机、美舰。既不示弱，也不主动惹事。这就是说，如何做到既能教训了美国，又能避免与美发生正面冲突，这是炮击金门这一仗必须把握好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感觉还没有想得很透。另外，中东形势在快速变动中，伊拉克新政府对西方态度有所缓和，美、英政府也在寻求同伊拉克新政府能够继续合作，以维持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也让毛泽东感到还有再看看的必要。

在决策炮击金门的过程中，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共同舰队”问题出现了麻烦，这是导致毛泽东推迟作战发起时间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58年初苏联开始提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建长波电台问题，在双方协商过程中，苏联坚持共同出资，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共同使用。中国同意共建长波电波，但不同意前三个“共同”，认为这涉及主权问题。6月7日，毛泽东在彭德怀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长波电台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个时期再说。”强调在涉及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7月21日晚，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转告赫鲁晓夫交待的事项，其中谈到建立一支“共同舰队”问题。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当即质疑尤金，苏联是不是要搞“合作社”，否则就不帮助中国建海军。第二天，毛泽东约见尤金，批评赫鲁晓夫又捡起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援助中国要附加政治条件，并明确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所惊动，7月31日至8月3日秘密来华先后与毛泽东进行4次会谈。赫鲁晓夫否认曾提出“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充分发表看法后也不再深究，结束了双方争执。中苏关系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有了麻烦必须慎重对待，妥善解决，因此毛泽东要放一放炮击金门这件事，先解决中苏之间的问题。

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转来的广州军区报送的在深圳方向举行实兵演习的方案，毛泽东当即批示：“德怀同志：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同时还指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这封信传达了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心，并明确了此战的基本指导方针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作战地域在金、马线以西。

促成毛泽东定下最后决心的，是美国的反应。美国探知到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同时注意到中国媒体加强了解放台湾的宣传，因而判断中国将在台海方向有所动作，但对中国的具体意图却吃不准。美国于8月6日得知中国外长陈毅声称台湾海峡形势将出现某种变动，加之获悉苏联领导人秘密访问了北京，更强化了中国将有危险举动的判断。美国决意阻止中国。国务卿杜勒斯8月10日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把中共政权定性为“短暂政权”，并宣称“要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一短暂政权的完结”。同日，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团发出《备忘录》，声称“两个中国”方案也许不是解决办法，必须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完结。美国向世界公布了这个备忘录，摆出了要和中国摊牌的架式，玩弄起“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历来认为，对敌人要示强，决不能一味示弱，否则只能就敌而不能使敌就我。美国玩“战争边缘政策”，中国必须针锋相对，让它知道站起来的中国人不惧怕任何威胁，哪怕对方的力量再强大。1959年3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道出了促成最后决心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