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劫夫的结局

杨东阁

 

1950年,笔者在沈阳的一个国有企业任团委书记,曾组织团员观看大型歌剧《星星之火》。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这首歌是其第二幕“穿过密密的黑松林”中的唱段。其成功之处,不仅在简短歌词中反映革命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在音乐构思上也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调,旋律起伏变化,亲切感人,采取二重唱形式,更增加其感染力。

歌剧之后,各文艺团体相继上演,《星星之火》先后演出400余场。后来歌剧停演,这首歌却流传下来,久唱不衰。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作曲者是劫夫,当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57年,我就任共青团沈阳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自此有了和劫夫谋面的机会。但那都是在市委高教部召开的会议上,留下的印象是,他挺谦和,却没有交谈的机会。

19602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沈阳音乐学院团委书记林良带领沈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出席。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全体代表在中南海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返回沈阳后,一天接到林良的电话,说他担心自己对耀邦同志的讲话理解得不够深刻,要向院领导汇报,能否请我去参加一下。我爽快地答应了。音乐学院党委乔书记我们很熟悉,一见面,他就向劫夫院长作了介绍。我说,和劫夫院长神交已久,而且是老乡呢!劫夫院长说:“你是吉林人?”“对!吉林舒兰人。”“我是农安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是革命同志,又是老乡,亲密无间嘛!”

在汇报的过程中,我就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了发言。当讲到,耀邦同志在强调团组织要过细地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指出,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要随意说哪个同学思想落后,更不能轻率说哪个同学不可救药。耀邦同志说:“中药就有四百味,而且不止四百味,难道都用过了?”这时,劫夫院长赞同道:“好!讲得好!”就此他联系实际说:毕业生鉴定,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这是我唯一一次同劫夫院长进行交谈,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风云突变。开头几年,劫夫院长为毛主席已发表的37首诗词谱了曲,尤其是《沁园春·雪》脍炙人口;还谱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我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时和后来进沈阳辉山“五七干校”,差不多天天都唱。可从1972年初起,无论广播还是电视,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创作的那些歌曲了。什么缘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时任沈阳市党办主任,自然知道内部情况,虽然并不直接,但来龙去脉还是能够说明白的。

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流亡到青岛,以绘画和音乐为手段谋生,“劫夫”一名即从此起。19375月,24岁的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团团长。到文革前,劫夫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1966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偶遇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是‘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革爆发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自然逃脱不了被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就在他危难之时,出现了转机。当时本院里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想打倒劫夫的;另一派是想保劫夫的。保他的这一派受到沈阳军区支持,但力量小。为了不让对方劫走劫夫,于19671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周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秘书将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2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和红卫兵代表,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是“中央文革”的人同意。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牵连。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安全感。因此,当他于38日回沈阳后,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另一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在京期间,他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重视,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重点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他还被邀出席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和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她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12岁的黄春跃到音乐学院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个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等。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俩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这封信,日后便以“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除此之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爱将李作鹏家里,看到了林彪题自己“岂疑星火燎原”的那首《重上井冈山》,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劫夫因病去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顿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调“很雄壮”。

其二:1971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收听到的蒙古国电台所播的消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国境内坠毁了,说中国内部出了事。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注意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愈加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故,他便判断可能是毛泽东病危,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他: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烧了。按理说,这是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被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办“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代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并不存在,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觉。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在那种情况下,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事,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的关键。197110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这样往来的人,也不仅仅是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逻辑上分析,劫夫作为革命作曲家的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其一,以当时他的地位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没有他参与“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为他写歌也不是什么投靠行为。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19711020日,劫夫夫妇被捕,关进了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先被关进一栋二层小楼里,劫夫关在楼上,张洛关在楼下;后转移到一栋东西向四开间的平房里,一人住南间,一人住北间。五年多时间,彼此近在咫尺,却不相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的197612月,还没有“散班”的信息。值得指出的是,期间沈阳市委书记王从周(军代表,后任旅大警备区政委),曾在此前两年提出:继续关下去已无意义,让他们二人到学院设在盘锦的“五七干校”劳动,待后处理。向省里汇报后,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敢擅自做主,遂向毛远新请示,毛远新未予批准。(19888月中旬,笔者到大连拜访王从周将军,在他家呆了一天。谈话间,提到劫夫的事,他确认了这个问题,并说,毛远新未批准劫夫夫妇到“五七干校”,说了一句:“不就是占着你们沈阳的几间房子吗?”谁都没敢接话。)就这样一直关到197612月中旬。1216日,按上级通知要求,向劫夫传达了有关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并将中央文件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等一批文件交给他阅读。他伏案竟日,夜不安枕。第二天中午12时许,劫夫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


相关链接东方网新华网中青网凤凰网21CN新闻中经网中广网南方周末博客日报新民网中国网大洋网南都网中华网
凯迪网南方网文新传媒人民网中新网文史天地星岛网千龙网环球网
E_mail:yanhc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