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阎明复


阎宝航


罗高寿大使(左二)宣读叶利钦总统令

在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的颁奖会上,李正文(右六)、阎大新(右四)、阎嘉陵(左二)阎明复(左三),右五为罗高寿大使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到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今日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说,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了后,他们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你父亲是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事隔四十多年我才从澜波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讲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父亲向我讲了他向苏联提供的两份重要情报,一份是提前得到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情报,另一份是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的详细情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还有一次父亲给家人讲述了自己的过去。那是在不平静的1967年夏天,“文革”已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在中办学习班已无自由,父亲感到形势严峻,可能危及自己,需要向家人打招呼。一个星期天,我爱人吴克良回家看望老人。父亲对她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二次大战中周恩来交给我为苏联搜集情报的任务,我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前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父亲最后说,我一旦被抓,你们赶快去找总理。不幸,父亲的预感很快成了现实,他被诬陷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要员,于1967年11月7日被捕,不到半年惨死在秦城监狱。在父亲的死亡报告上江青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到“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直到1978年专案组还继续混淆视听:在1978年1月5日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胡耀邦同志的悼词稿中专案组竟删去了“迫害致死”的公正的结论。当时中央统战部对专案组这种掩盖“四人帮”罪行的做法还提出了抗议。好在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父亲得到“正名”。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周恩来同志交给我父亲情报任务时的形势。1941年春天,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退居重庆,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英国、法国、德国极力推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使日本能腾出力量来从东方进攻苏联,与希特勒一起对苏联形成合围之势。当时苏联也很紧张,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国界。斯大林的策略是先后同德国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同时,苏联密切关注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加紧收集中国的情报。据我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合适这个工作。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后来说,阎宝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什么说我父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父亲相关的经历。我父亲青年时代是一位基督教徒,曾担任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发动民众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扩张做了大量工作,是张学良将军的密友。“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作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他先后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的理事,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除了这些工作以外,父亲仍积极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疏远他,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新生活运动总会改组,他被降职做副总干事。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1937年入党后,周恩来嘱咐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继续广交朋友,收集各方面的动态,父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
  父亲在1965年,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份《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文革以前,父亲跟我讲过,我隐约记得,他说中组部请他谈了当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写了一份材料,他们很重视。但是这份材料我们始终没有见过。2004年冬天,我给在上海的姐姐阎明光写了信,说我们身体都不好,来日不多了。我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父亲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的遭遇,他死以后,江青批示,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留骨灰、不通知家属、不留遗物、遗物充公,这样一个很灭绝人性的决定。我父亲现在八宝山骨灰盒里没有他的骨灰,是我母亲的骨灰。所以我说,能不能给中央写封信,请求中央批准你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一下父亲被捕后写的材料。明光姐就给曾庆红同志写了信,庆红同志马上批了,而且让中办的同志向明光以及阎宝老的家属表示慰问。很快明光就来了北京,在中办的安排下看了材料,其中有几份父亲在监狱里写的“笔供”,也有1965年写的《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这份材料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阎宝航》传里发表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的了。
  我要再次说明,直到1962年3月在中办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我父亲给周总理的信以及周总理在信上的批示后,我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而去年冬我读了1965年12月我父亲写的《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后,受到强烈的震撼,不由地产生了重新认识父亲的强烈愿望!
  在《经验》一文中父亲写到,“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待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说,“国民党日趋反苏反共,形势日趋恶化。苏联大使馆随时准备撤退。”他“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情报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以他们反苏反共的动态为重点”。
  接着父亲写到:“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周恩来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我父亲,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父亲对自己有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个人由于多年的抗日爱国声望,特别是在东北青年群众中有影响,而且和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国民党各派别也拉拢我,所以我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有机会同国民党当权派来往……”“我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做了情报工作。”但是,父亲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冷静地看到“随时准备牺牲”的严峻现实,从一开始就把“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作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父亲写到:“要严格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我入党后,对老婆孩子都保守秘密。同刘澜波、于毅夫,我们三人过组织生活,别的党员很少知道。”父亲从事的国际情报工作,更是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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