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次典范之举

胡一峰

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杰出践行者。1934年,他的名作《大众哲学》正式发表,共印行32版,影响非常深远。新中国成立前后,艾思奇还有一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之举,人们却知之不多,这就是艾思奇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社会发展史为中心开展的理论宣传活动。社会发展史解决的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是党的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石,也是理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早在延安时期,解放社编选的《社会发展简史》就被毛泽东列入“干部必读丛书”。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发展史宣教更加重视,多次提出开展社会发展史教育的要求。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全国解放区普遍组织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1950年,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指出要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社会发展史教育,“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早在1947年底,艾思奇就给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的学员讲授过社会发展史,是当时党内在这个领域中首屈一指的专家,于是他很自觉担当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任务。

 

多样化的宣传阵地:

象牙塔与空中课堂

 

1949年到1950年两年左右时间里,艾思奇多次走进机关、高校和军队,为青年学生、干部和军队官兵讲授社会发展史,效果都很好。1950年4月到10月,他应邀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在职干部开展理论学习讲座,专题讲授“社会发展史”。经过他那既通俗又系统的讲授,学员纷纷反映,“好像一把钥匙,开动了大家的脑筋”。高校知识分子集中,历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也是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高校师生虽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充满希望,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策及理论谈不上有多少理性认识。在缺乏交流“基础”的环境下,艾思奇充满自信地走上了讲台,结合当时师生思想实际,采取讲授、答疑等多种教学方式宣传党的理论,表现出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1949年,艾思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为全校学生讲授共同必修课“社会发展史”。由于学生人数众多,各学院院址分散,他就采取组建辅导班、培养“小老师”的方法,先由几十位青年教员组成辅导班,集体听他讲授课程主要内容,然后由各辅导教师回到各系结合各系实际情况,分别编写教材向学生教授。除了讲课之外,艾思奇还负责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也采用了这个方法。哲学家任继愈、任华当时分别在北大和清华担任辅导教师,都受到艾思奇的亲自指导。确实,在理论宣教中培养理论教员,通过“分销式”的教学,让科学理论以“月映万川”的形式得到传播,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艾思奇在马列学院的第一期学员中也培养了一大批教员。他和这些教员们一起备课、给他们解答教学中的疑难问题,然后再由组织上分配到各单位去讲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统计,从1949年5月间开始,到1951年8月第一期学员毕业时,学员讲课单位达到100多个,讲授1200次以上,听课的人中有国家和部队的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和工人等。

影响更广的则是运用广播电台这一当时先进的传播方式开展“空中授课”。195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了一档社会科学讲座节目,第一讲就是“社会发展史”,由艾思奇担任主讲。虽然此时他已出版过多部社会发展史著作,也多次讲授过这门课程,但他仍非常认真地编写讲稿,为的是使讲课的语言和广播这一传播方式相结合。“每次写完,常把稿子念给几个同志听,一直修改到念得顺口,听得顺耳,明白易懂才定稿。”从1950年4月10日开始,艾思奇每星期三次到电台播讲,后改为每星期一次。讲课同时,还解答听众的问题,这样一共讲了23次,到这年六月底讲完了第一遍。应听众的强烈要求,从7月3日起,艾思奇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又讲了一遍,11月底讲完。当时,中宣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宣传部组织干部收听。据统计,从4月初到10月11日止,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组织收听并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联系的单位达到529个,分布在23个省市区。仅从其中373个单位的统计数据来看,收听人数就达到了九万三千多人。还有30多个地方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讲座,好几个地方台为便于当地群众收听,专门用方言播送了艾思奇的讲稿,得到很大欢迎,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就在十万人左右。这次讲座可谓盛况空前,艾思奇在马列学院的同事温济泽回忆:“许多听众在收听学习之后,认清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收到的效果不亚于《大众哲学》。”

 

严谨求实的理论建构:

著书立说与学术争鸣

 

成功的理论宣传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宣传者自身思想的表达,建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则是其必要前提。艾思奇在社会发展史宣教中撰写了多部专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人类历史宏观进程,以及中国历史大势,形成了系统的看法。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有三种:其一,《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这本书发行量很大,笔者收藏的1949年6月华北大学版,其印数就达17000册。两个月后,经过作者增补订正再版,名字改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订正本)》再版,印数5000册。又过了两个月,到10月又出了第三版,印数也是5000册。11月,内容基本相同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订正本)》由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到次年4月,这本书已经印到第7版,累计印数为125000册,其中仅第7版就印了20000册。巨大的发行量说明该书传播广泛,也说明理论“抵达”和“辐射”的范围之广。艾思奇还细心地在书的“例言”中写了这本书的“使用攻略”,他提醒道,这本书“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短期讲授提纲”,“应主要依靠学习者的个人自修,辅之以集体讨论。讲授者则应根据学习讨论的具体情况,针对学习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来调整每次讲授的内容,这样才有可能对学习给以具体的切实的领导”。其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这是艾思奇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讲课的记录稿,内容和上文提到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订正本)》基本一致,但根据听众群体的特点作了一些调整。这本书1950年2月出第一版,1950年11月出“第二次重改本”。1952年5月出第16版(第三次重改本),1952年6月出第17版,累计发行467000册。其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艾思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作的广播稿,1951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截至1952年8月共出七版,印数325000册,此后还出版、重印了数次。这三种“社会发展史”著作精神实质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内容也基本相同,有数可查的发行量即达90多万册,加上各地各单位内部翻印,总发行数应在百万以上。此外,艾思奇在华北军区直属队讲课的稿子以《学社会发展史的方法》为题刊印,他还在中宣部机关刊物《学习》上发表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应明确掌握的五个基本观点》等文章,都对当时广大干部群众了解社会发展史的基本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

有效的理论宣传还离不开健康的理论交锋和学术争鸣。艾思奇在开展社会发展史宣教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对不正确观点进行了批评。1949年7月27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一文,批评署名“蓝莎”的作者在《劳动创造了人》(刊登于《北平解放报》1949年7月13日)一文的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艾思奇的文章发表后,接到《北平解放报》转来的署名“叶逸民”文章《关于蓝莎艾思奇对社会发展问题讨论的几点意见》,对他的批评意见提出商榷。于是,他又写了《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发表于《学习》1949年10月)作为回应,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坚持了理论宣传的正确方向。

更值得今天借鉴的是,艾思奇始终坚持理论宣传的学术底蕴,及时吸收科学研究新成果,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养料。他在北大讲课时,推荐学员阅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经典名篇,在讨论中,有位地质系的教授提出来,恩格斯讲人类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是以当时的科学水平为依据的。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是从古猿演化来的。类人猿不会演化成人。当时,有的人批评该教授是“离经叛道”,艾思奇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在认真研究后,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吸收到讲课之中。

联系实际的宣教策略:

问题导向与政策解读

 

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来源却是苏联。在艾思奇之前,已经有多种社会发展史著作,但都带有浓郁的“洋气”。比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基本取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拉法格的《财产的起源》,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编译自苏俄思想家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较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一般编译的社会史,大抵都很少谈到中国,有些虽然提到一下,亦都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史的全体范围上来观察,而给以正当的评价。”但论及中国的地方仍嫌不足,而且在书中大量征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文献引述不多。解放社所编《社会发展史》实际上是苏联学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文献辑录,主要摘自列昂节夫所著《政治经济学初级读本》和《社会科学简明教程》。这些文献无疑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但反映的却主要是苏联的现实。这样的文本都不符合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的需要。1951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在总结两年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情况时就指出,解放社编辑的《社会发展简史》,“对程度较低、开始学习理论的中国读者是不适合的”。

相比之下,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洋溢着中国气息。一方面,他恰到好处地运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让读者感到很亲切。比如,在论述“每当社会上一次大的革命运动出现的前夜,常常总有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或思想改革运动”时,艾思奇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通过分析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说明进步思想的伟大作用就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使他们起来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物质生活条件向前发展,从而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必然性。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他既对国体、政体的基本原理作了阐发,又结合现实指出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反对议会民主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艾思奇又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社会发展史讲义》列出的26种参考书中,18种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其中毛泽东的作品11种(即《论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农村调查序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占将近一半;刘少奇的3种(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的阶级性》《修改党章的报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3种(即《共产党宣言》《从猿到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3种(即《论国家》《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2种(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问答《关于废除伪法统》《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指示》和解放社的《社会发展史略》。显然,艾思奇的理论宣教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而且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以解决人们心中的理论疑惑,满足群众内生的理论渴望为目标。他认为,“为读书而读书,为简单‘满足求知欲’,或为夸耀知识而学习,不联系实际,不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教条主义的态度;真正马列主义的态度则是“着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社会发展史宣教目的主要不是提供历史知识,而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艾思奇在理论宣教中保持了“接地气”的一贯特点。艾思奇之前的“社会发展史”多有编译成分,常有大段引文,有的作品半文半白,不适合大众阅读。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宣传延续了《大众哲学》的文风。比如,讲到劳动创造人时,艾思奇是这样表述的:“要问猿怎样转变为人的?只要研究猿怎样学会制造工具的,就可以得到答复了。猿学会制造工具是它们的两手经过了长期劳动训练的结果。劳动的训练使手和脑同时发展起来,以至于能够制造工具,这样劳动就创造了人类。”多么简洁明快!艾思奇特别强调用最少的篇幅来讲清楚理论问题。他说:“在短短的一个月到三个月里,集中力量对这一门课程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一定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较有系统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迎刃而解。由此前进一步,不论是参与工作,或继续更深入的学习,都有很大的便利。”也就是说,理论宣教必须围绕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重点突出、纲举目张,否则,就会陷入繁琐哲学的泥沼。从受众反应看,艾思奇的做法相当成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某部六支队三营文教主任刘伦1949年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时曾读过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他说这本书使他“初步明确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国家观点和阶级观点,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艾思奇同志的著作,在我的人生观转变过程中,确有启迪作用”。

总之,艾思奇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理论宣传教育,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典范,其成功的原因,既有艾思奇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和深厚学养,也有他对理论大众化内在规律的科学把握。毋庸置疑,艾思奇当年宣讲的内容和形式,在今天已未必适用了,但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理论问题需要在新时代语境下再一次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艾思奇的成功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交给人民大众,帮助群众掌握这一思想武器,是否敢于直面时代条件下干部群众的理论困惑,是否善于把执政党理论工作的要求与干部群众内生的理论诉求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败的关键,能否培养出一大批艾思奇式的理论工作者,又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这就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应有的启示吧。■

(作者单位: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责任编辑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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