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规模兴起，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年仅15岁的邓颖超（原名邓文淑）就读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她投身五四运动，为妇女解放宣传呐喊，直至1925年7月奉党组织的命令南下广州。邓颖超为天津早期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启发妇女觉醒，打破男女界限

（一）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唤醒广大妇女

1919年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很快波及天津，天津人民起而响应，最先觉醒的是广大学生。由于当时的社会，男女学生不能一起参加运动，因此首先成立的学生运动团体是以男学生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女学生本着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落人后的理念，于5月25日成立以女学生为主、以职业妇女为辅的“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担任其讲演队队长。女界爱国同志会是天津妇女界第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它的宗旨是“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

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旧社会妇女大多目不识丁，真正受过教育的女子少之又少。为了唤醒人数众多的女同胞共同救国，“女界爱国同志会”十分重视宣传的力量，成立了诸多讲演队。运动初期，妇女们不能上街抛头露面，邓颖超便带领讲演队员在各地宣讲，她回忆道：“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1]随着讲演的深入，讲演内容随之发生变化，转向争取妇女独立，反对封建婚姻，包括“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保护母性”“保护儿童”等。随着运动的发展，讲演形式又有了集会讲演、游行讲演等，广大妇女纷纷走上街头，通过听讲演，有了爱国、抵制日货和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

由于听讲的妇女知识匮乏，“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11月创办平民女校，“传习注音字母，以便输入普通知识，习得谋生能力。毕业期限为两个月，学费不收，且由校内发给书、纸、笔、墨”。为了给筹办中的平民女校募集办学经费，1919年8月，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举办了两场游艺会。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邓颖超女扮男装，在《花木兰》《安重根》等新剧中扮演男主角。11月，鉴于中国的平民不知道自己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上的责任，无论国家有什么事情，他们的态度好像是事不关己的情形，“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学生联合会”感到这种情况“非常危险，非常担忧，所以要出一个《平民》杂志来提醒一般平民，使他们知道他和国家的关系，并他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

邓颖超参加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启发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收到了“唤醒我无量无知识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国家思想、国家责任也”的效果。

（二）参加觉悟社和“新学联”，打破男女界限

妇女解放运动是与社会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多次拘捕赴京请愿代表。在进京营救被捕代表的过程中，天津男女学生逐渐意识到，应打破男女界限，成立一个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组成的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应运而生。为了体现男女平等，男女成员各10人，邓颖超是觉悟社最小的社员。不久，李大钊应邀来觉悟社指导工作，他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的做法非常赞赏。

觉悟社成立后，男女社员发动群众投身革命运动。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纪念共和市民大会，广大妇女参与其中。会后，举行国庆游行，遭到军警的阻拦和镇压，男女学生受伤者不计其数，“邓文淑被伤吐血”。

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男女学生决定进一步打破封建枷锁，团结起来。1919年12月10日，由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新学联”成立。该会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发起。“男女学生合组学生会，是天津妇女解放的起点”。为了体现男女平等，“新学联”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男女人数相等，女学生在学联会的地位和作用与男学生一样带有决定性。邓颖超被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和讲演委员会委员，后晋选为讲演委员会委员长。在“新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包括天津各校女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继续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邓颖超通过参加觉悟社和“新学联”，打破了男女界限。她以亲身经历引领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为天津妇女树立了榜样，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二、先后成立多个妇女进步团体，

探索妇女解放之路

1920年夏，邓颖超从直隶女师毕业后，在北京担任小学教师。1922年夏，邓颖超应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回到天津，在该校任教的同时，积极参加天津的妇女运动。

（一）发起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争取妇女权利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旧国会，大唱制宪高调。全国女同胞借此机会，掀起了赴国会请愿参政、在国家宪法中规定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天津的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发起了女子参政请愿团，不过“微起呼声，但亦无甚效果”。邓颖超等认为光参政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把女子权利问题解决，她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组织‘妇女参政会’不感兴趣，觉得女子参政、当官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另外组织了‘女权同盟会’，它的指导思想比参政要广泛多了。”[2]受北京女权同盟会的委托，1922年11月26日，邓颖超、王贞儒发起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该支部以“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为宗旨，邓颖超当选为评议委员。后王贞儒、邓颖超被选为代表递交请愿书，她们具书给国会的请愿呈文共七条，诉求的女子权利十分广泛。请愿书递上后，并未引起国会的重视，公布的宪法中也没有加入提高女权的条文。这使邓颖超等女权同盟会成员认识到：政权不在手中，一切关乎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是无望的。“我们取得政权的方法，自然要和革命民主派共同动作，先从封建的军阀手中将政权收回，归于平民的掌握”。

（二）通过撰文、创刊、办校等多种途径，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号

正当邓颖超为力争女子取得与男子同等权利奔走呼号之际，1923年3月24日，她的女师同学、觉悟社社员张嗣婧受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去世。这使邓颖超深受触动，在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为张嗣婧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声泪俱下地宣读了祭文，并报告了张嗣婧21年的悲惨命运，强调：“伊一生的遭遇和惨死之由，确含有许多现在社会中急应解决的问题。”[3]

张嗣婧的悲惨遭遇，是当时中国众多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引发邓颖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她相继发表了《宣言—为衫弃的死》（张嗣婧在觉悟社的排号为37，谐音为“衫弃”）、《张嗣婧传》《姊妹们起哟》等文章，号召女权同盟会的会员们行动起来，负起改造社会环境的责任，为受压迫妇女提供援助；呼吁女子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对广大受压迫的女子大声疾呼“猛醒呵！革新呵！打破一切的牢笼锁缚，跳出痛苦之海；不要再屈服于旧礼教，再受其愚弄了！”[4]，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这些振聋发聩的语句对鼓舞妇女奋起与旧礼教、旧家庭抗争起了警醒作用。

目睹了包括张嗣婧在内的社会上诸多女子受封建婚姻束缚导致婚后的不幸，邓颖超认为婚姻自由是妇女独立的重要步骤，而婚姻自由的前提是恋爱自由。在《错误的恋爱》一文中，她指出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正确道路，必须建立在“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等成分上面”，警告恋爱若基于金钱诱惑、情势逼迫、色相喜好、感情冲动就会很危险。

由于女子地位低下，当时少有人注意妇女问题，在李峙山、邓颖超等人的筹备下，1923年4月25日，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团体—女星社在天津成立。女星社成立的时候，天津还没有成立党组织，也没有团的支部，一些党员、团员个人在这个组织里起着作用。邓颖超这时虽然没有入团、入党，但思想上受党的影响，她说：“当时党、团的一些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学报》我们都看。”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妇女运动的纲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5]。这个决议为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这些不能不对邓颖超领导的女星社产生影响，反映在女星社的宗旨上为：“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6]女星社还出版《女星》刊物：“我们很希望先将我们对于女子问题的主张同思想介绍给社会的女子现状，公诸社会，所以出版这个‘女星’旬刊，并想藉此联络些女子运动的同志，浓厚我们的势力。”该刊从第37期起改为周刊。邓颖超先后当选为女星社总务部书记、教育部委员、总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多次主持女星社召开的各种会议。

随着对妇女运动认识的深入，邓颖超意识到，欲求女子解放，必先用知识武装女子的头脑，同时要有生活的技能。“若欲增高知识和学习生活的技能，必需要受教育”。1923年8月，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成立，该校“以救济失学妇女，授以普通知识及浅近技能，使能自谋生活为宗旨”[7]。邓颖超任女星补习学校的责任校董事，并兼簿记的授课。鉴于入读女星第一补习学校的妇女取得的“成绩甚佳”，收效很好，但中下家庭的妇女为生计终日奔波，很难到女星补习学校学习，因此邓颖超在1924年4月25日主持的女星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决定创设星期妇女义务补习学校，招收成年失学妇女，每周日授课三小时，不收学费。6月1日，女星第一星期义务补习学校开学，邓颖超担任该校的教务长。

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影响逐渐扩大，邓颖超已初步具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分析妇女问题的能力。她在1923年9月《经济压迫下的少女》一文中指出广大妇女同受旧经济制度压迫的事实之后，向妇女们发出号召：“现在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受压迫的朋友，还不快快起来加入经济革命么？”[8]此时的邓颖超已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她已注意到应把争取妇女切身权益的斗争，引向变革现存的经济制度。

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品，是当时妇女运动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鉴于此，1924年1月1日，邓颖超等女星社主要成员创办了《妇女日报》，邓颖超任《妇女日报》编辑员。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份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被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赞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邓颖超等认识到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不能离开社会变革、国家命运来谈论妇女解放，所以报纸在着重讨论妇女问题的同时，注重引导妇女关心整个社会问题。经过全体同仁的努力，《妇女日报》社逐渐成为一个全国妇女运动的机关。

这一时期，邓颖超通过组织多个妇女进步团体，办刊物，设学校，鼓舞妇女冲破旧礼教、旧制度的束缚；邓颖超对妇女运动的思考开始触及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即变革社会的经济制度，表明她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探索一步步走向深入。

三、引领天津广大妇女

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3年中共三大确立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年春，邓颖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天津妇女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

（一）组织并领导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热潮。邓颖超参加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北上的各项筹备工作并被推举为与孙中山谈话的十人代表之一。

为响应国民会议解决国是运动，要求国民会议有妇女团体参加，邓颖超发动和组织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通过总结以往妇女运动的经验教训，邓颖超认识到，妇女要求得解放，首先必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同男子进行斗争。邓颖超回顾说：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仅解决女权还不行，男子一样没有权。用阶级的眼光看，还要解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她意识到要把妇女解放运动同政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1924年12月21日，邓颖超发起成立了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该会的宗旨为“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实现，代表妇女的利益而奋斗”。邓颖超被推举为十五人委员之一，并当选为总务股长。1924年底至1925年初，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又参与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1925年2月1日，邓颖超、江韵清作为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1925年3月8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妇女纪念会，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演，鼓励女同胞认清了目标，就要毫不妥协地做下去：“认清了吾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给他一个总攻击，从根本上谋改革，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虽然女界国民会议运动与国民会议运动一样，最终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但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广大妇女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进行了反对封建军阀的运动。

（二）带领天津广大妇女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使工农妇女渐渐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9]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开端，劳动妇女运动蓬勃兴起。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6月10日，邓颖超发起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在天津人民支援上海“五卅”斗争之际，英国海军在汉口枪杀我民众。6月14日，由各界联合会组织的天津市民大会召开，约十余万人参加，邓颖超在会上报告了上海、汉口英人残杀华人之残暴，邓颖超等7人被公推为代表赴省公署、督办公署请愿，并递交请愿书。6月30日，天津各界市民十余万人举行全国总示威运动，并追悼沪、汉等地被惨杀的同胞，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号召“全国联合一致，抵抗万恶的英人，谋吾们的民族解放”。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参加“五卅”运动的天津妇女人数多，规模大，特别是广大女工通过罢工参加反帝斗争，劳动妇女逐渐成为妇女运动的一支生力军。通过斗争，广大妇女进一步觉醒，认识到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妇女解放必须同民族解放结合进行。

1925年7月，邓颖超奉党的指示，离开天津，南下广州。这一时期邓颖超领导的天津妇女运动与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突破了以往妇女运动局限于知识妇女的范畴，劳动妇女被广泛发动起来。妇女解放运动需要妇女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通过斗争，认识到只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自身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总之，在以邓颖超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天津知识女性的领导下，天津妇女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走上政治舞台，从争取社交公开、投身爱国运动开始，深入探讨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为争取妇女的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和政治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妇女解放纳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使得天津早期的妇女运动一步步走向深入，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重要中心，形成了“天津妇女运动之发达，素驾于全国各省”的局面。

注释：

[1]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中国妇女》第9期。

[2]爱泼斯坦等：《访邓颖超同志》，载《中国妇女》第10期。

[3]邓颖超：《张嗣婧传》，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第3期。

[4]邓颖超：《姊妹们起哟》，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第3期。

[5]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6]《女星社简章》，载《女星》第4期。

[7]《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简章》，载《女星》第8期。

[8]邓颖超：《经济压迫下的妇女》，载《女星》第15期。

[9]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