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日本侵略军不顾国际公约，为了准备对苏作战和基于“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籍的活人来进行细菌实验材料，并且满洲地域也很辽阔”[1]等原因，将成立于1932年8月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室）”迁移到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其细菌试验基地设在了离哈尔滨70公里外的五常县背荫河，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在关东军内部，该部队被称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由于是保密机构，保密番号很多种称谓），对外番号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于“军营”管理者军管叫中马大尉，所以这一部队又被当地老百姓称为“中马城”。“中马城”占地600多平方米，设有营房、监狱、铁路专用线和飞机场等设施。它有三重最高达三米的围墙，四角修建坚固的炮楼，安装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上架有两道铁丝网和一道电网，墙外是两米深的壕沟。这里戒备森严，大门口挂着“未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不得入内”的警示木牌。为了掩盖它们反人类的罪恶行径，“中马城”的日军哨兵对进入警戒线的中国居民格杀勿论。

据日本1970年出版的稻叶正夫编写的《冈村宁次战场回想录》记述：

关于石井机关的创设，在本省（陆军省），大概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医务局长，在关东军只有小矶[国昭]参谋长和我（冈村宁次）知道，是绝密中绝密事项……时间是昭和八年某月某日，设置石井研究机关于哈尔滨东南方靠近拉滨线上一个车站的背荫河畔。旁边是关押抓到匪贼的监狱。机关的长官石井军医少佐，穿步兵少佐的军服，部下的军医也穿相当于步兵级别的军服，下面部分办事人员，集中采用了石井从农村中选拔出来的青年，以该禁止外出……正因为使用总归要死去的活人的生命来代替试验用的豚鼠，那当然会收到效果的。而据石井在战后直接透露的情况来看，取得专利特许权的成果的件数，大约在二百件以上。……这些都是使用了活人，或者弄死、或者使他又活下去，以这样宝贵的实验为基础。[2]

冈村宁次供述的背荫河畔的“石井研究机关”就是活动于哈尔滨市五常地区的原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前身。

王子阳在“中马城”中的遭遇

与刘海涛的报告书

王子阳，原籍和生年无考。他和老李等一些无辜百姓在日伪军警宪特组织的武力“圈街”行动中被抓捕，关押在哈尔滨监狱，遭受了严刑拷打。随后，日军将他们一行百余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押解到香坊火车站，装上闷罐车，“输送”到背荫河细菌部队。在王子阳等人逃离“魔窟”参加抗联后，他控诉了日寇对他们惨绝人寰的迫害。

刘海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团团长、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被军长赵尚志派到苏联期间，他撰写了《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在该报告附页，用张富民的化名详述王子阳等人的悲惨经历，控诉了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反人类罪行。该报告首次揭露了日军731部队用无辜中国人民作为其细菌战试验品的罪恶行径：

在背阴（荫）河设立这个杀人场，是最秘密的，人所不知道的。在杀人场的设立，修了数百间房子，窗户是铁的，犯人在内里向外看不出去，在房子里使铁条修了无数的铁笼子，将犯人装在铁笼以内，一人占一个铁笼。[3]

日军细菌试验品的主要来源是东北各地抓来的反满抗日义士和群众。据记述，“到这里的犯人不论是犯了该处死的罪，连两个打吵子或耍钱的，还有面生可疑的，胡子、反人（日）分子，日本都送这个杀人场里来。这个杀人场不光杀双城县的及双城县附近的，由奉天、长春、哈（尔）滨、三姓、佳木斯等地抓的都送于这来”[4]。

在这个食人的魔窟里，日寇为了获取健康的“试验品”，给俘虏们“一天三次粳米饭和白面馒头，盐不与吃。”[5]，以为他们的实验获取最大的经验和数据。他们强迫“犯人得一天有次大便，如没有大便，日本决不允许，大便以后日本很详细验看大便的成份”。“三天一次使玻璃管子吸血，每次吸一茶碗血。日本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的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人使手拿之，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头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人使胶皮管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白东西，日本人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啦”[6]。当“犯人”因抽血过多，身体状况下降后，日本人则“让犯人洗澡，得洗的身上很干净，日本人又说啦，说犯人你的病的有了，打药针吧。日本人拿来很大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恶恨[狠]的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不好使，混身难受，日本人又说他的病不行啦，赶快拉出去，以后不知这个去向”[7]。抽血和化验粪便及胃里东西是为了做什么，王子阳等人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但他们有次无意间“看见很多男子鞋，还有女子鞋在机器房子周围”[8]，联想到无数难友经常无故失踪，而且监狱中经常弥漫着焦臭的味道，看到衣物燃烧后的纤维碳化物漂浮，使他们感觉到了死神的脚步正向他们逼近。

据冯仲云撰写的1946年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城东五道街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的《背阴（荫）河车站的杀人工厂》一文记载：

血是每天都得抽，有时人们实在受不了，也停止几天，接着再抽。抽到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就把他从监房中拖到院子里，然后在凄惨的叫声中，用斧子把他头壳打破。作工厂中的‘原料’，谁也脱不过这一斧子。以后经过了医生的解剖制炼，把残余的骨肉送到炉里炼了，那高耸的烟突（囱）中就冒着死人的气息！[9]

另据1985年，《每日朝闻》披露了远藤三郎的日记，他在侵华战争中有一次视察背荫河时亲眼目睹了人体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

（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朗。午18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日军对中马城的代称）内的实验场视察实验情况”，“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实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实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进行实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经过5分钟的实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2万伏高压电流多次实验仍未使其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实验，并未使其致死，最后连续通电流数分钟，始将其烧死。[10]

面对死亡，王子阳和难友们选择争取生的机会。1934年9月30日，经过多次策划，他们利用日本人过中秋节之际，王子阳假意殷勤接过醉醺醺的看守爪生荣二手中的菜桶，在难友们的歌声中，老李趁当时现场唯一一位看守爪生荣二不备，用装满水的酒瓶子将他打晕，搜出牢门的钥匙，打开牢门，指挥尚能行走的难友向监狱东墙方向逃亡。恰巧“魔窟”此时停电，王子阳等人搭人墙越过高墙，但由于老李是最后一人，体力透支，在攀爬过程中被日军哨兵发现，牺牲在日军枪弹下。日寇在残杀老李等人后，疯狗一样嚎叫着追了出来，王子阳等人陆续在大雨中走散。

关于赵一曼解救

王子阳等人事件的考证

王子阳一行在逃亡中，后有追兵，前途无望。恰在此时，一位女军人出现了，她就是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东北抗日将领赵一曼。据当年和赵一曼一同从哈尔滨香坊火车站到珠河游击区的第三军军医张险涛回忆（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藏《青海省中医院张险涛大夫回忆录—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有关革命斗争事迹》第17页和第18页），赵一曼为了解“中马城”的秘密，于9月30日率领部分农民自卫队员在其附近游击侦查，正好解救了王子阳等人。

张险涛的回忆录中写道：背荫河离根据地不远，敌人不知什么时候就在闹市用兵一围，把人圈了，用火车拉到这里。后来我们发现了，赵一曼与地方部队游击，去了解情况。正有十人突破电网跑出来，刚出电网，即死了一人（人因抽血过多，逃跑又惊累），其余就个人全身浮肿，面无血色，眼看敌人追了出来，赵一曼冲上去，向里面打了一阵枪。乘敌人弄不清情况稍停的时候，即和战士把九人背回。[11]

赵一曼将王子阳等9人护送到后方医院救治，时任院长的张险涛是第一见证人。在其后的治疗中，赵一曼端饭送药，了解情况，并在王子阳等人痊愈后，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寇的暴行。最终，王子阳等人的遭遇被刘海涛整理成文，公布于世。张险涛写道：这九个人在我军医院治疗半个月左右，赵（一曼）天天端药送饭，了解情况，并在治疗痊愈后，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揭发敌人血腥屠杀阴谋，这是在根据地的影响和教育很大。[12]

而冯仲云将军的《背阴河车站的杀人工厂》一文以王子阳等人口述的形式写道：

当我们钻出围墙外的铁丝网，逃出不到一百米，院内凄惨的枪声就响了一下，不久就如鞭炮一样响起了。我们二十多个人逃出来了，可是逃散了。雨是不住的下着，我们十六个人逃在一起，我们往前逃着，往前逃着，往何方去？我们不知道要逃往何方。我们只是往前逃着，我们不敢进屯，见到人就避到苞米地高粱地去，其中四个人，本来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逃出来后，大雨淋漓不绝，都冻死在途中，只有我们十二个人，遇到这位慈心的老爷子，他告诉我们，赵司令的抗日军在牛河北，你们只有逃到赵司令那儿去，他们会收容你们，他们会把你们看做自己的同胞一样，他们是中国的军队，到他们那儿去，你们就可以活命。同时这位老爷子还告诉说：我们其余的十多个人被宋五阎王吴保荤（董）抓住了，又送给背阴（荫）河的日本子了。[13]

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编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细菌战》书中第36页记载：

当天越狱十八人，其中三人在八家屯子被伪自卫团逮捕，其中的抗联战士杨志俭被伪团总吴连元枪杀，其余二人被送回魔窟。另有三人冻饿而死，其余十二人中两人跑到阎家洼子屯；五人跑到新发屯，被付连举兄弟搭救；另外五人跑到程家岗屯，被吴会民兄弟搭救；随后在抗联交通员引领下，投奔抗联。

以上三个说法不尽相同，但都确认了王子阳等人投奔了抗联队伍的事实。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张险涛的回忆录真实性更大一些，毕竟张险涛是救护王子阳等人们的抗联移动医院院长，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多月时间。

而冯仲云作为军政领导人，也有如下记述：

这是八月中秋后的第三天，老年的农民送来了十二个人，他们走不远就歇一歇，陆陆续续走来。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头发很长蓬乱，面色发青和惨白，没有一点血色，骨瘦如柴，衣服已经破烂得一丝一丝的，并且浑身是泥，说是背阴（荫）河监狱里逃跑出来的犯人。赵尚志和我们立即就接见了他们，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悲惨的哭，失声的哭！在他们惨白的面上，落满了泪珠！‘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人的队伍，我们活命了’。说得我也洒了几点同情的眼泪。接着往下就述他们说的经过。[14]

另外据原731部队队员萩原英夫在供词中供述到王子阳等人逃亡的事实，再次验证了王子阳等人投奔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真实性，他说：“1934年9月，16名中国关押者成功逃跑，其中12名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寻求帮助。在背荫河，爪生荣二或许是负责监视俘虏，在这次俘虏逃跑事件中负了伤……我注意到这一段记述‘自五常返乡时，荣获勋八等旭日勋章，而且在亲戚中获得一次性退休金最多。’”[15]

抗联第三军六师

和滥材顶子密营建立

以及王子阳在六师的战斗经历

东北抗联第三军六师是在木兰县蒙古山地区建立和发展壮大的。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军部和军部少年连、军部保安营、第五团、第六团等部队由汤原游击区出发，进入木兰县蒙古山地区。并以蒙古山为依托，在巴彦、木兰、东兴和通河地区修建密营，对该地域活动的义勇军和抗日山林队展开统战工作，先后收编了四十余支抗日队伍，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6年冬，北满临时省委代表朱新阳在《朱新阳关于北满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中的详细地记载了六师成立过程：

六师发源地是在木兰县之蒙古山，与滨[宾]县五区隔江相对，所以六师的活动和二师的活动是江南江北两相呼应的。在三军司令部西征，敌人大讨伐，司令部由铁力回返时，把六团的部队留在此地十二三人，留下几支破枪，叫谁留下领导谁都不干，后来把祁大虎（过去团县委，派到延方工作的同志）留下，大虎就干了。当时在战场上留下的，司令部带队走了，他们被敌人包围，找某小部义勇军领道，该小部义勇军头目地理熟，心怀不良；故意往日本卡子拉，把我们十三个人打剩老祁和某队员两个。其余死亡溃散，不知下落。该小部义勇军隐避起来，把我们的枪完全搜去，老祁两人免（勉）强找到李化民队。这时他没有了队伍，就天天招集该地义勇军会谈，以三军六团主任的资格，大吹大擂作统一战线，很多义勇军都愿听他讲话，深信不疑，只有从前给我们拉道的部分不敢来见。这时他因为没有了基本队伍就养病了，在双方密营和化民执法处一起养病，他动员了各方面，费尽心机，才把该小部义勇军请来谈判，该小部义勇军仍要耍滑头，他一个人（有一个随出发队出发）还在病中，以机灵办法将该小部十四五人完全缴械，又从新把队伍整理起来，领导化民队英勇活动，袭击日寇江防队的炮舰，一下打死三十多日满海军，得机枪两架，迫击炮二门，于是祁主任之威信大振，成为六师的基础与上江反日军之中心领导力量，六师从此就发展起来了。[16]

由此可见，六师是在祁占海（祁大虎）和一名战士收编当地山林队的基础上扩编成第六团的。第六团成立后，韩玉书奉命来到第六团担任团长，祁占海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7月，赵尚志命令第三军军部稽查处长张光迪前往巴木东地区接受李兆麟的领导，任命张光迪担任由蒙古山地区新编第六团改编的第六师师长。

李兆麟在巴彦、木兰、通河等地巡视期间，奉命将第六团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师，他在原第六团工作汇报会上指出：“巴木通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靠松花江，北部又有小兴安岭的支脉。这些天然的屏障和良好的条件，在客观上为我们在这里建成一个新的反日游击区提供了有利的基础。”[17]会后，李兆麟亲自主持第六团扩编成第六师，全师下辖七旅、七十三团和独立营，全师指战员150余人。

据六师一团老战士兰会田在《木兰文史资料第三辑》的《回忆当年的足迹》回忆文章记载：六团（师）建立后，袭击了木兰镇，在南江沿切糕坊袭击了日伪军军舰，缴获了两门炮和两挺重机枪，收编了一抹脸和大东来等抗日武装。1936年农历十月，部队决定在山里建立密营修整和学习。在一位翟姓老年向导引导下，部队在李兆麟和赵青山团长、李忠义政治部主任率领下来到滥材顶子。滥材顶子距离木兰县城一百多里，东兴县城（现为木兰县东兴镇）七八十里，是木兰北部山中最安全和隐蔽的。

关于王子阳是如何加入了抗联队伍的，张险涛在《青海省中医院张险涛大夫回忆录—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有关革命斗争事迹》简单地叙述了王子阳等人参加抗联的经过：“以后这九个人经赵（一曼）的培养教育，参加了革命，是很好的干部，有的担任了团、师等职，后来都英勇牺牲了。”[18]

冯仲云的《背阴（荫）河车站的杀人工厂》中也写道：“我们把他们十二个人送到反日根据地，养了两个多月，才恢复了他的健康，后来他们加入了队伍，他们在队内作战都是不要命的勇敢。经过二年光景，他们都光荣的战死了。”[19]

在现有的材料中，我们虽然还没有掌握王子阳是何时何地加入六师的，是当年留给祁大虎的十二三人中幸存的唯一队员，还是韩玉书担任六团团长时，由韩玉书带来的队员，抑或是李兆麟在建立滥材顶子密营时留下的干部。但在现在掌握的材料中，都毫无例外地显示了王子阳曾经担任过六师师部副官和六师代师长职务和在战斗中为国尽忠的事实。

关于王子阳英勇殉国的记载，木兰县老促会郭喜堂采访老战士兰会田后整理的《拐把桥战斗》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西征经过依兰县、通河县进入木兰县境内。当时，我被编入三军六师一团（七十三团）一营一连，团长是赵青山，政委是礼（李）忠义，连长是赵庆林，指导员是于云祥，排长是侯德，机枪手是蒙万真。

我们团一百余人和大东来的队伍一百多人（被赵尚志收编的队伍），由王子阳副官带领，早晨六七点钟到达拐把桥，安排好住处后，大家唱起了抗日歌曲。

这时，侯排长在屋外发现了敌人，有六、七个日本尖兵，已经快接近我们的住处，大约六七米远的距离，岗哨还没有发现。侯排长举起枪打死了两个敌人、两匹马。我们听见枪声，立即参加战斗，从屋里往外打。我发现敌人在草垛上打枪，我瞄准后一枪就把敌人打到了。这次战斗持续快两个小时，大东来伤一人，我们团王子阳负重伤。下午约两点左右，我们把王子阳抬到郭家粉坊，王子阳因为肚子受伤较重，活了大半天就牺牲了，大家开了追悼会，把他抬到六师密营东、滥柴顶子西坡脚下二道林子山岗上安葬。[20]

《拐把桥战斗》中的1936年4月是第三军西征前夕的时间，不是拐把桥战斗时间。关于王子阳牺牲的时间，应该断定在1937年。这是因为六师是1936年8月成立，首任师长是张光迪。同年9月下旬，六师主力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作为西征先遣队，率先西征到铁力地区，建立根据地，储备粮食，迎接第三军主力西进。王子阳作为六师留守部队，不可能在所谓的1936年4月牺牲时就担任了六师代师长。

关于王子阳的牺牲时间和职务，盖有赵尚志印鉴的《历年牺牲干部简历表》第三页第九行有这样一句话：“（姓名）王子阳，（曾否参加党团）党员，（工作）代师长，（牺牲地点）木兰。”[21]该《简历表》虽然很简单，但却认证了王子阳牺牲前最后的职务和牺牲时间，与王子阳姓名挨着的烈士的牺牲时间均为1937年。

冯仲云的《背阴河车站的杀人工厂》一文中亦有关于王子阳职务和牺牲时间的记述：“其中王子阳同志曾经担任过抗联三军的一师的一个师长，是一九三七年，在木兰光荣战死了的。”[22]

综合论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日军731细菌部队的受害者王子阳是经过我军的救治痊愈后，加入抗日队伍的，并成为忠贞的抗日战士，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最终于1937年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注释：

[1]《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转自《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23页。

[2]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页。

[15] [日]青木富贵子：《731—石井四郎及细菌部队揭秘》，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3][4][5][6][7][8]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市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167页，第168页，第168页，第168页，第169页，第170页。

[9][13][14][19][22]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青年出版社1946年版，第82页，第82页，第83页，第87页，第87页。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第217页。

[11][12][18]《青海省中医院张险涛大夫回忆录—赵一曼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有关革命斗争事迹》（未出版，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藏）。

[1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市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第45页。

[17]刘枫、刘颂鸾：《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20]郭喜堂采访老战士兰会田笔录（藏于鸡冠山抗联密营遗址纪念馆）。

[21]黑龙江省档案局、黑龙江省档案馆：《赵尚志百年》（画册），第51页（黑龙江省档案馆内部资料）。■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