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吏治极为重视，委以重任的高官大吏数以百计。其中，清代最后一任吉林民政使韩国钧走过了与其他人不同的道路，最终成为抗日民族英雄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以85岁高龄为国捐躯，被陈毅誉为“民族抗战之楷模”。

清寒为人  廉正为官

韩国钧字紫石，后世多称韩紫石，1857年3月29日生于江苏海安。幼时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在二姑母的养育下读书成人，其间曾亲眼见过途经家乡的左宗棠，并通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1877年应试考取秀才，次年中举人，1889年步入仕途，在河南如皋县入幕（即担任师爷），并参与黄河郑州段治理，此时已有廉洁声名。1892年在河南就任候补知县，后转任按察使署督审局谳员（相当于今日法官），在参与审理“藩司长远帆禄参案”时，细心取证，秉公执法，以七品小吏，终将“从二品”大员藩司的亲信绳之以法，藩司本人也因此丢官。由此名声更加响亮。

1894年至1901年，韩国钧历任镇平、祥符、武陟、永城、浚县等地知县。他任职期间详细考察各地实情，绘制地图，编制户籍，与当地老农一起改良田亩、发展商贸、兴办私塾，曾一夜之间审案26件，还亲率团练夜巡县城，出城剿灭土匪。经过韩国钧的辛勤操劳，河南百姓的生活负担总算有所减轻，“韩青天”名闻中州。后来离任镇平县时，当地百姓万人空巷夹道相送，争相为“韩青天”抬轿，因人多拥挤，竟使轿子险些翻倒。

1898年3月至1899年3月，韩国钧担任河南铸钱局总办兼官钱局帮办，成为河南金融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期间，他颇受河南督抚赏识，亦受到清廷嘉奖，1898年12月被赐以进京晋见慈禧和光绪的机会，却因政务繁忙，直至1900年2月才启程赴京，途经天津时遭义和团阻挠不得已而折返。不久，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相继失陷，慈禧挟光绪帝逃亡西安一年。1901年，韩国钧又以候补道员身份，在河南参与迎送慈禧和光绪返回北京，并向慈禧进贡寿礼，慈禧回京后，韩国钧又护送贡品进京。在两次晋见中，慈禧给予韩国钧“此吏甚会办事”“汝做官甚好，疆臣多保奏者”的好评。

因慈禧的赏识，韩国钧于1902年4月升任道员，到开封担任河北矿务局总办兼交涉局会办。此时已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清廷的“筹办新政”也不外继续充当“洋人的朝廷”，并为贪官污吏多创造一些中饱私囊的机会而已。虽然当时仍为清廷臣子的韩国钧不可能认识到这些，但对于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他是深有感触的。尽管如此，韩国钧仍然尽全力为河南百姓谋福利，他设法广种树木、改善卫生（主要是食用熟肉、人畜分住、处理便溺等），提倡“新学”和职业教育，创办蚕桑实业中学堂和“志学会”，对学生的提问一一书面答复。此时的清廷正将铁路和采矿作为“新政”重点，外国资本家也以不平等条约为保护符扑向地处要冲而又资源丰富的河南。其中英国“福公司”一马当先，掠夺了道口至清化铁路的修筑权，并与清廷贪官污吏合组“豫丰公司”以朋比分肥。面对如此烂摊子，韩国钧毅然谢绝了“豫丰公司总董事长”的引诱，与“福公司”进行了长达3年的严正交涉。在征购铁路用地时，英国资本家曾以“一亩地五角钱”计算，向韩国钧行贿4万元，当时城市中每人每月伙食费仅需两元，然而此举遭到韩国钧的痛斥：“韩某非图贿者，汝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英国资本家又策动清廷大员施加压力，也被韩国钧顶回。经韩国钧力争，英国资本家被迫增加地价，沿路乡民利益因此多有保全。与此同时，韩国钧不辞辛劳，多次巡视铁路沿线工地，向民众宣传修筑铁路的好处。一年后铁路建成时，韩国钧又苦口婆心劝谕乡民，制止了“通车时以人血祭路”的陋习，保全了无辜者的生命。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道清铁路建成后，因经营惨淡，英国资本家又借“售路”之机，向清政府漫天要价，实则是把自身损失转嫁给中国人民。韩国钧对此坚决抵制，在詹天佑的协助下，于1904年底至1905年初与英方交涉，为中国挽回经济损失近14万英镑。随后，韩国钧又经数次唇枪舌剑，挫败了英国资本家掠夺河南矿藏的阴谋，为“凭心公司”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争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在此期间，韩国钧还绘制了《十九省筹还赔款表》，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凄楚的历史见证。

两任东北  救国救民

1905年10月至12月，韩国钧受清廷派遣赴日考察90天，感受到教育和实业的重要性。两年后，韩国钧应清廷盛京（沈阳）将军赵尔巽之邀，于1907年2月抵达沈阳，就任奉天交涉局局长兼开埠局局长、农工商副局长、农工商务部特派奉天商务议员，一身而兼四职。是为韩国钧首次来到白山黑水。在任期间，韩国钧先后处理了日人枪杀华人案和日本掠夺抚顺矿藏案，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总算做到不失主权，并为被害华人争取到了日方的道歉赔偿。开辟沈阳西关商埠时，韩国钧与英美领事据理力争，虽不得不答应英美方面的一些经济特权要求，但他坚持“主权所涉无商讨之余地”的原则，没有把沈阳西关变成新的“租界”。

韩国钧第一次在东北任职仅半年，就因赵尔巽调任四川而随之去职。1907年6月至1909年10月，韩国钧先后供职于河南和广东，并于1908年10月9日再次在颐和园朝见慈禧和光绪，其时距他们二人去世仅一月。

1909年10月，韩国钧奉旨再次执掌奉天交涉司，12月23日抵奉天（沈阳）就任，此次在东北任职4年。就职后不久，韩国钧遇到20世纪以来东北最严重的一次鼠疫蔓延，当时鼠疫死亡已6万人左右，蔓延遍及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趁火打劫，以“防疫检察”为名，企图在东北遍设日本警察，甚至要求日本警察有权任意搜查中国民居，并不经清政府同意，单方面在奉天设立由“关东州”（即旅顺大连）殖民当局、日本警察署和南满铁路拼凑的“联合防疫局”，以进一步扩大侵略，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局，韩国钧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亲赴疫区，组织英籍名医伍连德（即今盛京医院主要创始人）等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患者，减少死亡。为尽快结束疫情，韩国钧还毅然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主张尽快火化死者遗体，以免病菌扩散。经过5个月的拼搏，至1911年3月1日，终于实现了疫情零死亡的目标。

在全力防疫的同时，韩国钧对维护国家主权也毫不放松。经他据理力争，终于在“烦难百端”中，将日方单独设立的非法“联合防疫局”改为中日合办，随后又扩大为有各国医疗人员参加的“万国防疫委员会”，有效地遏制了日本侵略者借口“防疫”的胡作非为。在此期间，日本领事馆人员和侨民感染鼠疫，亦被韩国钧派遣医务人员救治，得以幸免。为此，日本天皇授予韩国钧三等旭日大绶章，并赐以短剑一柄。

疫情得以控制后，1911年3月，韩国钧奉清廷外务部之命，领导东三省防疫事务所发起召开“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参会者来自中、俄、美、日、德等11国。韩国钧组织绘制的《东三省防疫图》被作为会议文件分赠与会者。俄国医学专家扎巴罗尼博士盛赞：“不对疫情地理洞悉者，不具相当专门知识者，是不能绘就此图的”。

因防疫有功，清廷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韩国钧请赏。韩国钧辞谢曰：“以耗吸国家之金钱，踏损人民之生命，求官取财，自问有愧。”1911年9月，清廷赏赐韩国钧一品顶戴，升任吉林民政使。

恬淡处世  造福乡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身为清廷要员的韩国钧未参加镇压革命的任何活动，客观上减少了革命的阻力。1913年1月6日，他辞职还乡。国民党人发动的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韩国钧参加了袁世凯政府，1913年9月6日就任江苏民政长，后调任安徽巡按使（系民政长改称），其间曾向袁世凯据理力争，争取款项180万元，抚恤在“二次革命”中被袁军和张勋“辫子兵”蹂躏的南京人民。这一时期，韩国钧还顶住军阀倪嗣冲的压力，设法平反冤狱、惩治酷吏、废止肉刑，却终为军阀所不容，无奈之下于1915年9月告老还乡。之后，袁世凯极力笼络韩国钧，多次赏赐衣食物品和寿字对联，并授予“二等嘉禾勋章”，三次赐见，意图拉拢。但韩国钧对袁帝制自为和清廷遗老的复辟活动均持反对态度，坚决拒绝了袁世凯称帝的开路先锋“筹安会”的拉拢，而且在袁世凯拼凑伪“国民代表大会”、制造“万民拥戴”假象之际，愤然致函痛斥：“民意共和，而代表意君宪，天下鲜见。民国初建，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帝制自为，置道德信义于不顾，岂能安天下之心”？由此被袁列入“黑名单”，并禁止出行和通信，软禁于家乡海安。

袁世凯死后，韩国钧于1922年和1925年两次出任江苏省长，参加了中山陵的最初修建工作。军阀混战时期，韩国钧感到不能为民造福，却沦为军阀的工具和玩物，终于1925年9月再次告老还乡，蒋介石上台后曾派钮永建邀请韩国钧出山，亦被拒绝，日以读书写字为乐。

从1916年到1937年，韩国钧除两次担任江苏省长外，把主要精力用于家乡公益事业。他积极筹建平民工厂，并将自己七十寿辰所得礼金8000元购地130亩，捐与平民工厂，以解决贫民生计问题。同时致力搜集整理家乡文史资料，于1919年刊印《海陵丛刻》，收集宋元明清文献23种67册，1932年又主持撰著《吴王张士诚载记》一书，记录了元末农民起义的一段历史。

海安地处苏北沿海地带，在旧中国腐败政治下，水利年久失修，水患连年。韩国钧以衰迈之身，领导家乡父老防治水患。1921年8月中旬，洪水肆虐五昼夜，韩国钧和中国民族资本家第一人张謇亲自日夜巡查堤坝，当时民众对泄洪意见不一，韩国钧和张謇认真查勘水情，力排众议，决定在东台王家港泄洪，保全了昭关坝良田，次年获得水稻丰收。11月，韩国钧和张謇又主持了王家港修复工程。次年韩国钧出任江苏省长后又逢洪水，遂拨款20万元救灾。1931年夏洪水再发，倒塌房屋260万间，死亡77000余人，当时正在北平的韩国钧向张学良募捐20万元后，立即回乡救灾，以七旬高龄出任淮扬水灾善后委员会主席，奔走于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邀请留德水利专家郑肇经修复堤防，并向宋子文、叶楚伧（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等“党国要人”募捐钱款、棉衣、种子等救灾物资，其间在泰县县府不慎跌伤，险些致命。在修筑防洪堤坝时，国民党军阀顾祝同趁火打劫、敲诈勒索，韩国钧痛斥：“工程人员是请来的，不是招标包工，经费应实支实销。要包要赔，由国钧一人承担。”将其顶了回去。

海安自西汉以来即有盐业之利和盐业传统。1919年，韩国钧奔走苏北各地，创建了泰源盐垦公司，随后建立了小型测候所（气象站），为当地妇女特别是职工家属建立了织布厂，织机最高时达200余台，在公司专家和工人的努力下，棉花亩产最高达到50斤，全年最高产量6000担，食盐年产最高10万担，垦荒种粮也有成绩。1932年，韩国钧甚至明确要求公司经营“拟仿苏俄集团农场办法”，实属难能可贵。公司所在地东台曾为韩国钧建立长生祠，碑文中有“海安韩公，明足以察闾阎之苦，力足以遏奸宄之萌；言足以重官府之信……歌功颂德，不足以报，于是建长生祠以寿公”的词句，至今犹存。1938年因日寇入侵公司破产。

抗日联共  高风亮节

七七事变后，韩国钧力主抗日救国，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丧师失地，韩国钧喟然长叹：“家在哪里？！国在哪里？！”感于“朱毛两君于晋北一带多所助力”，韩国钧对共产党、八路军日益仰慕。1939年后，陈毅和粟裕率领新四军挺进苏北，重创日寇，韩国钧为之兴奋不已，指出：“新四军不贪财，不讲情面，打了胜仗，新四军有希望。”1940年春，经韩国钧旧友、抗日爱国将领李明扬（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爱国工商业者陆小波（新中国成立后任民建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介绍，陈毅登门拜访韩国钧，二人畅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大义，历数“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的教训，痛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等“通如靖泰四县数百万居民亦岂能以异民视之？而竟宣布经济封锁、经济绝交”的行径。韩国钧深受感动，当即手书一联赠与陈毅：“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韩国钧的拳拳爱国之心，加之他“以颜骨而兼欧法，八十高龄，握笔而有挺秀圆润之致”的书法艺术，深深打动了陈毅，当即回赠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以后的事实证明，韩国钧无愧于陈毅的评价。

经过与陈毅的晤谈和通信，加之亲眼目睹了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不同表现，韩国钧更加坚定了“本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不使内部摩擦”的意志。他致函陈毅：“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痛心之言，闻之泪下！今日为大局计，抗战逾三年，方在谋最后胜利之时，惟有本台端力求合作，奔走和平，纾解内部误会之训言，一致对外。”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交往和威望，以八旬高龄奔走于苏北各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但顽固派韩德勤玩弄两面派手法，“防共、限共”依然如故，韩国钧得悉真相，怒斥：“堂堂政府官员，不忧于国，失信于民，成何体统！”并向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国民党爱国将领，1949年率部起义）等部军官揭发真相、晓以大义，希望他们与共产党新四军合作抗日。1940年夏季，在接见陈毅派来送信的钟期光（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上将军衔）时，韩国钧明确表示：“你们有兵、有枪、有地盘、有好主张，人民拥护你们，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我有一个小小的保卫队，十几条枪，都交给你们，外敌入侵，要举国抗敌，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1940年9月中旬，面对顽固派韩德勤的重兵进犯，韩国钧受陈毅委托，在海安私宅小花厅举行苏北和平座谈会，为顾全一致抗日之大局，陈毅毅然决定让出已被新四军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交通要道姜堰，但韩德勤一意孤行，继续进攻新四军的唯一根据地黄桥，遂于10月初引发黄桥之役，结果韩部被新四军歼灭万余人，军长李守维、师长翁达毙命。苏北抗战由此进入新的阶段，10月底，韩国钧主持了苏北和平谈话会，陈毅和其他各界代表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最后韩国钧起草了4项临时办法和8项改造苏北事宜。主要原则为一致对外、清匪除毒、改善民生、发扬民权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大江南的一次成功的统战工作，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会后，韩国钧和李明扬还联名致电重庆，推荐陈毅出任战区副司令，以求“统一指挥，分区抗敌”。

经过黄桥战役，韩国钧更加明确地站在共产党新四军一边。1940年11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会师，稍后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苏北，均前来拜访韩国钧。苏北党组织、部队和根据地的许多会议也在韩公馆举行。刘少奇、陈毅、粟裕及夫人楚青等均曾下榻于韩公馆。刘少奇还邀请韩国钧一起听取苏北党组织和部队的工作汇报。韩国钧盛赞：“陈总指挥对顽固派敢谈、敢让、敢打；斗争有理、有利、有节。韩德勤也好、日本鬼子也好，都不是陈总指挥的对手。有共产党在，有陈总指挥领导的新四军在，我老朽稳坐苏北这个‘钓鱼船’了。”

1940年11月，苏北根据地临时参议会举行，刘少奇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韩国钧等爱国民主人士的作用。韩国钧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被选举为名誉议长，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救国的百忙之中，韩国钧还撰写了《止叟年谱》和《永忆录》，记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以身殉国  功在千秋

韩国钧虽为团结抗日竭尽全力，但终究不能改变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1941年1月，蒋介石以皖南事变的枪炮，回答了韩国钧苦心设计的苏北抗日蓝图。日寇汪伪向苏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扫荡”，2月16日海安沦陷，日寇大肆屠城之余，将韩国钧毕生经营的平民工厂夷为平地。所幸广大乡村在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下，“乡里不惊，村居安谧”，韩国钧多少有所慰藉。其间，苏北行政委员会赞誉韩国钧为“抗战遗老，功在国家”，决议拔公粮作为韩国钧生活费，韩国钧致信感谢，鉴于根据地财政困难，答应只收半数。他原本有食不厌细，日用鸡汤的生活习惯，面对困难形势，主动将一日三餐改为山药蛋和稀粥咸菜。

韩国钧以高龄避居敌后，实际等于转入地下斗争。党中央、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对此极为关怀，陈毅和黄炎培精心安排了将韩国钧转移至香港的准备工作，但韩国钧深知“以今日日寇南侵之速，华东不保，华南亦是危在旦夕，香港虽为英属，战争疯子，哪有君子协定”，决心在万不得已时血染乡土。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拉拢韩国钧，委以重庆要职，但经过皖南事变，韩国钧对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予以严词拒绝。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之余，竟不顾民族大义和社会舆论，通过汪伪将韩国钧的隐蔽地点出卖给日寇。韩国钧遂于1941年9月13日落入魔爪。

得悉韩国钧到手，汪精卫亲笔手书伪江苏省长的委任状，派伪国府秘书长兼“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七十六号”特务头子、大叛徒李士群亲见韩国钧“劝进”。苏北各县日酋伪官更是一起出动。面对群魔，韩国钧大义凛然，将汪精卫手书的“委任状”掷之于地，踩在脚下，痛斥登门汉奸是“卖国贼、亡国奴”，将其逐出门外，责令日酋立即停止烧杀奸掠等暴行，并不得妨碍徐家庄及附近村民自由出入。日寇要求韩国钧参加汪伪的“和平运动”，效力于“和平反共建国”之伪业，韩国钧答：“我与你们日本人不通来往！”日寇又要求韩国钧在日军“保护”下回海安，意在以韩国钧的名望“宣抚”民众。韩国钧斥曰：“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东台日军司令官山崎达马强令韩国钧赴南京朝见汪精卫并就任伪职，韩国钧坚定地回答：“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也不当一天亡国奴！”山崎兽性发作，以手枪指挥刀相威胁，韩国钧冷眼相对：“我刺刀见过，枪也见过。今天，你们杀也杀在这里，打也打在这里，我一步不跑！”随即进入内室，取出当年日本天皇御赐的短剑，责令日酋以此剑动手，并说：“老夫砍头当抛帽！”日酋见状惶恐退下。

泰州日寇旅团长南浦襄吉之父当年在奉天（沈阳）任日本领事馆参赞时曾感染鼠疫，经韩国钧率医务人员抢救得以存活，于是南浦襄吉也亲来“谒见”，试图以旧情软化。韩国钧答道：“吾八十老翁，死何足畏，谄敌图生，誓不为也，请即枪毙！”南浦襄吉黔驴技穷，又以“晚辈礼节”请求题字。韩国钧抚今追昔，心潮起伏，手书金代诗人元遗山“日月尽随天地转，古今谁见水西流”一联相赠。劝降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惊悉韩国钧陷敌，党中央和新四军重建军部、陈毅和刘少奇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新四军陶勇所部日夜兼程，准备强攻徐家庄。并通过地下关系将此事告知韩国钧。韩国钧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关怀深表感激，但他清楚地知道，在劝降失败后，自己已成为日寇聚歼新四军的“诱饵”，且一旦刀兵相见，徐家庄难逃日寇“三光”之灾，遂令身边亲属送出密信，谢绝营救。此后，韩国钧自知脱身无望，即拒绝饮食医药，决心殉国。

1942年1月23日，韩国钧已至弥留之际，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口授遗嘱，令侄子韩同记录，待身后发给重庆国民参政会。文曰：“国钧不幸被日军包围，誓死殉国，命垂旦夕，年逾八旬，死何足惜。惟愿两党团结，共御外侮，恢复大业。黄河不塞，下游其鱼，苏皖天灾人祸，杼轴已空，大军砥定之日，应解苏民困厄，区区之诚，尚祈采纳。”又嘱咐亲属：“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才济济，你们应该与他合作。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开吊，违此者不孝。”随后瞌然长逝，享年85岁。

2月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重建军部联名发出韩国钧讣告。噩耗传出，陈毅、刘少奇和苏北人民都悲痛万分。陈毅手书悼念诗文，赞誉韩国钧“信任我党我军，赞助民主，毁家纾难”，是“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的新型士绅。悼诗中有“数通函电存遗爱，百代人群沐德施”之语。待反“清乡”胜利结束后，苏北各界于1942年5月5日举行了近千人参加的韩国钧追悼会，陈毅致悼词长达一小时之久。刘少奇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均致送挽联。追悼会持续4个多小时，有力地鼓舞了苏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2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蒋介石致韩国钧亲属的唁电，赞誉“紫石先生矍铄，盖世耆贤，斥寇氛于海隅，伸大节于暮齿，腾霄正气，举国钦崇”。何应钦、叶楚伧也发来唁电。国民党当局还许诺待抗战胜利后为韩国钧举行国葬。实则不过是收买人心的官样文章。随着韩德勤的一纸“韩国钧通共断送国军”的告发信，国民党当局顺水推舟，将“国葬”降格为“公葬”，实际丝毫不予过问，至于同时许诺的治丧费、褒扬令、国史馆立传等等，也全都成了永远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为纪念韩国钧，海安县一度改名紫石县。韩国钧的陵墓于1948年由中共苏北党组织和民主政府修建，墓门上镌刻“江淮柱石”。1982年以后又多次修缮。新中国成立后，韩国钧的亲属家人一直受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关怀。张爱萍为韩国钧故居题写了门匾，陈毅和粟裕的后人也拜谒过韩国钧故居。韩国钧的通信集《朋僚函札》于2006年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电影《黄桥决战》中的爱国民主人士欧阳紫石，就是以韩国钧为原型的，以后又拍摄了电影《韩国钧》。并编写出版了《韩国钧：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韩公馆》《海安胜迹录》等图书。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韩国钧又被列入第二批重点抗战烈士名录。■

（责任编辑 樊燕）